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期，契诃夫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紧张的内心生活，这种紧张的内心生活的产生，既有那个时代的苦难，又有家中亲人的悲剧，也有文学事业上的波折。
契诃夫凭借在塔甘罗格时期养成的习惯于无声忍受的坚强性格，避免了像他的一些同代人作家那样被毁灭。
1 心灵空虚
年刚25岁，已是第一流作家的契诃夫，自《草原》发表之后更加引起了俄罗斯那些优秀人物的注意。他那欢乐的“五斗柜”由于柴可夫斯基出乎意外的造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
契诃夫对这位作曲家的天才敬佩不已。
柴可夫斯基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优美的音乐旋律，他希望由契诃夫作词写一出歌剧，并拟定由契诃夫写莱蒙托夫的《贝娜》一剧的歌词。
这种把三位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外表平淡、沉思而忧郁，而内心里隐匿着正在成熟的力量和新的暴风雨——这个时代的真正灵魂。
好像一切都开始向契诃夫发出微笑。
虽然吹毛求疵的批评困扰着他，而出版界却争先恐后对他大献殷勤。
彼得堡的旅行标志着他的胜利，一些很著名的人物都以能跟他交往为荣。
他被一批批男女崇拜者包围着。
在最后一批人中，有年轻的演员、女艺术家，非常招人喜欢的有魅力的姑娘和少妇。
青年时代在贫困、忙碌、繁重的劳动中过去了。好像幸运的、美好的、年轻的成熟时期，成功的、光荣的时期已经到来。
柯罗连柯曾写下了对这位20多岁作家的印象：“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年轻、外表显得更年轻的人。他中等以上个儿，一张端庄、淳朴的脸，还没有失去青年时期特有的轮廓。在这张面孔上有一种独特的、我不能立即描述出来的、还是跟契诃夫相熟的我的妻子恰当地说明了的那种表情。依她看来，在契诃夫的脸上，除了明显的智慧之光外，还有使人想起心地单纯的农村小伙子的神气，而这一点特别招人喜欢。就连他的淡蓝色的、炯炯有神的深邃的眼睛也闪着智慧和几乎是儿童般直率的光芒。他的举动、姿势、说话的单纯，是他身上最大的特点，跟他的作品的特点一样。总之，在第一次见面时，契诃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浓厚生活乐趣的人。好像从他的眼中流泻出无穷的机智敏感和天真快乐的源泉，这种源泉也充满了他的作品。同时，可以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眼前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东西。总的印象是单纯而富有魅力……”
契诃夫指出：“1885年—1889年曾经是安东·契诃夫极不平常的、精神焕发的年代。他经常乐观、诙谐、不知疲倦地工作。”
然而，在年轻的艺术家的光辉生命之上好像悬浮着普希金式的莫查尔基安式的阴影。
从少年时期起契诃夫就习惯于“无声地忍受”。
契诃夫的欢乐的朝气蓬勃的神态不是装出来的。他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创作热情，可是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激荡着忧伤的巨浪狂澜。
他曾对苏沃林说：“我没有客人就不能生活。”“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害怕，好像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以他那样的生活背景，这个自白好像完全出乎意外。然而却是意料中之意外。他所处的那个反动时代，非贵族文学的困难处境，朋友和亲人的悲惨遭遇，不能不对他的心灵产生影响。
在契诃夫的“五斗柜”里有一间又阴暗又肮脏的旋转楼梯，凡去他家访问的人都觉得阴森可怕。加尔申就是跳到这间楼梯上自杀的。契诃夫非常喜欢加尔申，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加尔申对谎言、对暴力的强烈愤懑，对人的苦难与被侮辱特别敏感、儿童般纯洁的易损伤的心态，精神脆弱，易动感情，这一切，契诃夫称之为“加尔申气质”。这种气质，是导致加尔申自杀的内因。而实际上，他是被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俄罗斯监狱”毁灭的。加尔申那样的气质在当时许多俄罗斯人身上都有。契诃夫没有成为加尔申气质的人，没有陷入悲观绝望，是因为他在自身培养了跟现实对抗的力量。
然而，对这位《草原》的作者、幸福的诗人来说，生活仍是不能忍受的。他在那个时代的夹缝中经受着折磨，那孤独的苦恼，心灵的空虚，越来越经常地来到他心头。这是一种复杂的出乎意外的感情。这种感情引起他情绪消极，不思写作，不尊重写出的作品。这种感情成了威胁他的才华的最大危险，迫使他停下双手。
