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叶以后，清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屡屡发生故障，“上下关通，营私欺罔”，“督抚藩臬，朋比为奸”时时出现。乾隆在得悉吏治如此败坏后，发出了“朕将何以用人”的慨叹。乾隆需要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和珅便成为查办地方官员的钦差大臣，开始奉旨出京。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和珅一行奉命前往贵州，对云贵总督李侍尧进行突然审讯，以查清他在受贿、勒索方面的罪行。为了避免李侍尧得到风声有所准备，在和珅离京之前，乾隆接连下达密谕，先令兵部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对李暗中监视，继令军机大臣派人稽察沿途驿站，防止走漏消息，且令与贵州毗邻的湖南巡抚派遣干员把守关口，如遇私骑驿马由北往南者，立即拿获，严讯具奏。
李侍尧是额驸李永芳的四世孙，隶汉军正蓝旗。在封疆大吏中，李侍尧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乾隆元年(1736)，李始为荫生，乾隆八年(1743)得补印务章京，乾隆十四年(1749)因皇帝的赏识而被破格擢为副都统，乾隆二十二年代理两广总督。广州自隋唐时起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王朝在收复台湾之后，解除海禁，在广州建立海关，对外贸易。清廷责成洋行(亦称十三行)的商人同外国商人交涉贸易事项，外国商品由洋行经销，出口商品由洋行代购，进出口商品均由洋行规定价格。洋行商人要想保持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就必须向广东官员行贿，因而两广总督既是要职又是肥缺。清王朝制定的闭关政策以及把对外贸易作为“羁縻”外商手段的策略，都要由两广总督去贯彻执行。
李侍尧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案件——英国商人洪仁辉（Mr.Flint)控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额外征税，勒索外商。洪仁辉多次把船开至宁波，试图在那里进行贸易，因而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明令禁止外商去宁波，严格实行广州一门通商，以便把中外交往控制在一个最狭小的范围内。其他外商在接到乾隆的谕令后，都作出遵谕的承诺，唯独洪仁辉不愿受此约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再一次率船到浙江，因不能登岸，遂北上天津，控告李永标额外勒索。
李侍尧在审理此案时，不仅将李永标革职，也对违禁前往浙江的洪仁辉作出押往澳门、监禁三年的处理，并把替洪仁辉书写呈文的秀才刘氏处以死刑。
李侍尧为何如此严办此案呢？原来，早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廷抓获了在湖广一带深山聚众烧炭、图谋反清的马朝柱党羽。因其党羽供称头目姓朱，尚在西洋，即将起事杀回国内；而且马朝柱潜逃，下落不明，故乾隆对西洋人颇加防犯，唯恐彼等与国民接触，资助反清势力。
李侍尧深知乾隆坚决反对国人与外国人来往，于是又制定了《防夷五事》，明文规定外国商人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会馆中，由洋行商人“管束稽察”；国人不得向外商借钱，不得受雇于外商；国人不得为外商探听商业行情；派兵稽察外围商船停泊处，以便及时捕获试图勾结的中外不法之徒。
李侍尧对洪仁辉一案及善后事宜的处理，深得“圣眷”，于是在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由代理总督变为正式总督。
李侍尧在乾隆朝久受重用，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在地方督抚中，李侍尧以政绩突出着称。例如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建议对买补的官仓谷子进行碾试，要求买进上等好谷，防止以次充好；在湖广总督任内，奏请对生活必需的盐“酌中定价”，以剔除两淮盐商“抬价病民”的弊端；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正值清缅之间为结束敌对状态而进行试探性谈判，李侍尧协助大学士阿桂顺利完成这一转变，对举棋不定的缅甸头人孟干“断接济，绝侦探，以示威德，不予迁就”，促使其回到谈判桌上，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李侍尧的才干有目共睹，正如《啸亭杂录》所论：
“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
李侍尧以精明强干赢得了皇帝的器重。乾隆三十八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的李侍尧，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被抬入汉军镶黄旗，升为上三旗。
然而，李侍尧是能人，却非圣人，对于官场上的种种陋规、恶习，他同绝大多数官员一样习以为常，沉溺其中。他不仅心安理得地收受属下的规礼、馈赠，甚至暗示下属送厚礼，进行变相勒索。李侍尧曾令仆人把一颗珍珠强行卖给昆明知县，索银三千两；把另一颗强卖给一名同知，索银二千两。平心而论，在封疆大吏中，李侍尧还算不上声名狼藉，他对属下的勒索，除私欲作祟外，和进贡皇帝也有一定的关系。
