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和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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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侍君如父(2)

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他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以理论探索为主,而藏传佛教以密教为精髓,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

和珅知道乾隆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自己也认真研习喇嘛教的经典。很快,和珅就达到了能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做到心意相通。

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关于和珅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中的一件事:

乾隆皇帝当满六十年皇帝退位以后,湖北襄阳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纵横驰骋于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极大地震动了统治者。这也让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在乾隆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话说乾隆禅位之后,忽然有一天,单独传召,命和珅入大内进见。等到和珅进入后宫,发现乾隆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则只坐在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珅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说话,乾隆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于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乾隆忽然睁开眼睛大喝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跪在地上的和珅不假思索立刻回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才打发和珅出来,其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大为惊愕,过了几天,秘密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的说:“太上皇背诵的是喇嘛教中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了和珅与乾隆皇帝在信仰方面的默契程度。

和珅本人精通四种语言文字,这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所有大臣中间是不多见的。所以朝廷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关于蒙古语、藏语的翻译等兼职工作很自然就落到了和珅身上。做好理藩事务,就成为和珅得到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四项基本条件。

比如,乾隆皇帝七十寿诞之时,朝廷上下都在紧张地安排祝寿典仪。此时的乾隆皇帝与众多大臣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中准备,和珅等另外一些大臣则在北京留守。

恰在此时,西藏六世班禅飞骑呈来一份文书。乾隆接过文书,却是藏文,随行的众位官员无一人懂得。粗通藏文的乾隆皇帝也看不大明白。乾隆立刻想到了和珅的重要,派人火速传和珅前来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候驾。

和珅到来后,拿起信,随即念道:

“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奉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皇帝膝前,以达敝意。”

此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六世班禅知道乾隆皇帝七十大寿,非常高兴,他准备亲自带领几百名喇嘛、僧人前往北京给乾隆皇帝祝寿。

你想,乾隆听了能不高兴么?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大寿如果有班禅亲自祝寿,那必然会使祝寿活动大放异彩。乾隆当即命和珅拟诏。和珅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好了诏书。乾隆见了更是高兴。为了奖励和珅卓越的外交才能,乾隆任命和珅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不但如此,乾隆知道班禅要来,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班禅住哪儿?北京有他的驻地——西黄寺,但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没有班禅的驻地,谁来修建?换谁谁也干不了这个工作,当时乾隆命令和珅负责建造六世班禅在承德的驻地,给他专门建造一个宫殿。现在这个宫殿(须弥福寿之庙)还在承德避暑山庄。须弥福寿之庙共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风格。建造在山麓之上,在寺庙正中,建大红台一座,以此为中心,把整个院落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这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造成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乾隆细细看过后,连连称赞,命和珅加紧督造,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这就是和珅督造的“须弥福寿之庙”,换别人这个工作做不了,因为必须符合西藏喇嘛教的规矩规章,而且又要适合中土的风俗,这个工作只有和珅来做。可以这么说,诺大的一个朝廷,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的人,不见得会为官;会为官的人呢,又不见得能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两者都精通的呢?诺大的乾隆朝只有一人——和珅。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之外,和珅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好一些乾隆皇帝临时差遣的兼职工作并尽量使之尽善尽美。他知道,这也是自己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基本条件之一。

能够典型的体现出和珅做好兼职工作,使之尽善尽美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1.编纂《四库全书》

和珅能够时刻为乾隆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换取好的名声。这对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乾隆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一生抱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帝觉得自己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作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如宋朝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明代的《永乐大典》)。因此他命人编纂了《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书,它收录书籍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它收录的书中,除了皇室原有藏书外,还遍征海内各大藏书名家的珍本善本。这套书从1773年起,至1782年初步完成,共经历了十年。

这期间,《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几易其人。能够负责《四库全书》修纂的必须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因为《四库全书》馆总裁绝不仅是虚挂其名的事,要切实的能够对书籍的入选与否、版本的择定等一系列事务做出决定。

起初,《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于敏中病故后由和珅妻子的爷爷英廉接任;1780年又由和珅任总裁。

和珅的学问自然不能胜任这么重大的职责,不过,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极其重视,当作生平中的一桩大事。正是因为如此,和珅办起事来理所当然投入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何况还有学富五车的纪晓岚充任总纂官在一旁协助呢。

然而和珅在担任正总裁后,编书之余,多次上书建议乾隆严加查缴书籍,对有问题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即使是编入《四库全书》的书中,很多也做了删削或修改,去掉了几乎所有违逆的词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的各种图书,都是经过一番清洗后的洁本。究竟修纂《四库全书》功过如何,实在是不好判断。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四库全书》确实为乾隆的业绩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一直到今天,还被人经常使用。而这一笔中也确实包含了和珅付出的辛劳。

和珅一生中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总裁外,还负责监督、修订了很多图书,如《开国方略》、《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热河志》、《石经》、《大清一统志》等,为乾隆皇帝在立言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主持禅位归政大典

1795年,85岁高龄的乾隆帝发布上谕,准备在这一年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颙琰。如何把禅位归政大典办得隆重,以显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珅伤透了脑筋。一直到了大年三十他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交与乾隆帝圣裁。其中,最让乾隆满意的是和珅提议的“千叟宴”。所谓“千叟宴”,就是召集官员、缙绅中七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

举办“千叟宴”,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可以达到提倡尊重老人、孝敬老人的目的,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规范;第二,可以表明乾隆皇帝的功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首肯;第三,还可以表明在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这叫一举三得。

但是,正月时节,北京城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若大的一个宫殿中,空空荡荡如何取暖是一个大问题。和珅别出心裁,调来了1550多只火锅,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火锅里燃烧的煤炭、沸腾的浓汤都会更好地烘托出喜庆气氛。

正月初四,千叟宴如期按照和珅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声势浩大,果然不同凡响。

和珅的这一安排为乾隆赢得了天下盛誉,令乾隆大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