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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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曾国藩的治家绝学(2)

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积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曾国藩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联为有子孙有田国家风半读半耕,但以宾表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闯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非常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他极力劝诫各位弟兄和子女:愿咱家成为耕读孝佛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1866年7月6日他在《致澄弟》中说到: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时局动荡之时也可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纪泽母子八月间就能回湘乡,各方面请老弟费心照料。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曾家历代的家气象、格局,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改这个规矩。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都曾经亲眼见过的,我辈者能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和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图雕花倭图,但是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座房地、一田亩,吃饭不过四篷,男女婚嫁,不过两百两银子。

勤俭传家

曾国藩对于家中的妇女,同样严格要求她们力行“勤俭”。他认为:“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俭,从世家妇女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又说:“家道兴衰,全系于内政之整散。”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妻子“以勤俭自惕”,“以劳苦自乐”,为各房及子孙做出榜样。

曾国藩即使位居高官,但一生勤劳、节俭,并不因自己的权势而坐享其成。

咸丰十一年六月,因处于战争时期,供需紧张,有时常需军队自己种菜。曾国藩幼时在农村,对耕种上的事还较熟悉,所以,他即使在日理万机、戎马倥惚之际,也不忘对士兵种菜加以指导。时间长了,他在军营总结出“课勇夫种菜”的经验,后来还写信将它告诉了长子曾纪泽。

他在信中说到:“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务使瓣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又鉴于家乡老农种菜不怎么讲究整土开沟之弊,他要求在自己家中“首先试验,开此风气”。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勤劳、节俭,对家人也是这样。他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磨炼筋骨”。并说“大官靠不住,惟勤俭可恃”,“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贪钱。”曾国藩认为体现勤俭的重要地方就是“早起”。早起,是农业社会中最优良的习惯。宰予昼寝,昼寝就是晏起之谓。日高三丈,尚未起床,故孔子斥之,谓为朽木。曾国藩在信中屡次对弟弟们提到:我们家从高曾祖以来就有了天未亮就起床的好习惯,竟希公、星冈公、竹亭公都是黎明时分起床,“竟日无片刻暇逸”。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这个戒条在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因为他的严于自律,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

新媳妇进门,就要教她做菜煮饭,时时督促她勤劳纺织,让她会做针线活,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袜。还要教会她们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醋、干笋、烘鱼之类。曾国藩认为,“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但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因此,必须做到“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为了使家中妇女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将食事,衣事,细工,粗工”作为每日必修功课,按早饭后,已午刻,中餐后,酉刻四段时间分别实习;规定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织者验“鹅”蛋,细工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日验一次,又规定“四女一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布鞋和若干酱菜、烘鱼,然后寄与他,“各表孝敬之忱,各事针线之工,余亦得察闺门之勤惰也。”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位居高官,却从不沾染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中仍然保持贫民子弟的朴实家风。他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些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对自己的儿子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仆做取水添茶、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亲自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惟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他认为,不管是大家,不管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不管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为了做到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如: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娇惯则难改,不可不慎。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不可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雇工。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然而,生活之中光知道俭朴还不够,还要勤劳。勤劳才能家业兴旺。曾国藩说:“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三,曾国藩作《习劳而神钦》,他这样写道:“谁都喜欢安逸而厌恶劳动,无论出身贵贱,聪明的、愚蠢的、年老的、年轻的,都贪图安逸而不想去劳动,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的,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身上每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和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劳动相称,旁边的人则不会对他有什么议论,鬼神也是允许的,原因是这是他自食其力的结果。如果农夫和织妇,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才得到几石粟米、几尺布,而富贵的人家,一年到头安逸享乐,生活奢化,不做任何事情,就得到美味佳肴,锦衣华服,高枕无忧,一声吆唱,一帮人听候使唤,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鬼神也是不允许的,如何能够长久呢!”

