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和整个世界的本性。不能做到诚,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也就只是一平凡之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人物”。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不是端着个理学臭架子,让人望而生畏。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经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干扰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十分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所以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的上司对他严加训斥,他却不当一回事。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由于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三方面:一个方面对他要宽松,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切不可与他争功,打了胜仗,功劳全都归他;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言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自己宽裕时,再多的金钱都要视之如粪土,当自己贫困时,也要慷慨解囊,宁愿自己艰苦也要分些利润给他。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而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晰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百姓来告状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自己手下又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与李世忠这样的悍将相处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曾国藩对李世忠这员威猛、难以驯服的大将,用宽“名利”,严“礼义”的原则待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下令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所以想挫挫他的锐气。李世忠进到帐中,还未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一下子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各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称赞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很多,后终被曾国藩所用,成为得力干将。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悍将”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对待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常说,对那种对自己不友善的人不要用鄙视或轻视的态度令对方难堪,而是应该从自己做起,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那段时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去伪而崇拙”,他认为用天下至诚的方法,能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说“左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但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与它为伍。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曾国藩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在信中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上种种事情,饱经沧桑,学会了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话,让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近日我突然醒悟,一味向平淡真实的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以本来面目,恢复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质,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的道路,日子长了自己的品性会愈来愈低下。别人用奸诈之心来对我,我仍以诚信回应他,日子长了,他也会改变态度的。如果勾心斗角,表面上看来很近,其实内心却有许多隔阂,那么相互之间的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不同,古人说:自胜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自己天未亮就起来;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扫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有恒,这就是毅。二者相似,其实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李鸿章有才气,曾国藩十分欣赏他,但李鸿章身上本身也有的江淮虚伪之气,曾国藩却不能接受。“笃实”这种品德是为世人所推崇的。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惟忘机可以消众机。”在日记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
《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在与人的交往中,假如人人以它为准则,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会风气总会逐渐淳朴起来。
“忘机”,是用于自身的修养。对付社会上虚伪奸诈的小人,则是千万不能忘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过人的地方。一般人总认为“待我以伪,则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则还之以诚”。更有甚者,以牙还牙,甚至以十倍“牙”相还;将心比心,乃至十倍“心”回敬。曾国藩不同,对于以奸诈之心对他的人,他回报的是诚信,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曾告诫其弟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待人之法,好像也应从中学点什么。只有去掉本性中虚伪的成分,用真诚去对待世人,才能在心与心的间隙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
精明
【原文】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凡利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取讥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伞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大致处事以“明”为第一重要,“明”有两种:高明和精明。相同地方,登上高山的人,看得就遥远,登上城楼的人,就能感觉眼前空旷,这就是高明。相同东西主观猜测的人,就比不上用衡器测得准确,眼力好的人不如尺子量得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的人,要降低他的心志来求得平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点都不差,就渐渐地实在了。能实在也就能平和。
要是利益,应当与人共分;只要是名誉,应当与人共享。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晓事这两件事为职责。知人,的确是不容易学到;晓事,则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而做到。晓事则不管是志同道合的人还是异己之人,都可以慢慢地开导和教育他们,以求得和衷共济。不晓事则会挟私怨从而办错事,就算秉公执法也会办错事;小人不晓事要办错事,君子也一样;没有原则的人要办错事,狂狷之人不晓事同样办错事。倘若再加上不知人,则办事始终背道而驰,这决不是和协之道。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早就了解了京城的风土人情。那些达官贵人们,悠闲从容,涵养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清楚得很。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反而想改变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关痛痒、难以破除的习气,但是矫枉过正,有时又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所以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仁人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用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因为激喷而矫枉过正的苦衷啊!
所有事都非常棘手,焦虑的时候不是没想过干脆睡到棺材里算了,什么事也不管,躺在那里,也许比现在活在人世更感到快乐。然而焦虑越多,公事越烦乱,而长夜快乐之期却毫无音信。而我又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被人指责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任极品之官为荣耀,我现在真是把它当做痛苦、懊恼的境界。但被形势所逼,又根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为人处世,刚中有柔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
曾国藩觉得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非常推崇刚柔相济。
曾国藩的孙婿,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曾口述一段故事,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修身之法。这个故事是李鸿章说给吴永听的,应该可靠。李鸿章是这样说的: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且讲一条给你听。有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集市备办希蔬瓜果。晨间已过午间,还没有回家。
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膛上和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顶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进?”老翁见抵说不过,就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身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脱履。其人见老翁这样,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
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第一条到底“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来说,世间无论何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吴永对老翁“躬身入局”加以肯定,算是对故事有较深层的理解。现在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又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的意思,儿子与京货担子顶着,挺关相互僵持,谁也没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老翁看到这种情形婉言相求还是不行,便亲自下水,却一下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让他最终达成目的。
曾国藩将忍让之道放入他的“经”中,表明他赞同为人处事应刚柔相济,并且说明,有时外表的柔,其实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在“柔”学当中,曾国藩一生刚毅坚强,但又非常重视以柔克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只有自柔出,才能显英雄本色。
曾国藩所讲的“刚柔”也可用“硬悔”来做一说明。他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同样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曾国藩早年供职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他的“悔硬”、“柔刚”之学就是从《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中感悟出来的。他为人处世以“悔”、“硬”相勉,“刚”、“柔”相济,是具有非常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人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在曾国藩眼里,一个人在外声名显赫,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贪图家财万贯,这两者太过于招摇,完全没有谦退的意思,那么这种人家业、事业时间不会久便什么都没有了。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两面性:一面战战兢兢,一面坦坦荡荡;一面悲观主义,一面乐观主义。他在极盛时想到极衰,这种思想引导他;征战生涯中生不忘死,居安思危,遭受屈辱时志不衰减求得荣耀,惨遭失败时发愤图强以求东山再起。这些同样是曾国藩对“刚之柔出”的处世之法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