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让天赋变成才能
契诃夫家族的成员都有较高的天赋，但成才的并不多，因为天赋并不等于才能，需要经过多方培养，把天赋发展为现实才能。
然而为了做一个不愧为有天赋的人，就不能简单地做有天赋的人，而应该做有才能的劳动者。为此，需要培养自己的才能，并把才能用于劳动。
才能就是才能的培养。
尼古拉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他不尊重自己的才能。
他很少读书，做事只“凭灵感”，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经停止前进了。
跟尼古拉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善于弄清复杂的科学问题的亚历山大，为了以记者的身份参加科协的专门会议，需要阅读大量资料。他有惊人的记忆，他是一部活词典。他是有才能的化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但是他没有统一思想，没有世界观。他的作品不能用宏大的目标、理想和热情去鼓舞人。
亚历山大向契诃夫坦白承认，他对生活知之甚少。这可能是一件怪事：首都大报《新时代》的记者，从职业来说，是消息灵通“无所不知”的人，却发愁说没有生活知识。他的生活知识是皮毛的，他没有参与生活，而只是观察。
才能就是获得自由，其中包括“摆脱嗜好的自由”。契诃夫写道，他的意见是在“嗜好”之下，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激情，而只是不可遏制的粗浅的激情，没有创作的激情，就没有才能！
他的哥哥们都是自己的嗜好的奴隶，变换无常的情绪的奴隶，伏特加的奴隶。
天才就是劳动。
深刻理解劳动价值和劳动人民的高尔基，谈到契诃夫时写道：“我没有看见过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对劳动的意义理解得那么深刻和全面把它视为文明的基础的人。”
布宁讲他与契诃夫初次见面时，契诃夫问他：“写得很多吧？”
“很少。”
“太可惜了。”他几乎是用忧郁的低沉的男中音说，“你知道，应该多写……不要放手……整个一生。”
这是契诃夫最喜欢的主题——就是“应该多写，不要放手”，通过写作成为真诚的和朴实的人。
他喜欢重复说，假如一个人在艺术家视野如此广阔的艺术环境中不去写作，不去生活，那么他即使像所罗门那样绝顶聪明，仍将感到自己空虚没有才能。
契诃夫从16岁起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劳动习惯和意志，从不放手。在二十一二岁，当他开始培养自己兄长们这种意志和习惯时，他不疲倦地无情地公开批评亚历山大缺乏真正劳动的意志。
他在1886年4月给哥哥写信说：“你寄给我转交给莱金的所有这些小说散发出浓重的懒汉气味。……在耶稣面前你要尊重自己，当你的大脑懒惰时，不要把意志交给手，一周内不能写两篇以上，将其缩短、修改、加工，使劳动不致白白浪费。”
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把哥哥的手稿寄还，同时写道：“要想出办法来，首先得改变小说的名称。然后，老兄，缩短、缩短，至少缩短一半。总之，请你原谅，没有涂改痕迹的小说我是不想承认的。”
在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既要行医，又要进行大量的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契诃夫竟能做到经常地、广泛地阅读，而且仔细钻研，不随便放过一本书。
“作家应当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的、永不休止的观察力。”契诃夫对谢格洛夫说：“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行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为天然素质。”
他整个一生都为做一名作家而提高自己，他觉得作为作家他完全不够格。
“对自己不满成为每一位现代有才能的人的根本品质之一。”契诃夫给演员斯沃波金写信说，他本人具有永不自满的创作热情。
“我想，如果我还能活40年，”他在1889年写道，“在这40年里我要读书、读书、再读书。我要学习高超的写作技巧，那就是说写得短一些，那就是说40年后，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说话将像放大炮一样震得地动山摇。而现在我和你们大家一样，完全是一个侏儒。”
