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之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执政的五年。
1868年11月的大选，59岁的自由党党魁格拉斯顿获取全面胜利，这本身就说明在英国自由运动的再一次高涨。情况正是这样，在法国拿破仑的倒台和共和政体的建立之刺激下，整个欧洲自由运动突然变得比1848年以来更趋极端。在英国，从来被认为是属于下层阶级的宪章运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所热忱谈论。早期宪章运动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繁荣而暂时陷入低潮，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长期的繁荣已使工人丧失斗志，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劳动阶级。”但是这种繁荣所掩盖下的不平等、不合理随着时日之推移逐渐地凸现出来。到了19世纪中后期，宪章运动死灰复燃。现在，甚至连国会议员、博学的教授以及那些贵妇人也都明目张胆地宣扬起最具颠覆性之论调来，共和的论调到处泛滥，万国博览会广场正如建立之初有人所担心的那样，果真成了政治集会之中心，在那里成天有人在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君主立宪制不断地遭受着诘难与质问。
维多利亚首当其冲。一方面，她还无法从失去亲爱的伴侣的巨大悲痛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隐居，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前女王与阿尔伯特双双为国家奔波之身影，人们不能理解更无法容忍她对社会的“远离”。国家每年给皇家38. 5万镑的花费，而维多利亚拿它做了些什么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本《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制了上百万册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6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但她所得数额巨大的年金的其余部分，据条例所称乃供其“支付皇室的开销和维持国君的体面与威仪”。如今显而易见，亲王逝世之后，这两方面的开支必定大为减少，因此很可能出现如下结果：即每年有一大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她用，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而这笔私产据估算在500万镑左右。小册子的估算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但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但人们却由此确信，维多利亚绝对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她不劳而获，作为一名超级富媪已是无法否认之事实。据后来的统计，维多利亚去世前个人财富确有200万镑。由此，进一步的指责接踵而来，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那言下之意是什么？不是要废除国王吗？人们非但不能理解女王丧失亲人之后的深居简出并同她一起去缅怀那个伟大的亡灵，而反以此作为把柄来攻击诋毁她，这很使维多利亚恼火难堪。她还从来没有这样被臣民们所责难过。对比当初阿尔伯特在时所受到的尊重，真是心灰意冷透了。
维多利亚几乎举步维艰。1871年，皇室向国会要求给予路易丝公主3万镑以做同亚吉尔公爵长子结婚的嫁妆以及年金6 000镑，顿时舆论大哗，对皇室的攻击如同火上浇油。女王不得已亲自主持国会，才使得皇室要求得以满足，但女王本人之形象却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几个月之后，阿瑟王子成年，按理，国家要给他1. 5万镑的年金，这一次引起的非议更加激烈，到处都是攻击君主制诽谤女王的愤怒言论。激进的政治家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施展自己的“才华”，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在纽卡斯尔的集会上高声呼唤共和政体，而另一位风云人物布拉德劳斯面对特拉法加广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人群，把百姓们称做是“王侯的乞儿”，更具鼓动性，群众的激情如同点燃之干柴迅速在全国燎原泛滥……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处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好像没有了阿尔伯特，她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不顺心，这个一向高傲的女人有时也真是有些消沉起来，她曾向那位为阿尔伯特作传的马丁先生袒露自己的哀伤，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十年来巨大的忧患和艰巨的工作，孤立无援之处境以及日益增加之年岁与日感不支的体力”，几乎将她压垮，好几次她默默地坐在阿尔伯特的写字台前，面对那盏浅绿色的台灯独自出神；难道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真的如同这陈旧的写字台与灰暗的灯光已黯然失色了吗？难道她真的将步法国拿破仑之后尘、永远脱下那威仪的皇冠皇服吗？
