袁：对贵校的情况不了解，只能够讲讲我的感受。我自己管理过一个学校，另外接触过一些学校的领导。我最近有个感受，今年我去了一次香港，在香港大学龙应台搞了一个文化沙龙，第二天香港中文大学以我为主来讲，我讲的恰恰是传统文化问题，对当前一些传统文化的现象，讲了两次，令我大吃一惊。第一次在香港大学是在晚上，四五十人参加，层次都很高，其中有香港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学院的院长，也有校外的知名人士，大家很平等地交换意见。第二天我在中文大学的沙龙主讲，那天来了六十几人，出乎意料的，香港大学的一个副校长来了，中文大学的校长来了，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听，一直到听完，就走了。还有很多教授、很多同学。主办人跟我说，袁老师，在我们这儿校长来是很平常的，你就把他当做普通听众就行了，不要以为他是领导。所以我想，管理一个学校，严格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重要的，但是核心在哪儿？核心就是你自己首先是现代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校长跟教师学生都平等相处，尊重他的人格，然后好好交换意见，我想这样的学校没有管理不好的。这是我的体会。
问题6：我不是教师，是一名商人。你是一个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我想请你说说，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还有，中国现在的教育方式适合世界发展吗？
袁：中国人跟世界任何国家的人、任何人种相比，不比人家优秀，也不比人家差，是很平常的人。但另一方面，应该很痛心地看到，现在中国人的素养，从文化素养、政治素养，是比发达国家差一大截。这不是人种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我刚才讲到，网络上为什么那么多人随便攻击人诽谤人的现象。这在正常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举些例子，我1987年第一次到美国，早上散步见到两个现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见到不认识的人他主动和你打招呼，到处都是这样。第二个，有一次我看人家带着宠物散步，狗大便了，那个老太太马上拿出袋子，将狗粪便收得干干净净放进她的口袋。但是，我住的中大学校宿舍，当我的小孙子见到楼上的姐姐说姐姐好，那个姐姐居然没有反应……我认为这都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
我到英国国会看过，有一个现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英国议员辩论的时候也是很随意的。因为有时辩论太长了，有时议会就会跑去吃东西、喝咖啡，但到最后，没有人会骂反对方的人，一定到辩论的最后说声谢谢。我到各个大学看，也碰到一些人一定要跟“中国来的共产党”辩论，一些香港学生提醒我，跟他们交流有一条很重要，不要输了风度。道理如何是一回事，人家听不听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风度，有没有礼貌。假如没有礼貌，就会被说成没有教养。无论辩论过程怎样，发言当中始终不会伤害人家的自尊和人格。我认为这条是重要的。我们教育，要教会中国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一定要很懂得礼貌，懂得正确地对待人，与别人平等地相处、文明地相处。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现在的教育方针政策很多错误。教育不怎么样，很多东西不太合格，有些明明错了他也不改。比如政治课、历史课上的话。你一讲还说政治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各个学校的教师和校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要是我做教师，一方面，我教会学生怎么应付考试、背的要点之类，那些是很低能的，记住要点发挥就行了；另一方面，我会很注意培养学生真正的能力，怎么掌握知识，掌握研究方法。另外基本知识和技能一定不放松，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一定要有很扎实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比如英文，把课文背下来就行了，但你要同时教会他观察社会、观察事物的方法，同时研究问题，寻找知识的方法，如何利用图书馆等。这些教会他，他就会自己拓展知识。现在骂教育部，但另一方面你不要等他改，也不要冤枉它不想改。其实它想改，我表扬过它一次，例如今年它打算派一千个教师去美国学习，那个就很正确。如果等不了你就自己努力去改，我想你们现在的方针和方法已经比人家高出一头了，继续努力下去，可能就比人家高很多，成为真正的名校。
问题7：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面对身边很多荒谬与不公，你是如何保持内心的坚定和乐观的？
袁：我是“80后”，现在仍是八小时工作，早晚都在工作。
我不看电视，天天走一万米。平时休息就听听音乐，有时看小说。
去年发了四十多篇文章，今年到现在为止二十来篇。与人相处，一方面要平等相待，要尊重人家；另一方面力求站得高一点。在当代中国，一切问题都是社会转型的现象。比如你骂我，诽谤我，造谣攻击我，我会想你那么蠢，连现代社会的入门你都不知道。我如果回答你和你交手，那是降低了我的身份。我根本不用理，就是鲁迅讲的，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值得花时间和你纠缠。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回答，就阐述自己的观点，用事实说话，让读者去判断谁是谁非。假如遭到其他强制力的干扰，也要平和理性，保持乐观，据理力争。你自己站得高，认识到这个社会是转型社会，冷静地观察一切现象，碰到什么问题都不要冲动，想清楚再行动。人家问我有没有受到压力，我说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全世界四十多个媒体访问我，我都说，谁都不理我，我也不理人，跟朋友照常来往。自己没有任何错误，为什么要为别人的荒唐折磨自己？