他对自己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当他成为知名作家以后，他在1889年致苏沃林的信中说不再写“任何一行字”了。这“任何一行字”在他本人看来就是“文学必须是严肃的……我需要学习一切东西，从最初学起，因为我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知识贫乏的人。”
他对待劳动的各方面都很严肃，不迁就任何人。跟他有过朋友和情人关系的莉卡·米西诺娃，没有完成限期的工作任务就干别的事，他给了她毫不留情的斥责。
“你没有一点做好工作的打算……上一回你偷懒我就很生你的气，请原谅，不要为自己辩白，讲好限期完成，你已有承诺，所以我就不听任何辩白，我不听，而且也不懂那一套。”
对待劳动的态度几乎已被契诃夫作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这点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才能就是劳动，才能就是责任感，才能就是良心。
5 要有坚毅意志
才能就是力量，才能就是坚毅，这也是契诃夫的深切体验之一，是他本人意志的体现。
契诃夫深深爱着兄长们，但他一点也不迁就他们对艰难生活，对出版作品，对物质生活的贫困，对自尊受到的打击以及对孤独和愁闷等等经常的埋怨情绪。当然他深知遭受报社剥削的亚历山大的埋怨也有不少充足的理由。当他从抱怨的性质中感觉到哥哥的劳动意志已经衰竭时，他仍然经常为他的软弱而感到难为情。
他本人任何时候也没有对谁抱怨过。
然而，他的整个一生，从童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灾难、贫困、沉重的劳动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累赘。
高尔基在致苏沃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契诃夫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失去生活欢乐，被迫变得冷漠，为生存而斗争更枯燥更无诗意了’……对他来说还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为生存而斗争’，而且那是在一种难堪的不光彩的每日为一块面包费尽心思的情形中，不是为自己争一小块面包，而是为一大家子。他把青年时期的全部力量消耗在这些失去欢乐的奔走操劳上，令人奇怪的是，他那时竟然还能幽默得起来。”
布宁回忆说：契诃夫的沉着冷静说明他天生的罕见的毅力。例如，有谁听见过他的抱怨？而抱怨的理由却是很多的。他忍受着青年时期的贫困，为一大家人工作，而挣得的钱却微乎其微。而且是在摧残最旺盛的灵感的环境中：在狭小的房间里他坐在桌边写作，周围不仅坐着全家人，还有那么一些客人和大学生。说话声、嘈杂声不断传到耳边。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听见他对命运发过牢骚，倒不是因为他对生活的需求不高，虽然他的生活方式是少有的堪称高尚的俭朴，但他那时并不容忍那种单调乏味的枯燥的生活：有15年的时间他曾患着难治的疾病，正是这种病魔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凡是病人都爱倚仗特殊优待，用懊恼的、痛苦的音调不断唠叨自己的病痛来折磨周围的人；但契诃夫对待生病和死亡的刚毅精神真正使人惊叹！甚至在病得最沉重最疼痛的时候，也没有人怀疑他这种精神！
“你身体不舒服吗？安托沙？”当他的母亲或妹妹看见他整天闭着双目坐在沙发上时问道。
“我吗？”他睁开双眼，平静地回答，没戴夹鼻镜，目光是那么明亮温和。“不，没什么，只是有点头痛。”
凡是接近契诃夫的人都为他的道德力量所折服。
克尼佩尔·契诃娃给他写信说：“我的意志刚强的人”，她在另一封信中对他说：“你是一个刚毅的人，你能默默地忍受一切。”
然而这种力量完全不是“天生的”，是加强自身修养而获得的，是通过劳动“赚得的”。他用劳动和牺牲获得了一切，一切。
他十分清楚才能还少得很！进而他同样十分清楚，才能很多，很多！
6 必须超越自我
才能若要发展必须人格化，就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也就是跟自己的人格、思想、品行有机结合。
在契诃夫和才能主题有关的小说系列中，有一篇实际上是为尼古拉写的，他定名为《才能》。顺便指出，在1886年同一年里契诃夫如此多地思考才能的本质问题，看来不是偶然的。例如他给尼古拉的信，小说《强烈感受》、《天才》，给亚历山大的信等等。这一年是他一生中以格里戈罗维奇的信为标志的、以提高自己的才能的责任感而倍增光彩的一年。