正当他获得社会承认和荣誉的那些年代，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他为谁，为什么写作？心灵空虚的产生，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的作品谁需要，对谁有好处。他曾同苏沃林说：“我为谁，为什么写作？为观众吗？可是我看不见观众。我对他们的信任比对家神的信任还差。这些观众没有文化，缺乏教养，其中最优秀的男子也缺乏真诚……这个‘观众’我们需要还是不需要，我不清楚。鬼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金钱写作吗？但我从来没有钱，而且我向来不热心聚钱，为钱而写作我提不起精神；为赞扬而写作吗？但有的赞扬常使我感到愤慨。”
2 诽谤困扰
最使契诃夫感到愤慨的是，那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正流传着对他的卑劣诽谤，一些专爱讲他坏话的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卖身投靠了苏沃林，答应要娶这个专制政府的走狗的女儿为妻，而女孩子还不满10岁，还说他就要当上《新时代》的编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谣言，无中生有的诽谤极大地激怒了契诃夫。他给朋友写信说：大学生们都在议论我要娶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为妻的事。造谣者是何等堕落啊！
在创作思想方面，也有许多难题困扰着契诃夫。当他明白自己具有影响更多人的灵魂的才能时，他出于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人”的感情，出于对文学的高度负责观念，他感到自己应该有个明确回答：他要把自己的读者带到哪儿去，为什么？
他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共同思想”而苦恼，他认为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比梅毒和性衰弱更厉害的疾病。因此，他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当代生活的不能忍受，不满足于仅仅对未来的想象，他认为，作为俄罗斯作家，应该回答“做什么”的问题。契诃夫强烈地感到旧事物必须结束，新事物必然出现。但是由于自己与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隔绝，他不知道新的伟大思想家对“做什么”的问题的新答案已经成熟，准备为祖国照亮前进的道路。这种情况加深了契诃夫的忧伤苦闷和对自己的不满。
与“做什么？”相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
1888年11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的理性生活不是生活，而是负担，是灾祸”，“所有的问题都是和世界观相联系的问题。”作为一名医生，他为医学的无能为力而感到自己有罪；作为一名作家，契诃夫为自己的每一句话不能消除人类生活受到的毒害而愧疚。作为祖国的公民，他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而于心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自己没有鲜明的、确定的世界观特别痛苦特别紧张的原因。而民粹派领袖米哈依洛维奇正是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攻击，说他写作没有世界观，没有目标作指导。
另有一种观点诽谤契诃夫没有世界观或者不想有世界观。这种说法还基于契诃夫常常发表反对文学中的“倾向性”的意见，特别是在80年代后半期，常常见到这些意见。恰恰在那个时期，正是契诃夫对鲜明的世界观，对共同思想的向往特别强烈的时候。
当契诃夫发表反对“倾向性”意见的时候，他对自由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十分反感。他认为：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自由民粹派的，或者是反动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圆其说，曲解现实以满足某种武断的定理和刻板的公式的需要。
80年代民粹派分子企图用欺骗手段把契诃夫说成是父辈理想的代表者，60年代遗产的保护者。
还有些人挖空心思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找“倾向性”，看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契诃夫对这种人感到很害怕。他说：“我既不是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修道士，亦不是冷淡主义者，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我感到遗憾的是，上帝没有赋予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我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谎言和约束……伪善、愚昧和专横，并不只是在商行和监狱里才有，我发现在科学界、文学界和年轻人之中也有。我认为那些商标和标签无异于偏见……我的圣中之圣，……就是面对强暴与谎言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