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行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毋违，且为文记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假如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因此心中无论有多少多大的事，但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是做子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年轻时为人行侠仗义、待人诚恳，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很恭敬地对待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他看见乡亲和亲戚好友，有好事就去祝贺，有丧事就去吊唁，有病就去看望。乡里的人打官司，他常常在中间调解，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通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乡里的道路毁坏没修的，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因为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因此在当地有极好的声誉。
星冈公年老时身患重病。行动不便，又说不出话，生活非常不方便。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他。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每晚小便六七次，人又特别自尊常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就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工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觉得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立刻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与人们所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恰好相反。
从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有言教和身教的差异，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的话都成了家规，这也许就是言教；“竹亭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怒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大不相同，但对于感化家人，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长年在外，在家时间很短，但从来不忘孝敬双亲。他在京城做官时，总是常常写信回去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孝心备至的。
因为远离家乡，自己不能对久病在床的祖父尽孝，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待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经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状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由于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到：“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番孝心溢于言表。
曾国藩要做任何事时，总要与父母商量，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开导。老人实在不答应，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写过这样一封家书：“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近一千，归家则途费又须数百，甚是昔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自己具折，折中难于措辞，私心所愿者，颇想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即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则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则后年必归。次也，若二者不能，则只得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后年得一京官，支持门面，余则归家告养，他日再定行止耳。如三者皆不得，则直待六年之后，至甲寅年母亲七十之年，余誓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了，归无储栗，余亦断断不顾矣。然此实不得已之计。奢能于前三得中得其一者，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审祖宗能默佑否？”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尽管位居高宫，但时时想念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然而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孝敬双亲的炽热情感深深藏在心里。为人子女，总想令父母健康一些，安逸一些，少操心一些。《礼记》中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女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可能是容易做到。很多人连让父母冬暖夏凉也做不到，不是没有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要念念不忘尽孝，也就是说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假如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却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如果连这点本分都没有，那就不成其为人子了。
曾国藩身为人子，却不能经常在家侍奉双亲，心里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他总希望自己能多为父母做一些事情，用此来报答父母。他在京城做官时，得知母亲想买一个丫头，马上写信表示支持，并从自己很少的收入里挤出五十金寄给母亲。祖父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给祖父买了一件黑狸皮褂，用以御寒，又担心家人不会保管皮褂，因此特地写信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矢口信否？若果尔，则回潮天气须勤勤俭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棒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置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这样细微的事情，曾国藩也要再三叮嘱，可见他对父母的孝顺并不是装装样子，而是时时将父母放在心间，处处为他们着想。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心中虽有父母，但他们总觉得时间还长呢，孝顺父母的时间多的是，因此整天忙着自己的事业，渐渐将父母忘记在岁月的流逝中，却不知父母已慢慢老去。另一种人事业有成后把父母接到身边，结果父母来后，自己的家务做得越来越少了，父母比原来在家里更辛苦了。像这两种人难道是讲孝心吗？更有甚者嫌父母穷，不愿为父母花费过多且不照顾父母，或是婆媳关系处理不好，让母亲孤苦伶仃一个人过。以上几种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清人朱柏庐有一副对联说：“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曾国藩的孝顺不只对双亲，他一直主张“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并努力去实现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国藩的三叔父曾骥云，一直在家务农，生活艰苦，曾国藩常常不忘接济他，待他如同父亲，他后来依靠曾国藩的孝敬，生活慢慢地好了起来。曾国藩不但对叔父常敬孝心，对兄弟也是关爱有加。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才华出众，后来加入湘军，成为一名得力干将，立下了许多战功。但为人有些骄傲，曾国藩常耐心地对他加以劝诫，让他慢慢学会怎样做人。生活中，曾国藩也是时时处处关照弟弟。有一次，曾国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缩，曾国藩特别担心，后来专门派人给弟弟送去膏药三副。曾国藩得到一个“一品”的名额，不给自己的儿子，却给了弟弟的儿子纪瑞，事先也不告诉弟弟。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身为长兄的曾国藩爱弟、让弟的浓浓深情。
劝诫兄弟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不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
曾国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这与他的家庭观念极重有关。普通人一般会认为：家庭与事业不可两全，其实不然。即使真的无法两全，也应给予“家庭”以足够的重视，由于家庭之内亲情所系，才真正是一个人根据所在。个人尽管可能在社会上有些声名、地位和交际往来，然而以血缘关系织就的家庭仍然是最为温暖的根本庇护之所。
时代愈向前发展，这一点就会愈易突出。一个人在社会上也可能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一旦他与家庭这个亲情相系的“营养供给站”切断了联系，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深受漂泊无根之苦，从而焦躁不安，孤苦无依，难有大成就。曾国藩深明此理，一生两大成就：出则为人臣之极，人则为持家之范。他的家庭之内兄弟姊妹很多，其间姑嫂嫌隙，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一定也有发生，然而全赖他治家有方，一家人其乐融融，和睦相亲。
曾国藩十分钟爱自己的弟弟，手足情深，始终不渝。曾国藩十岁时，弟曾国潢出生。曾竹亭笑谓之曰：“汝今有弟矣。”命作诗文一道，题目《兄弟怡怡》。文成，竹亭喜道：“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支承其家矣。”
曾竹亭有五子：长子曾国藩，字涤生；次子曾国潢，字澄侯；次子曾国华，字温甫；次子曾国荃，字玩浦；次子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对于四个弟弟爱护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尤为关心。
了解曾国藩治家思想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对于家庭非常端重“孝悌”二字。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是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甸甸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思，秩然有序，此其大学问也。著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
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非常重视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唯恐有丝毫之失，有负父母重托，有损孝道。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说：“子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心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又说：“余尝语岱云云：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
至于曾国藩对待兄弟之态度，在爱之以德，不在爱之以姑息。家书中曾言：“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始徙。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于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