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很快就修好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儿艘大型渡船，不仪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全部实行免费渡江，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闻讯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由于上八府的旅客改道由鼓楼进城，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就转为优势了。
胡雪岩开设义渡后，江边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航运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能够干苦力的人来过渡时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胡雪岩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韵一份力量。更令人称赞的是钱塘江义渡还准备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飞快驶过去实施救援。
开办钱塘江义渡使胡雪岩的善名在浙江附近几省不胫而走。而且．义渡加强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事业发展也大有裨益。
事实上，胡雪岩所做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多。晚清时期，各地有灾荒发生时，胡雪岩都踊跃向朝廷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二十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自幼家境贫寒，自身经历坎坷。他深知，天灾人祸的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能够多救一条人命。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朝廷说自己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当时讲明军饷有困难，战乱刚刚平定，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随即表示，购粮所垫的十万两银子，全部报效朝廷，不用官府再还。这一行动使左宗棠大为吃惊，作为一介商人能够在关键时刻，舍私利而取大义，慷慨捐赠军粮使左宗棠大为感动和佩服。他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对胡雪岩进行“破格优奖”。
胡雪岩虽然捐献了十万两银子，但却赢得了朝廷的嘉奖和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信任，拥有了左宗棠这位官场中的靠山和朋友，为他事业的不断壮大奠定了基础。
胡雪岩商道箴言
商人以逐利为职业，因此传统的意识中商人是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然而这并不能以偏概全。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极为明智的商业经营者。他们非常善于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更高的回报。
仁义为根，人我双赢
却说胡雪岩自己开了一家钱庄，但他之所以急于早早开张是想先支个架子起来，立个门户，省得以后人言纷飞，说他是依靠王有龄才开起钱庄的。胡雪岩的钱庄开始也确实没什么名头，“阜康”完全是个后辈名声，但胡雪岩却一直想把它做到名声最大。胡雪岩初到湖州，顺便去钱庄行业逛了逛，发现湖州的钱庄大多本钱太小，眼光也小得可怜，但当时阜康的名声连这样的小钱庄也比不上，因此这些小钱庄对这家“阜康”并不重视。
胡雪岩闲来没事，逛到一家只有一个小门面的钱庄里，不动声色地问这家钱庄阜康的汇票兑不兑，这家钱庄老板面露鄙夷之色，讲道：“阜康是什么角色，我们怎么会跟这种下三流的钱庄搭边。”胡雪岩逛了这么多家钱庄，胆敢这么肆无忌惮公然鄙薄阜康钱庄的仅此一家，他记住了这个名叫“永兴盛”的钱庄，记住了这家钱庄老板。
数年后，胡雪岩又路过此地，突然想起这件事，便打算狠狠地报复一下，发泄一下早年的恶气。为此他请了个人仔细地打听了这家钱庄的底细，后台老板是谁，是否可以斗得过他。据打听消息，胡雪岩大为失望，这家钱庄的后台老板小得可怜，其底盘不及当时胡雪岩钱业的一个零头。有人劝胡雪岩这下可以大摆头寸，将这个小钱庄一举拿下，但胡雪岩想到的却是大家都不易，而且从商业利益角度来讲，现在搞垮这样一个钱庄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甚至还会背上恶名。于是，胡雪岩当即打定主意：“算了，算了，以后再说吧，说不定可以跟他交个朋友。”
此后，大笔的债务使这家钱庄越来越艰难，老板整天愁眉苦脸。胡雪岩此时正想在此地放一个自己的钱庄，于是想把这家钱庄收到自己手上，自己的钱业正在兴头上呢，蓬勃发展之中急需大量代理。而这家钱庄的店面、地理位置、人手等都是现成的。于是他开始行动了，出了一笔巨资，将债务了断，钱庄老板亦非不识时务者，明白胡雪岩的用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乖乖地按胡雪岩的意思办。胡雪岩用人不喜勉强，给他晓以利害，加上他一贯的手法，钱庄老板同意做胡雪岩的下手。接下来就是改装门面，重新开张了。胡雪岩对此也颇为得意，一举三得：了却早年心事；找到一家理想的代理；帮助了钱庄老板一家。
讲仁义也是分对象分场合的。胡雪岩正是看什么样的人，打什么样的牌。如果当时“门当户对”，胡雪岩会兴致勃勃地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但对方根本就不值得这样兴师动众，再这样做无非与自己性格相悖。放宽一点度量，帮人利己，双方共成就，岂不美哉？
“仁义”的用法是可以调和的。宋襄王迂腐到在战场上摆仁义架子，赔兵失败仍不后悔，真正“孺子不可教”也。另一位战国时的墨家创始人墨子却活用了“仁义”。他一向的主张是“兼爱、非攻”，提倡节俭，反对浪费，时至今日，仍具参考价值。
公元前477年至前413年间，楚王发奋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扫国、落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想要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国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用了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城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他就赶紧带了三百弟子跑到宋国去。他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他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要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同意墨子的要求。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