按照规定，每逢年节及皇帝万寿、太后千秋，官员都要进贡。而乾隆又是一位情趣极高的君主，对贡品的内在艺术性要求甚高。李侍尧在两广总督任内，确实向乾隆进贡了一些新奇的东西，如外商进献的用发条控制的船只、各种动物，以及能自动报时的钟表、会演奏乐曲的精美的盒子(类似八音盒)等西洋物品，因而甚得皇帝欢心。一次，乾隆在李侍尧进贡后传谕：“此次所进镶金洋表亭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比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然而当李侍尧调任云贵后，虽说手中还有积存的西洋物品，却不能再用那些洋货作为贡品，必须另辟蹊径，以讨好君父。
云贵盛产金银，但要把金银变成高品位的工艺品，还需要一笔可观的投入作为加工费。对李侍尧来说，这笔开销自然要由属下来出，如此勒索当然会引起不满。乾隆四十三年，曾任云南粮储道的海宁在任满回京后，对李侍尧的劣迹私下议论，很快传入皇帝耳中。为此乾隆特召见海宁，询问李侍尧政绩，猜不透天机的海宁唯恐一言不洽触怒天颜，不敢以实上奏。孰料才被抬入汉军镶黄旗三年的李侍尧已经失去圣眷，结果海宁以欺君之罪被传旨严讯。为了尽快摆脱这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漩涡，海宁只得把有关李侍尧的种种传闻全盘托出，以满足皇帝治罪李侍尧的需要。
贵州山水虽然比不上甲天下的桂林，却也称得上怪石嵌空，“玲珑如云下垂，如蛟起舞，又如青英万朵”，途经此地的和珅曾作长诗一首，“用志灵迹”，其诗曰：
黔州自古千岩抱，谁遣六丁开此道，
绝磴层峦一线通，磷峋怪石天成造。
而我勿传空谷音，行行更觉入山深，
此山大有逍遥趣，减却匆忙于役心。
探奇揽胜恣游骋，况闻前有神仙境，
迟回玉勒缓丝鞭，马蹄踏碎松杉影。
忽见奇峰拔地起，喷流溅沫响泉声，
飞云洞口疑云起，恍若苍龙挟雨行。
清风终古难吹去，下有僧人未觉曙，
雾气朝朝郁不开，何年古佛锡风来。
灵根幻出黄金相，贝叶封成碧玉苔，
危亭杰阁悬岩半，望天缥缈烟霞灿。
仿佛如同羽化升，归来翻恐红尘绊，
……
吩咐仆童让我先，今朝平地忽登仙。
家中鸡犬劳相挈，客里琴书莫浪捐，
忽然一阵峦风起，飘拂长林声震耳。
恍如棒喝顶门惊，唤醒痴迷悟方始，
……
禅机岂可妄相求，我对石言石点头。
丝缕牵缠尘纲重，溪山笑傲宦情收，
凉汗沾肌岚风冷，策马依然纵玉鞭。
回首绝壁矗青天，山灵不许游踪恋，
顷刻飞云罩暮烟。
仕途一帆风顺的和珅，何以竟会产生“仿佛如同羽化升，归来翻恐红尘绊”之念呢？这同李侍尧一案恐怕有直接联系。对于李侍尧的突然失宠，不仅一般办案人员不得其解，就连善于揣摩人主意图的和珅也有点猜不透天机。望着眼前“终古难吹去”的“疑云”、“朝朝郁不开”的“雾气”，不禁“凉汗沾肌”。
从天而降的审讯，令李侍尧猝不及防，只得如实招供：
曾收受迤南道庄肇银二千两；收受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收受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收受临安知府德起银五千两；收受东川知府张珑银四千两。一年前，李派家仆回京修房，又接受素尔方阿、德起银各五千两。李在审理一起命案时，查获金六百两、银一千两，他将存单改为金六十两、银七千五百两。按照当时金银比价又可获利三千三百两。
经核实，李侍尧共勒索银35000两，而这只是非法收入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其家人张永受在北京所添置的房产就有六所、地亩一处、放债银两4000；在原籍易州还有房屋数十间、耕地四五顷之多。奴才揩油尚且如此之多，主子搜刮数额之大可想而知。
乾隆在执政之初就一再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唯廉”，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可谓严矣。乾隆六年对收受贿银千两的兵部尚书鄂善处以死刑；乾隆二十二年赐勒索属下的云贵总督恒文自尽；又将在山两巡抚任内侵吞帑银二万两的蒋洲处死(蒋洲之父蒋廷锡在雍正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蒋洲之兄蒋溥在乾隆时期历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乾隆三十三年把侵吞盐引的两淮盐政高恒(孝慧皇贵妃之弟)正法；翌年把以开矿牟利的贵州巡抚方世隽(前任)、良卿(现任)绳之以法；乾隆三十七年令将勒索属下金玉的云南布政使钱度处死；乾隆四十三年将私役维吾尔民采玉牟取暴利的高朴(高恒之子)，在当地斩首。尤需指出的是，高恒父子系乾隆宠妃高佳氏至亲，一系其弟，一系其侄；而云贵总督恒文在乾隆统治前期也是一位政绩突出的能臣。乾隆十二年在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期间，当时在甘肃平庆道任职的恒文奏请“兵贵神速”；乾隆十六年恒文在升任湖北巡抚后又“疏请采汉铜广鼓铸，请增筑武昌近城石堤，请停估变省城道仓空敖，备贮协济邻省米石，均得旨允行”。恒文以善于发现问题、抓住要害得到乾隆的器重。按照“八议”中的议亲、议故、议功、议贵、议勤、议实、议贤、议能，对高恒父子及恒文在量刑时是可以减等从宽的，但乾隆仍坚持从严惩处。
