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一向认为：不管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不然，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这两种人，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自古以来，商人总是为利而奔劳，为利者当然难免使手段、耍聪明。因为“利”之为物，往往不在己，而在他人，或隐藏于物中，尚需发掘。
商人们就是要运用自己敏锐的眼光，综观万事万物，从中发现有可乘之机，然后运筹帷幄，从中渔利。因为有利迷了眼，免不了在别的事上就分不清，于是成天恓恓惶惶，极尽投机专营之能事。中国传统看不起商人，也是许多商人不知自重，只知钻营的后果。
时代发展到了胡雪岩这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却仍然没有多大的提高，但胡雪岩尽管是个商人，时人却对他赞不绝口，后人也对其景仰不已，其理由何在？
当然，不管时人还是后人都绝不是看重胡雪岩能以钱庄小伙计的身份一跃而成富可敌国的商业家，且数十年雄风不减。真正让人们折服的是胡氏虽身在商界，却能心忧天下。
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种植广泛，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因为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70余种，官方设置“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在中国人文传统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因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能赢得社会的普遍尊敬。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多多少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常常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各地瘟疫盛行。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4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然而在1875年（光绪元年），人口降低到3.2亿，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靠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经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导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但是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愿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顾念天下黎民的艰辛，即使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并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军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悉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由于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因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惫，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自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此尽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只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实际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的确收到这种效果。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谢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行为而赏他二品官衔。
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时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这样行动，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呢？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不管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下车、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听说，从1875年到1878年（光绪四年）的3年多时间里，光赠送药品一项，就花去胡雪岩10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印刷了大量《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的嘴巴是流动的广告，胡雪岩免费所做的举动通过受其惠、见其事的人一传二，二传三而闻名于世，终于使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就已名扬四海，这是胡雪岩“长线远鹞”的经营策略。1878年（光绪四年）春，大井巷店堂开张以后，上述耗费就以成倍的利润收回了。
到1880年（光绪六年），胡庆余堂的资金已达280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最终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行医施药救死扶伤，符合儒家社会一向倡导的“仁道”，胡雪岩筹办胡庆余堂之时已有出将人相的左宗棠做靠山，与清廷各级官吏过从密切，拥资两三千万两以上，被人恭为“活财神”。可见，他创办药号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件慈善事业来办。因为善名远播，无形之中转变为难以计数的实利。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常常又是大慈善家，他们到处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同。
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药业只是极小一部分，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并且在国事动荡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而名姓湮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不知道胡雪岩的声名是否还能流传至今。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有善报吧。