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城墙，再拿上一些木块当作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
公输般攻，墨子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就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墨子用滚木擂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用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办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
楚王很清楚公输般是输了，但公输般却说：“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
墨子也说：“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看了看墨子，问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方。
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安排，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告诉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抗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
楚王听信了墨子的这番话，墨子见此，又用坦诚的语调对楚王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你们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足五百里，物产也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家华丽的马车去偷别人的破车吗？难道不是扔掉自己锦绣的长袍去偷别人家破旧的短袄吗？”
一席话，说得楚王脸都红了，决定不进攻宋国了。
墨子凭自己满腔仁义，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挽狂澜于危急之中，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
国与国之间如此，商场中也同样会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如果将对方竞争下去，对自己却没有丝毫利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为何不采取联合、兼并等其他方式做出更为圆满的结果呢？
胡雪岩商道箴言
无论是在商场中还是在生活中，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开一点，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考虑一下对方的境况，也许能找到双方都有利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必定会使双方都受欢迎，说不定还为以后的路拓宽一面。
行仁举义，善名远扬
胡雪岩曾在兵荒马乱时，在杭州城内设善局，施粥救人，一时“胡大善人”声名远播。
待得后来胡雪岩想请刘不才来开一家以济世扬善为生的药店，一来挽救嗜赌成性的刘不才，为他找条好的出路，而这也是刘不才多年的心愿；二来刘不才手上有几方祖传秘药，别人来买是无论如何都买不到的。当时胡雪岩刚娶到刘不才的侄女芙蓉，可以说开这家药店一半也是为了芙蓉。他把从胡庆余堂进药、用人、进货、布置、管理等，都迅速安排了下来，卖药赚的钱并不多，遇到买不起药的就白送。后来还专门规定了几种小巧又有奇效的药为送品，于是每天都有人来药店取药。胡雪岩药店的名声越来越大，虽然药店没有为他赚很多钱，但他做其他事情或生意时，因为口碑良好，非常顺利畅快。
由此看来，只要人做好了，尤其是会做“仁”，成事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啊！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君子，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功绩，恐怕没人会说唐太宗不是一位明君、不是一位仁人君子吧！但我们想想李世民是如何上台的。李渊有三子，其中数次子李世民功劳最大，当时被封为秦王。但长子李建成功劳也不小，而且即位有望。李世民着了急，他一直是想做皇帝的。于是带兵埋伏在长安城的玄武门，李建成惨遭兄弟之杀手。李渊不得已传位李世民。李世民继位后，又先先后后将各位谪庶兄弟一一捕入网中，大开杀戒。
但唐太宗又很会做皇帝。虽然以武力起家，但他懂得治国必须以德服人，这就必须学会做“仁”的道理。他很善于招揽贤才，注重任用仁义之臣。早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几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
试想，有这样一批头脑为自己办事，就相当于自己有十几个头脑去做事，如此智力集聚，不办一番大事才怪呢，事实上，这些大臣、智士犹如李世民左肱右股，须臾不能脱离。
房玄龄自幼敏于政治，确定了治国安邦、造福民众的志向。还在隋文帝时，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在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没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相互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对继母也是至孝。对父亲更是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100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房玄龄分析时事，认为隋朝灭亡是迟早可见的事。而在诸支义军当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李世民颇能识人，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与房玄龄分别成为一代明君和一代名相。
房玄龄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并极能团结同僚，共图大业。经他推荐的杜如晦，史书上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密切合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留传不绝的佳话。
李世民依靠诸位谋事良臣，成就了“贞观之治”之美名，“仁”者爱人，换来的是被“仁”者所爱，“仁仁”携手，共创灿烂前途美景。
胡雪岩商道箴言
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对于自己行事风格好的一面，一定要坚持下去，发扬光大。而对自己的缺点，不管什么时候，都须有清醒认识，不昏了头脑，抑长扬短。真正要做“仁”人，确实是要费一辈子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