“古代贤明的君主和忠贞的大臣,像汤昼夜工作,文王日日勤政,周公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到天亮,这些贤德的人都是以勤劳勉励自己。《无逸》一篇中讲,推行勤劳可以长寿,享受安逸上天也不允许,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要学到一身才华,就必须勤加练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勉励自己不断努力,操心忧虑,则可以增长智慧和才识;为天下大事奔忙,自己必须挨饿、受冻,不谋私利,造福人类。大禹治水四年,几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了让天下人受益,他们都十分俭朴、非常勤劳地为人民大众奉献自己全部身心。所以荀子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勤劳俭朴。”

“从湘军兴起后,我每当看见身上怀有一才一技、能吃苦耐劳的人,都认为他们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人所用;有些人没有任何才技,又不习惯于劳作,他们则会一无是处,受尽饥饿寒冷而死。所以说勤劳可以长寿,过于安逸则遭天谴;勤奋则可学到一技之长,为人所用,喜欢懒惰、安逸的人则一无所长、无人理睬;勤奋努力可以济世救民,受到神人的钦佩,懒惰安逸则无人问津,鬼神都不愿帮他。所以君子想得到人、神的帮助,只有勤劳吃苦。”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家业兴旺的长久之计自然在于勤,勤则兴,逸则败,他深知人败,离不得个“逸”字,人如果不勤奋努力,终将一事无成。

耕读守家

【原文】

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义,未能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斯之诗,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从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类。尔等必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织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我们家的门第鼎盛,但是对于家庭的礼节之类的事,却没有认真注意。纵观历史上那些长久的世家,男子要注意耕读这两件事,妇女要注重纺织和酒食这两件事。斯之诗中说帝王居室的事,认为女子的重要任务是处理好酒食之事。家人卦中以二爻为主,最主要的也是中馈。“内则”一篇,其中谈论酒食的占了一半篇幅,因此我多次教育儿媳妇和女儿亲自料理中馈;后辈们却对此并不看重。以后还乡家居,那些不能精于烹调的妇女,必须常常到厨房去,要注重酿酒,制作小菜之类。你们必须注意时鲜蔬菜和养鱼,这关系到一家的兴旺之气,忽视不得。纺织虽然不用很多,但是也不能间断。大房主张的东西,四房都赞同,家风自然就淳厚了。

家教有方

曾国藩认为,嫉妒与贪婪是人生常见的两种病症。嫉妒别人的人以害别人开始、以害自己结束;贪婪的人由于贪得无厌,他们得到了害怕失去、失去了怨恨没有得到,所以才招致祸患。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恢弘、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廷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伦,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的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着重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雕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会有所作为,就不愁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少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很多高干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所以,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所以,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自己了父亲的声誉。因此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所有要求小孩子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然后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不过一有时间,就给小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获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十分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今天看来,他在教育子女成材做人的观点与经验上,在他与子侄的书信中的字里行间,也为人们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宝贵财富。

以和为贵

曹国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他对弟弟说:“如果我有了过失,澄弟、沅弟、温弟你们都可以直言相劝,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过错,也应该彼此规劝,努力改正。”

曾国藩家庭观念非常重,在处理家事时主张万事以和为贵。曾国藩说:“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字澄侯;二弟曾国华,字温甫;三弟曾国荃,字沅浦;四弟曾国葆,字事恒。他对这四个弟弟关怀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家族中排行第九),最为关心。

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曾跟随在他身边。曾国藩对九弟勤加教育,督导甚严。曾国荃才华过人,志向远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于年少,有时未免有些骄傲,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教育他。曾国荃遇事喜欢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教育他;曾国荃作战,缺乏耐性,过于猛打猛攻,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训诫他;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曾国荃对于哥哥的悉心教导,一般能虚心接受,由于兄弟之间能坦诚相对,所以他们能很好合作,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然而一个大家庭里,永远风平浪静也是不可能的。咸丰七年,为了一点小事,曾国藩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经常悔恨不已。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这件事,曾国藩就很不开心,心里十分郁闷。后来,他用这件事来教育儿子纪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这番苦心,一来要纪泽引以为戒,将来与兄弟相处要学会冷静处理问题;二来要他代替自己补偿弟弟,也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由此可见,曾国藩知错能改,从善如流的品质在处理兄弟关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传统的伦常观念中,“父子”是一伦,“兄弟”亦是一伦,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而子女应对父母竭忠尽孝。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常常费心费力,悉心教导弟弟们,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父母的重托,这是不孝的表现,会有损孝道。

奉先思孝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