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制度缺陷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不可能为新的司法制度储备相应的人才和道德风向，使问题更为复杂和严重。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部长，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老百姓认为由那些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并有足够的经验和职业道德熏陶的法官组成的表面独立的法院，反而不如传统的由行政官员兼理司法来得公正。于是，有些地方只好暂时撤销法院，依旧由县太爷等行政官员审理案件。靠这样的司法系统去保护公民的自由，不啻缘木求鱼！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固然肆意践踏法治，打着护法招牌的南方政府也是一丘之貉。在20世纪的中国，从国务院的总长到国家元首的人身自由尚且得不到切实保障，遑论平民百姓！
第二，民间社会备受摧残。
由开明的统治者恩赐的自由是不可靠的。随意给予的，亦可随时收回。清末特别是民初中国人所以能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决定性的因素是民间社会力量强劲并在继长增高，牵制着统治者不敢轻举妄动。可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蓄意控制民间社团，取缔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情况就每况愈下了。新中国成立，独立的民间社团被彻底摧毁，私营经济被铲除，个人自由被目为必须坚决清除的“资产阶级”病毒，中国人一一被迫成了“驯服工具”，去哪里寻找有充分个人自由的国民？
第三，“革命”的误读和迷恋。
20世纪特别是1927年以后的上述失误，从认识上说，与对“革命”的误读和迷恋息息相关。即使是真正以身许国的革命者，他们对民主、自由也往往停留在美好向往，而对其思想和制度内涵缺少系统、深切的研究。他们把夺取政权和领导权等同于革命，一个经典的说法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仿佛权力到了自己手上，天下从此太平！反对者要是掌握了权力，神州就会陆沉！连篇累牍的“革命文献”不过是夺权秘籍，说几声自由、民主不过是争取民众帮助自己夺权的策略。
出于对革命就是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误读，国民党祭出的法宝是把党团扩展到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社会各个角落，后来是恢复传统的保甲制，冀图从组织和思想两个方面严密控制一切，以免异己力量威胁和夺取已在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是说1927年以前的民国政府还保留着三权分立的架构，打从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后，便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建立“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与此同时，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则把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殆尽。于是，具有现代公民权利的国民就在中国大陆消失了。
对革命的又一误读就是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首倡者是孙中山，后继者亦步亦趋。回首百年中国，其是非得失已经洞若观火。
《临时约法》规定的个人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中国农民不是至今仍然受到不能自由迁徙的困扰吗？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牢牢钉在狭窄的家乡土地上？1958年“大跃进”带来大饥荒后，为了集体利益——渡过难关，城乡户口彻底分离，农民要进城自由谋生就比登天还难了！
《临时约法》规定的个人自由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宪政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宪法1791年生效的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赔偿，不得占为公有。”在所有现代化国家，这些内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国家存在、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为什么还有几千万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解决最低限度的温饱问题？为什么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一再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更高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还是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最深层的原因就是“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个个人自由一再被剥夺。
官办垄断企业、打土豪分田地、“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化……冀图通过如此等等的革命行动实现“共同富裕”，收获的却是共同贫困。
从哪里失掉的，只能从哪里捡回来。要想让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民，根本出路在于逐步壮大民间社会的力量，坚持不懈让中国人懂得哪些是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自由权利，致力于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和健全法制和宪政，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
2003年8月26日星期二
刊登于《澳亚周刊》2003年10月号
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价值选择
——2006年6月12日在蛇口中远
集团的报告
主持人：我们企业开办“大家”讲坛，不是模仿电视台作秀，而是因为我们人生中总会面临深层次的人生导向和抉择，因此邀请社会上比较知名的大师，希望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得到能得到一些熏陶，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这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老师，袁老师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非常有建树，今天请袁老师讲的主题《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价值选择》，请大家欢迎。
演讲部分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价值选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机遇；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传统。现代化过程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第三个问题是个人的选择；讲这三个问题，我大致上讲两个小时左右，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提问，因为不知道，我讲的是否适合大家的需要，大家还想了解什么，所以就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我尽可能给大家解答，那样可能更适合大家要求。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机遇，我们讲个人的选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命题，中国怎么实现现代化，那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是一个有200年历史的老问题了，从19世纪开始，我们就碰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过程走得非常地艰难，一直经过200年，我们还是在奋斗。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艰难？