她真的有些动摇了。
二、面对废除鬻买衔位的正式备忘录，维多利亚手中的御笔悬在空中哆嗦良久……
作为自由党的代言人，格拉斯顿在1868年成为新首相之后加大了改革的力度，而这场必然触及君主利益和地位的改革风潮却更进一步把脆弱的维多利亚逼向难堪之境。
格拉斯顿在接到他被任命为新首相的御旨后曾说到：此事意义重大，万能的上帝似乎注定让我履行某种天意。他决心在其位置上施展自己的改革才能，以顺应社会的发展。自由党的理想是政府应该公平而公开。在扩大文官考试、重组军队及司法机构、以及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时，格拉斯顿继承了这些理想并设法付诸实现。于是一系列的改革风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而来。
首先是重组军队。在自由党看来，当时的军队庞大、混乱、不公平，而有时又很残忍，鞭打士兵便是残忍一例。特别是军队出售职位给富有的贵族，往往不论其功绩，副长官们提名州郡民团的军官，其取舍着重社会阶级而不着重军事能力。格拉斯顿决心终止职位的买卖、废止和平时期的鞭打，将各州郡民团编在作战部队下，又使总司令部管辖所有陆军并直接对作战部长负责。面对这一系列的改革，维多利亚感到十分愤懑。在她看来，军队特别是陆军与王室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之利益。她知道，阿尔伯特在军事事务细节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研究壁画工艺和为缺房贫民设计洁净农舍上的还要多。阿尔伯特在军队之建设上的细致深入思考使之在维护王室地位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一切都将遭到破坏，特别是将原先直接隶属于君王的总司令改为统属于国会和陆军部，那将意味着什么呢？维多利亚感到此项改革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另一项改革也使她极为恼火，鬻买军衔原也是为皇室参与军队而特定之制度，鬻买委任状本是得到御准的，但现在也将废除，此项改革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维多利亚感到空空洞洞，像是失去了寄托似的，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格拉斯顿的改革还包括中央司法系统改革。通过秘密投票权，工会法，以及废除政府对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的支持等。1873年的英国司法行政法案，废除了旧日中古的高等法院，不关税收的民事法庭、民事诉讼法庭，而将其职权归于司法行政最高法庭所属的许多中央法庭。当时的口号是中央集权、现代化及效率。1871年的地方政府法案也有这些特色。这一法案整合并扩大监督地方政府的主要中央机构，组成一有力的“地方政府理事会”，格拉斯顿内阁同时坚持此后所有文官的任用应以文官考试的成绩为标准。自由党下决心要提高政府的效率，甚至少用贵族也在所不惜。他们坚持：在英国社会中能做事的人都有事做，不论他是哪一个阶级出身。
自由党也通过一些增进自由权的议案。1872年的一项法案制定了秘密选举权，使投票人在选举中不受地主及雇主的威胁。1871年的“工会法规”也使工人不受雇主的威胁。它逆转了“杭比控拆克罗斯案”为人所憎恨的判决，宣布职工协会为合法，而其经费与互助会的经费一样受到保障。废除政府的支持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也减轻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负担。基督新教教会的教徒虽然只占爱尔兰人口的1/8，但它加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负担很大。它长久以来即是爱尔兰国教教会，拥有肥美的土地及什一之税。格拉斯顿撤销了对它的支持，并减少了其收入。
格拉斯顿的改革使维多利亚如坐针毡，她深深地感到，这一切都在动摇君主立宪制之基础。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将被赶下那座金碧辉煌的金銮宝殿。现在她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怀念起她的夫君阿尔伯特来了。她当然无法知道，君主制的削弱，民主运动的勃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皇室的衰微是迟早的事，即使有阿尔伯特时期的中兴，那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她仍然深信，要是那个伟大的人物还活着，事情决不至于此，而且如同万国博览会那样的辉煌与荣耀，那样的君临一切之尊严将永远伴随着她。但是现在，那个伟大的亡灵怎么也无法召回了。万国博览会的旧址涌动着乱糟糟的高呼着自由与平等的平民们，而朝廷上，那个可恶的格拉斯顿也大凑热闹。在这一场喧嚣的大潮之中，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她经常在朝廷上大发雷霆。但是，她的声音是太微弱了，和那些洪水般与日俱增地向她袭来的各种有关改革之卷宗打交道的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憔悴，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