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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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曾国藩的修身绝学(3)

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源于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要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一直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就算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丢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会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只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并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廪人既绝,人口不少”,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得,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为艰难。在岭南,因为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是当时人烟稀少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这样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依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舒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阻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在诗词中对韩愈、苏轼的诗词非常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常常吟诵。

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是说君子要有宽恕他人之心,自己则少贪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大象最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于养身之道,格外留意。曾国藩谈及养身之道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只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的目的,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见识是广博的。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遵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果。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当作家常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莱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乙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特别应该竭力遵守。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致不外乎“惩分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假如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只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讲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该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摒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另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律‘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理解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以知道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并不是把我们人的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罢了。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不论“以意志统帅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致上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注重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许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可以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上说:

“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要获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明白。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参加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平时还注意射箭,这也可作为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家中后辈身体都虚弱,可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以上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方法,虽然也讲多动少食,但是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对于曾国藩节制恼怒的情形,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大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还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讲法。这在魏晋士大夫中的确成为风气。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旷达,漠视礼法之人,他们经常聚于竹林、饮酒放歌。阮籍听说母亲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饮。稽康更是狂放,时常在众人面前指责汤、武,批评周、孔。阮咸风流才俊,却曾与群猪共饮。刘伶嗜酒如命,酒不离身,时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刘伶纵饮,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之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的时候,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却能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效果甚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健康学十分相符合。像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更为近年传导精神健康与体格健康的人所注意。一个未受过健康教育的人,而他的言行无一不与健康教育中所说的相符合,实属不易!

可以说,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静定

【原文】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皆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怀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地之至诚平?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宜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必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幢幢,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身体就像鼎立得不动。这两句话是应该遵循的。只有心到静极时,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身体寂然不动,最终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意境只是闭藏到了极点,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这就是“元”,等春雷一响这就是“启”。谷类的坚实,是开始播的种子的原因;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这其中没有满腔的生意,就好像万物的生长都赖于我心,还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因为一点生物的仁心,每一气息静极,仁心不息,这就是天地间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也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取得真正快乐的人了。

我们求静,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一样,一定要用心体验这细密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所谓的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事实上生理的机能都差不多我丧失了,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如果有外在的干扰,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我深入地体察这真实的道体,认为阴先于阳。但假若不是亲身的体验,始终只能浮光掠影地说说而已。

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仅管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心”的境界,天地由此位,这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从“慎独”而精进,以至于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有,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就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由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穿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言语一定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君子要“惩忿窒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最为重要。

静坐而思,心灵舒畅,气血和顺,必须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境地,才算效验。默坐而思,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生意。杂念丛生,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排除?还得勤加努力!

恬淡名利,以古为戒

曾国藩是一个饱览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追逐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刻引以为戒。他认为,不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但是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当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十分,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一定从“淡”字上着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怀广大,就必须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事,全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