问题8：我们知道很多专家教授到处走穴、做讲座。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报告，北大留美回来的一个院士，在评中国院士时落选了。请问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学术界、科学界的这些现象？
袁：由我来评判这个问题不太合适，因为我对中国学术界了解很不全面。这样讲会讲错。但我想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有相当多的人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的，无论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乃至社会媒体、研究机关，一大批人都在埋头苦干，在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但另一方面，有人利用转型期的弊端做一些不好的事，对这些，我想，要是侵犯到其他公民应有的权利，应该提倡理性的反抗，据理力争，甚至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要走极端。我赞成理性的反抗。另外，除此以外，对那些歪风邪气还是应该批评和抵制。
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百家讲坛22期
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主持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山大学的袁伟时先生。袁先生是着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也是非常着名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非常有良知、有责任感、有胆量、有勇气，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的社会批评家。他们的工作影响着中国变革的进程，用袁先生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心热眼明，俯览纷繁世事，不怕鬼，不信神，遇事寻根问底，讲话有根有据。这就是一个平凡人深知自己所知不多，却流露出自信微笑的奥秘”。这是袁先生的一个自画像，从这个自画像我们分明感到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但实际上袁先生今年已经八十大寿了。许多跟袁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并没有自吹自擂，年过八十却中气十足，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让人感染的是他的质疑、批判的激情，他与年轻人交流起来没大没小，全无半点老态，有三岁之翁，有百年之童。所以亲眼见到袁老先生，才知道这句西方谚语的精到。
袁先生的学术理念，应该说很早就形成了。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当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曲折和教训中充分汲取教育，学术和盲信势如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写在纸上。”这段话是1985年写的。关于袁先生的学术成就我就不做介绍了，今天袁先生的题目是《国学热当中的几个争议问题》。演讲结束以后，如果袁先生愿意，我们可以留有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做一个交流，大家愿意和袁先生请教、交流、PK，都可以。下面掌声欢迎。
演讲部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非常高兴来到华师跟大家交流。刚才扈老师的介绍有很多溢美之词，我不敢当。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论问题。这个提纲比较长，而且后面附了很长的资料，可以留下来大家用。
我把英国13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全文附上了，另外还有一个司马光写的《司马氏居家礼仪》也附在后面。两个文件产生的年代差不多，13世纪是南宋，司马光稍微早一点，他草拟了他的家族应该遵守的礼仪，在中国的族规中很有影响。
今天讲的是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大家过去注意的是一些经典。但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讲国学，讲中国传统，它不是理论问题，实际生活怎样，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将这几个文件附在这里，你们可以下载。
第一个问题，国学热的兴起。
现在国学很热，具体表现在哪？我想，很突出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惊动国内外。另外这个国学热很特别的一点，过去是由国学派，以蒋庆为代表的国学派提倡国学，这不奇怪。另外还有新左派，一方面骂帝国主义侵略，要反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讲中国要继承传统文化。这些人以汪晖、甘阳为代表。甘阳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中华的是儒家，人民的要求是搞社会主义，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新左派的意见。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儒学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要是这个论点成立的话，其他民族会怎么想？