胡雪岩商道箴言
“上忧国，下忧民”，是胡雪岩秉承了传统商人优秀品格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协理洋务，协助西征是报国；济世善举，善度贫困之民则是忧民。这是胡雪岩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商场中的道德仁义
胡雪岩是个深谙人心事理的大商人，对为人处世的艺术把握得很有分寸。他耿直，却只限于对同样耿直的人；他奸诈，却只运用于商场运作之上；他仗义，却只仅限于对自认为值得深交的朋友；他投机，却并不对贫苦百姓滥用……
在胡雪岩经商的那个时代，要想依赖于官场的保护必然要经营官人，而要经营官场势力，就离不开银子的作用，因为大多数官员都是眼盯钱袋的。胡雪岩从做学徒开始就深谙此道，自然对他们也从不吝惜银子，甚至到了有索必给、有“求”必应的地步，比如对麟桂。当时的浙江藩司麟桂调署江宁藩司，临走时需要两万多两银子来填补浙江的亏空，但又一时筹不到这笔款项，便找到胡雪岩请他帮助代垫。胡雪岩分析当时的情形后二话没说就爽快地应承下来，以至于麟桂派去和胡雪岩相商的亲信也“激动”不已，称胡雪岩实在是“有肝胆”“够朋友”。当然称赞之后暗示他一定不要客气，乘麟桂此时还没有卸任，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本来这对于麟桂来说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他只需举举手就能帮忙。
但胡雪岩做得也实在“漂亮”。他了解万事有度的原则，因此并没有提出任何索取回报的具体要求，只是说希望麟桂到任之后，如果江宁方面有与浙江方面的公款往来，他能帮忙指定由阜康钱庄做代理。这一点点要求，对于掌管一方财政的藩司来说，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以后的事实证明，胡雪岩的投资是有眼光的，这项小要求最终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胡雪岩提出了某项具体的要求，麟桂肯定是帮忙处理掉，但他心里肯定就以此作为了对胡雪岩出资的回报。如果以后还有什么往来，胡雪岩还得再求助于他。但胡雪岩这样做，却变被动为主动。对于麟桂来说，他这样就不需要费心费力就能替胡雪岩办事，因此，他在心理上肯定始终觉得欠胡雪岩一个人情，而不会对以后胡雪岩提出的请求推诿。对于胡雪岩来讲，这等同于给了他源源不断的业务，并且还是官家这个大客户。始终，他都是赚到了。
再以胡雪岩当初为替被困杭州的王有龄筹米为例。在王有龄自杀身亡后胡雪岩才回到杭州。当时他带到杭州去的有1万石大米和10万两银子。本来这1万石大米有一个名目，那就是当初杭州被围时，胡雪岩与王有龄商量，由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采购大米以救杭州粮绝之急。当时胡雪岩购得的大米数量就是一万石，但是运往杭州却无法进城，只得将米转道宁波。等到杭州收复，胡雪岩将这一万石和好友王有龄共商用来救济杭州的大米又运至杭州，且将当初购米的米款两万两银子面交给左宗棠。这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表示他回复了公事，以此证明自己并非携款逃命，另一方面相当于又另外无偿捐献给左宗棠一万石大米。
当然，捐出一万石大米和那10万两银子则是胡雪岩为了敦促攻下杭州的官军自我约束，不要扰民而自愿捐赠的犒军饷银。当时腐败的清政府打仗，为鼓励士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攻城部队只要攻下一座城池，三日之内可以不遵守禁止抢劫奸淫的军规。胡雪岩向来是个善人的角色，他献出10万两银子，是要换个秋毫无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雪岩做事非常注意把握度。好友王有龄已经故去，但他仍然履行着他们之前的诺言运回大米；另外，战争需要粮饷，胡雪岩不多不少只给一万石，既表现了支持代表政府的左宗棠，又暗示了不愿过多支持战争；最后，他居然夸张地献出10万两银子，但目的说了“为了防止清军扰民”。这样的度，明眼人一眼就分析出来：胡雪岩最关心的是百姓疾苦；其次，是义气；最后，才是钱财。
如果当时，他不运回粮，不捐献粮，不献出10万两银子，结局应该是另外一个。但，就是这样的度，让他作为商人有的赚，作为百姓对朝廷忠，作为朋友重情重义。由此，才名声在外，以致生意场和官场上都如鱼得水。
胡雪岩商道箴言
俗语常说“是药三分毒”，因此中医在给病人开药的时候把握的就是一个度。既不至于毒死病人，又能驱除病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应该有适当的亲疏远近之分，既能保证个人空间不被完全剥夺侵占，又可与亲近的人保持亲密。做事更是这样。如果没有度量的把握，有可能好事成了坏事，坏事成了大坏事。所以，人们常说“做事有度是一门艺术”。
赈灾济世，善名远扬
胡雪岩的家乡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和之江。
一个多世纪前，钱塘江每逢梅雨季节，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同时海潮从鳖子门涌入，二者交汇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急流与海潮相遇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靠渔舟过江，出门必须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常常事先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无法保证平安渡江。
当时，由于钱塘江杭州段没有一座桥，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州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在望江门码头上岸。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由于过往的行人特别多，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顾客主要来自杭嘉湖等“下三府”，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为了解决钱塘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当时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立下誓言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则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向船工们调查。当时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决定要把码头搬到胡庆余堂的店门口，改变“地利”的劣势。
胡雪岩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远，并且江上风浪大，容易出危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的人从此改道由鼓楼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