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虚名的人，将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包藏罪恶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怀有嫉妒心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
我们应该永远追求诚心，以虚心处世。心诚则志气充实专一，即使历尽磨难，也不改变其原则，终有顺理成章、获得成功的一天。虚心，则不会矫揉造作，没有私心，最终可以为大家所谅解。
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曾国藩最恨官气，所以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全部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衮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如此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经》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那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
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曾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假如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不会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白手起家，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屡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垫，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没多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事实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甚少，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是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
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由于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欣赏，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他了。所以，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因此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因为清廷器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是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所以，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类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的人。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是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表示尊重。
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七贤者即邓弥之、莫子诸士。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大概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拢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拢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主语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但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子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因而也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虽然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大概李鸿章得到的教益呈最为典型的。
曾国藩日常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假装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不停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离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因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四戒
【原文】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必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友人履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信；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甚。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者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左：
不忮
善莫大于恕，恶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已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已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从诟忌，乖气相倚伏，
重者灾汝躬，轻亦灭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伙，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憨。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今译】
弟对于世事的阅历渐渐深了起来，但来信中却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惟廉洁和恭谨才是承受福气的方法，骄傲就会自满，太满了就会倾覆。任何发自口端或笔端的诸如厌恶这个人俗气，嫌弃这个人鄙陋，议论一个人的短处，揭发一个人的隐私，都是骄气的表现。且不要说自己的这一指责不一定恰当，就算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也已经为天道所不允许。我们家的子弟，充满了骄傲之气，一开口就议论别人的长短，笑别人的鄙陋，这都不是好的气象。贤弟想戒除子侄辈的骄气，一定先把自己好议论别人的短处，喜欢揭人隐私的习气，痛加改正，然后再让子侄辈在这些事情上警惕和改正。要去除“骄”字，以不轻易非议或笑话别人为首要标准；想去除一个“惰”字，要以不晚起床为首要任务。
傲是一种带来凶煞的德行，任何担当大任的人，都因为一个傲字而导致失败。带兵打仗的人，最要戒除的就是骄气和惰气；对于做人来说，最要戒除的也是骄和惰这两个字。
自古以来由于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因为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话说得不多，然而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类似，但说出来的话特别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示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多时候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反映在面貌上。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因此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气象，不然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爱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手，依然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毫无可取之处吗？只因为“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要谆谆告诫诸弟，一定要以此为戒。
弟称“命运作主”，这是我向来深信不疑的；你说“自强的人常常能胜人一筹”，对这点我并不深信。凡是国家强大，一定要有很多的贤臣辅佐；家庭要兴盛，一定要多出贤能的子弟。这些东西都与天命有联系，不完全依靠人的谋求。
我平时约略述说先儒们的书，发现圣贤教人修身的理论，千言万语，概括起来，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说的就是自己不能修德进业，又害怕别人修德进业的这类人。求，就是贪图利名，安于现状，说的就是没有得到的东西千方百计去得到，得到了的东西又害怕失去的这一类人。忮，常见，一般都是在名望、事业相当，地位相等的人身上表露；求，也不常见，往往发生在财物交往、仕途进取相互有所妨碍之时。
要想得到福祉，首先要去掉忮心，人心如果能让没有贪欲、没有害人之心充溢，仁就会取之不尽。想要立下好的人品，则应力去求心，人假如没有贪心，则不会患得患失，而义也将用之不竭。“忮”心不去，满心里都是荆棘；“求”心不去，心灵就会日渐卑污。我对这两种心，时常加以克制，痛恨的只是自己还未能把它们扫除干净。你们如果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方面痛下功夫，并希望子孙后代都要以此为戒。
人需四忌，方能立足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在位之时并不依靠权势聚敛财富，他曾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贪图钱财，滋长自己的虚荣心理。假如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荡荡，见识日多，一身正气。
人生在世不懂许多人情世故，而处世之道又常有许多禁忌，稍有大意，便会招来临头大祸。纵观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之法，有很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其处世的四个禁忌，也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