这个很多人在探索，我们以后要走得顺当一点，有必要总结经验，所以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现代化？这个问题从世界范围里面来看，有很多很多解答、很多答案。可能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各地方都在积极计划，说我们这里要经过多少年就实现现代化，或者进入小康，这样的规划很多，深圳好像规划是五年，那他们有一个特点都是GDP作为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人均3000、5000美元乃至1万美元是否实现现代化了，那这些方面的追求很多，另外也有很多人，包括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制订很多指标，那这个指标包括各个方面的，比如总的经济结构应该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应该是比重要占多少这一类的东西，人流动性要比较大，城乡差别要比较小等等很多指标，有些有10个，有些有20个，这个在网上能够查到。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世界最先实现现代化的是西欧、北美。那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整个现代化的一个领导者？关键在哪里？有人说是由于他们实现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等等，那些都没有抓到要害，要害就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适合现代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创造性的发挥，整个社会的规划提供了最好的制度环境，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从中国的经验来讲，不要讲得那么远，就从19世纪开始，我们一直从国外引进工厂，引进各种各样的设备有很多了，但是一直都不行，一直碰钉子，关键是一个制度的结构上面，任何国家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都是从中世纪前现代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但是有些不行，原因在哪里？也就是在它的制度上。
究竟现代社会的制度特点主要在哪里？一个美国学者提出三条，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三条说得很简单，但是真正实现相当艰难，第一条就是市场经济，第二条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法制国家，第一个是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政治基础，第三条思想文化上，个人主义，或者说个人独立主义，就这三条，说得非常地简单，但是非常关键，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这三条就是一个社会自我更新功能的最强大的制度基础。
那首先从第一条讲起，为什么市场经济那么重要。很简单，中国搞建设搞得很多，200年的经验，真真正正发展得比较好的，大致上是20世纪头三十年和后二十年，一半的时间发展得比较好，中间的五十年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是浪费很大，损失很大。为什么这样？头三十年，他们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从清末新政，清政府真正开始改革，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那个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辉煌的一段，那一段为什么相当辉煌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总结了19世纪的经验，19世纪以后，将太平天国打败以后，从1865年开始，洋务运动，当时讲自强运动，那个自强运动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明治维新是1868年，还要晚两三年。那大家同时起步，最初起步的时候方法差不多，都是政府拿出钱来办企业，官办企业，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官办企业都是亏本的，政府负担不了那个这个，没有贴补这么多的钱，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办的企业一直到现在为止，大部分是办不好的，少数是办得好的，比如新加坡的有些企业，那是因为他们人口很少，是一个城市国家，并且都是大公司，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些企业办得不错。原来说法国有些国有企业也办得不错，但是后来也是包袱很多。那么全世界的各种企业比重大致上多少，平均是占10%左右，还有一些国家大概23%左右，那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比较多的20%、30%，中国那个时候就很多了，到现在为止，好像还占40%左右。那么1997年，文件上没有写，那个时候听说是提出一个目标，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降低到20%左右，但是这个目标好像还没有实现，特别是一些大的垄断的企业解决不了。为什么政府办企业就会办不好？我想大家知道肯定比我多，这个不用讲了。
那么反过来，私人办企业，为什么办得比较好？19世纪70年代，一个广东香山人，叫郑观应的，是孙中山的前辈了，他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来，私人办企业不用给他讲质量和市场，必然要精益求精，因为是身家性命所在，搞不好就破产，他当时提过这个意见，但是没有人听。而日本也碰到这个问题，财政支持不下去，但是怎么办呢？日本采取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国有企业卖掉，那卖掉的话也许会很便宜卖掉，包括现在还存在的三菱，三菱当时办轮船、交通，办船务，政府将他本身拥有的轮船卖给三菱，卖给三菱很便宜，还要继续提供很多补贴，当时是很大的工厂，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很大的风潮，到1880年，日本政府不为所动，还是制订一个国有资产出卖的办法，私人资本就发展起来了，这个国家就强大起来了，但是大清帝国，包袱很多，没有人敢做。所将国有的企业卖掉交给私营，当时有少数人提出这个主张，但是政府没有接纳。当时究竟要不要学西方，甚至要不要修铁路，都要辩论几十年，那样的一个状态，经过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感觉到中国再不变，就要完蛋了，结果就积极支持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与扩大老百姓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我们原来在19世纪想办一个企业，都要经过政府批准，甚至经过朝廷政府批准，那个时候政府最大量的有几项，第一是鸦片，除了鸦片以外，政府最多的是棉布，那很多人都讲，我们自己办纺织企业行不行，但是政府不批准，交通也很赚钱、轮船也很赚钱，但是政府就是不批准老百姓来干，那么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到那个时候才办，那个时候成立招商局，现在的这个招商局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个时候是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办招商局和轮船，以后各个省都办招商局，就是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那个时候是这样。
所以在20世纪前三十年，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算是比较好的，大家都说，中国现在年均的GDP，改革开放以来是9%左右，去年达到10%左右，今年初也是10.2%，结果大家就说过热了。但是就是抗日战争前期，光是从经济上来讲，国民党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是让大家自由发展经济，结果那个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多少呢？就是年增长7%、8%左右，这个是很高的速度，当时有一个背景，当时世界经济大危机，很多国家是倒退，倒退很厉害。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面就能够发展到8%左右，上海是远东的经济中心，那个时候香港根本不在话下。这样的一个状况，政府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市场经济自发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