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源于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要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一直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就算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丢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会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只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并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廪人既绝，人口不少”，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得，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为艰难。在岭南，因为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是当时人烟稀少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这样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依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舒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阻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在诗词中对韩愈、苏轼的诗词非常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常常吟诵。
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是说君子要有宽恕他人之心，自己则少贪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大象最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于养身之道，格外留意。曾国藩谈及养身之道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只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的目的，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见识是广博的。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遵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果。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当作家常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莱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乙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特别应该竭力遵守。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致不外乎“惩分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假如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只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讲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该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摒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另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律‘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理解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以知道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并不是把我们人的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罢了。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不论“以意志统帅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致上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注重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许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可以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上说：
“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要获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明白。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参加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平时还注意射箭，这也可作为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家中后辈身体都虚弱，可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以上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方法，虽然也讲多动少食，但是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对于曾国藩节制恼怒的情形，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大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还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讲法。这在魏晋士大夫中的确成为风气。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旷达，漠视礼法之人，他们经常聚于竹林、饮酒放歌。阮籍听说母亲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饮。稽康更是狂放，时常在众人面前指责汤、武，批评周、孔。阮咸风流才俊，却曾与群猪共饮。刘伶嗜酒如命，酒不离身，时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刘伶纵饮，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之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的时候，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却能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效果甚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健康学十分相符合。像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更为近年传导精神健康与体格健康的人所注意。一个未受过健康教育的人，而他的言行无一不与健康教育中所说的相符合，实属不易！
可以说，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静定
【原文】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皆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怀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地之至诚平？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宜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必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幢幢，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身体就像鼎立得不动。这两句话是应该遵循的。只有心到静极时，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身体寂然不动，最终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意境只是闭藏到了极点，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这就是“元”，等春雷一响这就是“启”。谷类的坚实，是开始播的种子的原因；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这其中没有满腔的生意，就好像万物的生长都赖于我心，还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因为一点生物的仁心，每一气息静极，仁心不息，这就是天地间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也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取得真正快乐的人了。
我们求静，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一样，一定要用心体验这细密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所谓的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事实上生理的机能都差不多我丧失了，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如果有外在的干扰，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我深入地体察这真实的道体，认为阴先于阳。但假若不是亲身的体验，始终只能浮光掠影地说说而已。
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仅管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心”的境界，天地由此位，这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从“慎独”而精进，以至于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有，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就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由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穿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言语一定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君子要“惩忿窒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最为重要。
静坐而思，心灵舒畅，气血和顺，必须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境地，才算效验。默坐而思，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生意。杂念丛生，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排除？还得勤加努力！
恬淡名利，以古为戒
曾国藩是一个饱览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追逐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刻引以为戒。他认为，不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但是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当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十分，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一定从“淡”字上着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怀广大，就必须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事，全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