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国藩有大功于清政府，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小可。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特别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赞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扬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还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还没成年的孙曾广镕、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这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以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排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由此看来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一度是康梁信徒，故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很深。在探求世事的大本大源时，他也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广可谓备极赞颂。”但是从他后来对农民战争包括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观与立场的彻底变化。他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既然这样，在毛泽东眼里，曾国藩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历史，其功过是非，不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鼓励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必定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学养
世上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就是读书，即学养，因为学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知识，也是人的精神中的灵魂。这样说，可能有一些夸大，但在曾国藩的身上的确这样，无怪乎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不是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符合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这是曾国藩告诉大家的一大人生学问。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就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悟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喜爱书籍。道光16年(1836)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刻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尽管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愿望。
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没有多少了。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十分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游玩几天。在交谈中听闻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晓得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十分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答应，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路经金陵时，曾国藩见金陵书肆非常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为吃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毫不还价。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然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十分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就这样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坚决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的财物，便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示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不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极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研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之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产生了对古文和历史的喜爱，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的时候。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偏重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地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可能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可以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很惊讶。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几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怎样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明白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以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征，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势危急而政风颓靡，于是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显示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十分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很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很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引领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特别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部分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以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只是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纳，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像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量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很多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更有甚者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歌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显示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何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渐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不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特别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同治10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很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能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且要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边，晚上照旧读书不止。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甚是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好像已肿过膝上者。大约做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还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此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闾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比较认真地翻看了几遍。由此看来：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把学养变成自己的灵魂！
修养之道，身心兼治
养心与养身的关系是本与源。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如果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建树，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怎样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遇到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久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最不易混，最易失去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难能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源于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就像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飞舞柳絮，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就像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为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值得关注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己。
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依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如何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