在乾隆中叶以前，因犯贪而幸免一死的只有浙江巡抚卢焯。卢焯隶汉军镶黄旗，是雍乾时期一位能臣，长期出任地方大吏，每到一地都能兴利除弊，诸如严惩把持公务欺压百姓的庄头、严戒械斗、清理积案、赈济灾民、疏浚河道、构筑护城长堤、禁止商人缺斤短两、削减盐价米税、建议以石塘代替柴塘(浙江海塘工程)，以及对年久失修的尖山坝进行修复，防患于未然。尖山坝竣工后，乾隆曾亲撰碑文，以示嘉奖。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吴龙弹劾卢焯在审批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一案时，收受汪氏贿银五万两，嘉兴知府杨景震受贿三万两，经审理属实，卢与杨均被判处绞监候。据《清高宗实录》及《碑传集》记载，在收审卢焯时，“有百姓数数百人喧言，求释放卢，推倒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呼呶罢市”，“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呼冤躅足”。
有鉴于此，乾隆以卢焯在限期之内退完赃银为由，免其一死，将其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赦归，四年后起用。卢焯收贿之数高于鄂昌、蒋洲，却得以从宽，显而易见是因其政绩卓越，皇帝以“八议”中的“议能”、“议勤”而对其减等量刑。
何以同是能臣，对卢焯从宽，对恒文就从严呢？和珅努力地思索着其原因。当然，和珅并不知道，此时已经沦为阶下囚，正在由他负责审问的李侍尧早在其之前，便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思索。
卢氏才识卓异，且为官颇为清正，深得百姓爱戴，故其最终被从轻发落，亦是出于情理之中。但是，恒文呢？李侍尧的脑海中不时地浮现出恒文那张精明过人的面孔。他把恒文落职前后的情形详详细细地思考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李侍尧想明白了：恒文虽然能干，却不精明，当其短价市金被劾后，竟以预备进贡自辩，致使全省喧然，如此自辩岂不是把责任推到皇帝身上？恒文既然如此愚蠢，被赐自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念及于此，李侍尧的眼前豁然一亮，所以在其后的审讯过程中，尽管他对属下的勒索也同进贡有关，却始终只字不提“进贡”二字。李侍尧真的是足够聪明！
和珅也足够聪明！李侍尧明白了恒文之死，而和珅也猜透了李侍尧。那“郁郁不开”的雾气，终于被“一阵峦风”吹散，和珅豁然顿悟。于是，猜透天机的和珅对李侍尧作出了斩监候、籍没家产的拟处上报朝廷。拘泥于从严惩贪已成惯例的内阁大学士和九卿，在讨论和珅的拟处时，却把斩监候改成斩立决，为此乾隆传谕各省督抚，令对两种处理意见各抒己见：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
“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不到。今李侍尧即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深为惭懑。今又闻杨景索(曾任山东巡抚)声名亦甚狼籍，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
“各督抚须痛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俱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
“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着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珅照例原拟之斩候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
其实，乾隆并不想把李侍尧置于死地，否则就不会把两种处理方案交各省督抚讨论，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震慑一下各省督抚而已。但各省督抚唯恐表态支持和珅的意见而被认为与李侍尧沆瀣一气，大多数人为避瓜田李下之嫌，便附和大学士、九卿之议。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明确表态按和珅的意见结案。他指出，对于“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的李侍尧，“原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乾隆遂就闵鹗元之议，颁谕中外：
“各省督抚核议李侍尧罪名一案，俱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枉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略相等……李侍尧身任督抚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暹罗即今泰国)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珅照例拟斩候，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
“兹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而闵鹗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拟唯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着即定为斩监候”。
至此，历时八个月的李侍尧一案终于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