更出乎意料的是过去大家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一些人也出面提倡，而且走得很远。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时事评论员秋风，他做时评的时候坚持自由、法治、宪政，做得很好。
他现在说这个宪政、法治孔子开始就有了。有一次我当面对他说，你做时事评论做得很好，我很佩服；但一讲传统文化就喝醉酒了，不靠谱。秋风是最突出的，除他以外，还有一批人走这条路。我很奇怪。
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他们的中西学养都较高，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深厚，1958年他们发表一个宣言，影响很大。他们力求在传统文化当中寻求跟西方文化沟通的切合点，而且按照他们的想法提炼出所谓中国特点的东西。
但是几十年后，实践证明，他们的立论经不起反驳，后来变成港台知识分子小圈子中自娱自乐的一个学派，做博士论文、写书，表面上热热闹闹，社会上始终没有太大影响。现在我们大陆的一些学者，比较年轻一些，想超越牟宗三为代表的这些大家，另外搞一套更厉害的，冀图拯救世界的一套理论。
我的提纲列举了国学热的五点原因：
1.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中蔑视传统文化的反弹。
2.塑造新意识形态的冲动。
3.政治体制改革困局中的挣扎。
4.对宪政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误解。
5.经济状况改善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傲气。
其他不用说，最后一点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财大气粗了，人们认为中国不但经济上强大，文化上也应该成为大国。这是非常好的愿望，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真正繁荣昌盛？这个主张与某些人长期压抑的民族主义情感正好融合了，小年轻们感觉很痛快，现在该轮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所以很适合大众心理。
在国家博物馆门口竖立一个孔子像，不少人叫好。但是稍微了解中国历史，就会感觉到这是比较愚蠢的一个举措。错在哪里？
世界各国都为自己原创的思想文化骄傲，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轴心时代”，那个时代各个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独创的东西。但春秋战国时候，中国文化所以值得骄傲，是因为百家争鸣，应该反映出中国当时多元、自由的文化状况。假如由我来设计在天安门竖立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塑像，除掉孔子外，还应该有老子（孔子的老师，曾请教过的）、庄子和墨子等人。那样就能说明，当时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战国时代，孔学和墨学两大家，都是显学。按照陈寅恪的讲法，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化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儒学，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士绅阶层影响最大的是老庄和释家。知识阶层，思想上常常向老庄和佛学寻求解脱。除了在官场，在社会生活中要履行儒家那套以外，思想文化方面领域是老庄和佛学影响大。没有老庄，没有墨子，这是歪曲中国传统文化。
另外，中国要在街头树一尊塑像一定要得到官方认可，怎么设计应该有官员审查和点头。那个雕刻家和背后拍板的官员，将孔子塑造成帝王气概，九五之尊，又是对历史文化的大歪曲。
孔子的最大官衔是“文宣王”，唐玄宗封的。到明朝朱元璋时候，将文宣王的帽子摘掉；一直到清代，孔子都是“至圣先师”，没有官位。到后来，将他捧得更高——九五之尊，把皇帝的架势摆出来，岂不是歪曲了孔子的形象？孔子是思想家、很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不将他塑造为追求自己理想坚持不懈的民间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硬要弄成皇帝的架势？这是歪曲。
两大歪曲归结为一个信号：有人力图将中国的思想文化引导到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就是一个以儒学为指导的一元化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而我们要求的是，恢复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自由的文化，那样才有利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振兴。
这里有个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才叫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不是将《四库全书》多印几遍，人人读“四书五经”。
要是这样就行了，那就简单了。但这样还是个个拜倒在孔子脚下，那是没有出息，不叫复兴！我们需要的文化复兴，是在中国产生一大批能够引导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巨星和巨人。这一定要有个自由的环境，多元的局面，千万不要由某个人去指导或领导。一个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要创造自己的学术和理论体系，需要指导吗？要是你能指导，你就能做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了！你不是，却来指导他，这不是开玩笑！年纪大的老师大概知道，中国有个非常受尊重的演员叫赵丹。他在去世之前说，你们不要来指导我，不要教我怎么演电影！当时有人比他更能演电影吗？那些文化部长、电影局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