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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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曾国藩的为官绝学(4)

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当成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文饰。

天下之大,百姓最大

天下之大,民最大。这种学问只有大家才能明白。民本思想,当然是曾国藩做人学问关键之所在,换句话说,即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为他们谋得利益。

曾国藩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说道: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条理分明,则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为我弥缝而自救之矣。昨信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地方官绅多有出钱出粮给湘军者,因此曾国藩大都敬之。而对于贪官污吏,他主张查办。比如严丽生在湖南农村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败坏名声,他便主张调查其劣迹,或者前科记录,如有,便抄一份送到京城,以上奏弹劾。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嘱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敬绅”能树信,信树则路广,是每一位当官者所必不可少的为官之法。既然曾国藩自己不能够“稍隆外之仪文”,则他必不能“获于官场”,然而他的这番见地,却足为诸多掌权者鉴。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并愿“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他深刻明白“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因此;他教育军队官兵,除了激励他们的士气,指导行军方略之外,常把禁止骚扰百姓作为头等关键内容。

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即:“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住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强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入驻江西建昌大营的时候,做了一首《爱民歌》,歌中对于军队爱民的事宜,论说得尤为详尽。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理由,他自己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白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这里说的是办理军事,每天以杀人为职业,因此不能不爱民。这是从职业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曾给刘詹崖一封信,信中说:仆家世寒素,深知一丝之要。近年从事戎行,每驻军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故每与将官委员苦诫,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这里是从阅历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给吴竹庄的一封信里也说:“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这里说的是爱惜军队的荣誉,害怕士兵骄横。因此不能不爱护百姓,这是从名誉方面论述的。

对此,蔡东坡评价说:“古今名将用兵,无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违用兵之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自于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是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又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恨,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这一番言论和曾国藩的论述相互启发,世上掌握军权的人实借之一思。

救世于嚣尘,苦于移风俗,是曾氏处世哲学的又一方面。

曾国藩志在救世助人,不仅体现在家书里,而且也体现于他平素所写的诗章里。

癸卯年间他曾写过《感春》诗几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陈子昂)”。

曾国藩曾经说:“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他的意志也是如此,他为了救济贫民,曾经有购置义田的动意。道光29年7月15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人,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上两首诗中就有此意。

“仕官所入”、“除供堂上甘旨外”、“稍有赢余”、“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量!那些一朝做官,只思索取,只知道去填足自己的钱袋,而对于民生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若看了这些,会有何感想呢?

戒傲

【原文】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争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百思信,行骂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如谨慎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自古以来由于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由于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话说得不多,但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相似,但说出话来特别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色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凡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在面貌上反映。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且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否则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爱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人,还是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吗?只由于“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要谆谆告诫诸弟,务必要以此为戒。

我们家现在虽然兴旺,但切不可忘了寒士家的风格,子弟们应该努力戒除傲和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人为第一;戒惰,以不晚起为第一。对于我不要忘记当初在蒋市街卖菜篮的情景,弟弟你则不要忘记当初竹山坳拖碑车的情景。过去吃苦的景况,怎么能知道以后不再品尝,这样一想,就会知道谨慎了。

宦海沉浮,保持清醒

权力是一把两面刀,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怎么做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要害,觉得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无论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常常是因为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觉得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难以想象到的。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缺点错误,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如此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若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国藩字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忑忐心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并不多见,我非常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因此曾国藩才有这样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哲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非常有启发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防止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经常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从始至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度过了宦海的风波,防止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大不相同了,特别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而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因此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倘若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思危

【原文】

捐务公事,余意弟总以绝不答一言为妙。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唱百和;然闲言即由此兴,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

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以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