小说《天才》描写的是三位“大有成名希望”的艺术家。他们一个搞人物画，一个搞风景画，一个搞历史画，都有点才气。但他们耽于幻想而不切实际，想成名而不愿付出劳动代价。
那位叫叶戈尔·萨维奇的，在脑子里勾画将来怎样成为名人，想象他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报纸怎样评论他，商店怎样出售他的照片，一大群女人怎样向他献殷勤等等。但他没看过多少书，偶尔看看果戈理的作品，可是看到第二页就睡着了。朋友问他画了多少素描，他到床底摸索了一阵，拿出一幅油画，那上面满是灰尘和蛛网。
风景画家、历史画家跟他是一路货色。他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大发成名畅想，谈得没完没了，又激烈又真诚，兴奋得忘乎所以。好像什么前途啦，名位啦，金钱啦已经拿到了他们手中。然而到那时他们还没有干出一点成就，他们却那么高兴，充满豪情，寄希望于未来。
这篇小说在初版时，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情绪那么激昂不是别的什么，好像是孩子们的艺术游戏。”没有劳动的任何天才，只是小孩的天才游戏。
才能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套用一句格言，可以说：惟有才能人格化，你才能每天得到它。
才能的人格化，就是说人跟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使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水平。当一个人和自己的才能相脱离时，只可能有比天赋更差的渺小的才能。才能应当完美地“扎根”在自己的主人身上。这个比喻是属于聪明的亚历山大的。可以认为，他本人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诙谐诗篇中的自己的思想，因而他感到那么深沉的悲伤和困窘。这首诗是1885年他为祝贺安东·契诃夫生日而写的。
母亲生了我们五兄弟，
我们五人来到了人世上。
但是只你一个人有才华，
好像燕尾服穿在公子哥儿身上。
而我在你面前显得很渺小，
请用你的灵光把我们照亮！
才能“扎根”安东的兄长身上，没有那么合身，没有那么和谐，没有跟他们融合为一体，妨碍了他们，他们也妨碍了它。他们没有“和自己的才能融合为一体”。安东·契诃夫以巨大的劳动作代价，把自己的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越大，对劳动的需求越大！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有天赋的善良而懦弱的人。可惜！没有运用自己的才能，虚度了整个一生。他变成了拉货的驽马，低劣报纸的小伙计。在世界观方面漠不关心。他越来越沉默寡言，脱离了他心中曾经有过的诗的源泉，他不顾安东·契诃夫的警告，未能跟苏沃林的《新时代》断绝关系。安东在跟这家报纸合作的著名时期中，就跟报纸断绝了往来。这一决定是他的社会政治自觉性增长以后作出的。而此时亚历山大却停留在不问政治的庸俗生活的立场上。
他真诚地、天真地认为《新时代》是一份“非常好的俄罗斯报”。
他的老年是忧郁的、孤独的。惯于称自己是诚实劳动者的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最初几年，突然地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现整个俄罗斯都在鄙视他们“新时代人”。
这是他快到老年时才发现的，不能不使他震动。他不是“理论家”，他只是一位记者，但是全民蔑视落在了他身上。不过要他脱离《新时代》，他这个害狂饮病的人也没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
他的历史是一部被那个人人咒骂的、他的弟弟与之进行斗争的黑暗势力毁灭了的“小人物”的历史。
亚历山大死于1913年。就这样一个曾有几篇不错的小说，许多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有才华的信的作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历史是未能驾驭自己的才能、脱离了创造性创作劳动的历史。
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对许多许多的白白地毁灭了创作能力的人，他自己负有责任。一种暗藏内心的声音，他的良心的声音对他说，他应该代替他们所有的人工作。于是，他不抱怨自己历史包袱的沉重，继续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