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和整个世界的本性。不能做到诚，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也就只是一平凡之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人物”。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不是端着个理学臭架子，让人望而生畏。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经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干扰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十分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所以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的上司对他严加训斥，他却不当一回事。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由于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三方面：一个方面对他要宽松，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切不可与他争功，打了胜仗，功劳全都归他；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言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自己宽裕时，再多的金钱都要视之如粪土，当自己贫困时，也要慷慨解囊，宁愿自己艰苦也要分些利润给他。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而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晰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百姓来告状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自己手下又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与李世忠这样的悍将相处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曾国藩对李世忠这员威猛、难以驯服的大将，用宽“名利”，严“礼义”的原则待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下令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所以想挫挫他的锐气。李世忠进到帐中，还未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一下子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各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称赞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很多，后终被曾国藩所用，成为得力干将。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悍将”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对待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常说，对那种对自己不友善的人不要用鄙视或轻视的态度令对方难堪，而是应该从自己做起，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那段时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去伪而崇拙”，他认为用天下至诚的方法，能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说“左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但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与它为伍。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曾国藩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在信中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上种种事情，饱经沧桑，学会了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话，让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近日我突然醒悟，一味向平淡真实的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以本来面目，恢复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质，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的道路，日子长了自己的品性会愈来愈低下。别人用奸诈之心来对我，我仍以诚信回应他，日子长了，他也会改变态度的。如果勾心斗角，表面上看来很近，其实内心却有许多隔阂，那么相互之间的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不同，古人说：自胜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自己天未亮就起来；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扫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有恒，这就是毅。二者相似，其实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李鸿章有才气，曾国藩十分欣赏他，但李鸿章身上本身也有的江淮虚伪之气，曾国藩却不能接受。“笃实”这种品德是为世人所推崇的。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惟忘机可以消众机。”在日记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
《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在与人的交往中，假如人人以它为准则，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会风气总会逐渐淳朴起来。
“忘机”，是用于自身的修养。对付社会上虚伪奸诈的小人，则是千万不能忘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过人的地方。一般人总认为“待我以伪，则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则还之以诚”。更有甚者，以牙还牙，甚至以十倍“牙”相还；将心比心，乃至十倍“心”回敬。曾国藩不同，对于以奸诈之心对他的人，他回报的是诚信，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曾告诫其弟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待人之法，好像也应从中学点什么。只有去掉本性中虚伪的成分，用真诚去对待世人，才能在心与心的间隙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
精明
【原文】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凡利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取讥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伞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大致处事以“明”为第一重要，“明”有两种：高明和精明。相同地方，登上高山的人，看得就遥远，登上城楼的人，就能感觉眼前空旷，这就是高明。相同东西主观猜测的人，就比不上用衡器测得准确，眼力好的人不如尺子量得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的人，要降低他的心志来求得平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点都不差，就渐渐地实在了。能实在也就能平和。
要是利益，应当与人共分；只要是名誉，应当与人共享。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晓事这两件事为职责。知人，的确是不容易学到；晓事，则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而做到。晓事则不管是志同道合的人还是异己之人，都可以慢慢地开导和教育他们，以求得和衷共济。不晓事则会挟私怨从而办错事，就算秉公执法也会办错事；小人不晓事要办错事，君子也一样；没有原则的人要办错事，狂狷之人不晓事同样办错事。倘若再加上不知人，则办事始终背道而驰，这决不是和协之道。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早就了解了京城的风土人情。那些达官贵人们，悠闲从容，涵养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清楚得很。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反而想改变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关痛痒、难以破除的习气，但是矫枉过正，有时又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所以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仁人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用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因为激喷而矫枉过正的苦衷啊！
所有事都非常棘手，焦虑的时候不是没想过干脆睡到棺材里算了，什么事也不管，躺在那里，也许比现在活在人世更感到快乐。然而焦虑越多，公事越烦乱，而长夜快乐之期却毫无音信。而我又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被人指责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任极品之官为荣耀，我现在真是把它当做痛苦、懊恼的境界。但被形势所逼，又根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为人处世，刚中有柔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
曾国藩觉得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非常推崇刚柔相济。
曾国藩的孙婿，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曾口述一段故事，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修身之法。这个故事是李鸿章说给吴永听的，应该可靠。李鸿章是这样说的：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且讲一条给你听。有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集市备办希蔬瓜果。晨间已过午间，还没有回家。
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膛上和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顶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进？”老翁见抵说不过，就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身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脱履。其人见老翁这样，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
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第一条到底“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来说，世间无论何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吴永对老翁“躬身入局”加以肯定，算是对故事有较深层的理解。现在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又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的意思，儿子与京货担子顶着，挺关相互僵持，谁也没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老翁看到这种情形婉言相求还是不行，便亲自下水，却一下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让他最终达成目的。
曾国藩将忍让之道放入他的“经”中，表明他赞同为人处事应刚柔相济，并且说明，有时外表的柔，其实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在“柔”学当中，曾国藩一生刚毅坚强，但又非常重视以柔克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只有自柔出，才能显英雄本色。
曾国藩所讲的“刚柔”也可用“硬悔”来做一说明。他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同样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曾国藩早年供职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他的“悔硬”、“柔刚”之学就是从《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中感悟出来的。他为人处世以“悔”、“硬”相勉，“刚”、“柔”相济，是具有非常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人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在曾国藩眼里，一个人在外声名显赫，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贪图家财万贯，这两者太过于招摇，完全没有谦退的意思，那么这种人家业、事业时间不会久便什么都没有了。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两面性：一面战战兢兢，一面坦坦荡荡；一面悲观主义，一面乐观主义。他在极盛时想到极衰，这种思想引导他；征战生涯中生不忘死，居安思危，遭受屈辱时志不衰减求得荣耀，惨遭失败时发愤图强以求东山再起。这些同样是曾国藩对“刚之柔出”的处世之法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