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译】
处理公事时，我的意思是你以一言不发为好。凡是官运享通的时候，自己的子弟参与公事，都会格外顺手，一呼百应，然而闲话也会因此而生，怨恨和毁谤也会由此而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应该预先考虑衰败的事，当兴盛时事事顺利的时候，要预先考虑衰败时事事拂逆该怎么办。你以后去长沙、衡州、湘乡等地方，总要首先注意不干预公事。
怕的是不能通达，不怕不能立足；怕的是不稳妥，不怕不露头角。以后一定要安身于风平浪静之中，而不要去追求翻天覆地的轰动效应。我也不甘心做平庸的人，只是近来看了许多的变化，所以一味提倡平实。这不是我心情萎靡，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声名太重，不这么做，都是危险之道。
担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参与，好比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二是不善终，古人曾说每天都要谨慎，唯恐不能善终，因为身居高位险地，而又能善终的人很少；三是不能胜任，古人曾说要小心谨慎，好比在朽板上驾驭六匹马，战战兢兢，就像随时都要坠入万丈深渊，怕的就是自己无法胜任。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他的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天。
权高位重，如履薄冰
曾国藩觉得，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就好比东家把银钱货物投给店中的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就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就像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店主的财物不甚爱惜一样。
中国人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求得一官半职是大部分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大凡作了官的人，还想追求高官，做了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官场上很多事情难以预测，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顺畅的仕途呢？曾国藩以自己多年身居高位的体验，对居官之道作了一个总结。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一点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怕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处处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考事情的原委，导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是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惨败的结局也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所以，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不同的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来做比喻，绳索如果已朽，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觉得，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就好比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的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就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就像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店主的财物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财物，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还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把此类话略作改动，说：“偷人家财物，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的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即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方面要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何原因就得到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处于困难的时期，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有些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便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无论哪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自己不成功，都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然而，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旦夕祸福，并不是人们所愿意的。社会的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
曾国藩通过细心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他觉得“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他进一步做了解释说：“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
怎样才能够避祸呢？曾国藩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诚、明、仁、信。
所谓诚，就是诚实不欺，虽然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就索然无味，若能够以诚待人，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提出“明”，“明”就是心胸开阔、坦荡，即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态。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曾国藩具体阐释了“明”可避祸，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被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细微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就像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就像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的学问。
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位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非常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就像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好比捣击熟透了的米。总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称为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非常之深。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仁是与人为善的意思，不用阴暗的心理揣度别人。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是奸，是诈，是过于精明。若处处与人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这一点上，曾国藩非常崇拜提出“仁”这一学说的孟子。他说：读《养气》这篇文章，好像对其要义有所领会，希望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就算仓促苟且之时，颠沛流离之际，都会有孟夫子的教诲在前；时刻不离身，或许到死的时候，可能有希望学到他的万分之一。
曾国藩从《易经》阴阳变化的道理，引申出人一定要为后世着想。五十岁时，他痛加反省，说：“我年纪五十岁却早衰到如此地步，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极点，这都是天赋资质不足所致。加上百般忧愁和多年精神抑郁得不到快乐，而使身体受到损伤，从今以后每天坚持静坐一次，以恢复身体健康。”
曾国藩还将养生之道和祸福联系在一起，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调息一定要归海，眼视一定要垂帘，饮食一定要清淡节制，睡眠一定要除去杂念而且恬静。牢记这四字，就可以祛除疾病。这种见解可以写成是健身，也可以看成是避祸之见。
高位
【原文】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事，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担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参与，好比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二是不善终，古人曾说每天都要谨慎，唯恐不能善终，因为身居高位险地，而又能善终的人很少；三是不能胜任，古人曾说要小心谨慎，好比在朽板上驾驶六匹马，战战兢兢，就像随时都要坠入万丈深渊，怕的就是自己无法胜任。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他的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天。
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曾国藩说：“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崇耳，不择交别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货也。”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攻克天京以后，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差不多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而身居高位的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手掌重权，军事实力过分强大，利则能以此立身，弊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据说当时投降曾国藩的李秀成在狱中写了五万多字的自供状。李秀成投降，实属没有办法，天京攻陷以后，他保护洪秀全的儿子逃出包围圈，在换马的过程中，被清兵追上，寡不敌众而被俘。在供状中，李秀成力劝曾国藩称帝，自成一代霸业。曾国藩看了供状以后，对其中做了删减修改。
曾国藩深刻明白自己的实力，也明白自己权力过大会引起清政府的猜疑，为了保身之见，亲自下令裁减湘军，削减实力，这项措施让清政府逐渐消除了对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曾国藩在给朋友、家人的书信、言谈中多次流露出“辞荣避位”的想法。他曾写信劝手握重权的弟弟曾国荃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并一再诉说自己的心情“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他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后更根深蒂固，看着周围同僚的荣辱升降，他又加深了想法，即“大约凡做大官，处荣安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的担忧。在他的儿子曾纪泽劝他辞去两江总督的官位时，他说：“平世辞荣避世，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然而，他还没有等到“辞荣避世”的平世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让他成了千夫所指，最终郁郁而死于两江总督的官位上。
曾国藩“辞世避位、功成身退”的想法，是总结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而形成的。汉高祖刘邦称帝，怀疑曾立下显赫战功的异姓王居心不良，一个个都消灭殆尽；朱元璋建朝以后，手刃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将。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忠臣亡。”这些经验对后世成就事业者有所警诫。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自我意识很明确，自己觉悟得较早，主动裁减湘军，完成了他终善其身的明智做法。
曾国藩始终有自己的官场哲学，他从不和人争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在曾国藩家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曾国藩就曾国荃与曾少荃抢功一事，寄书说：“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而应“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以图更为长远之计。他说：“窃意居今之也，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计，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以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二道。”
综上所述，都是他“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积极想法。曾国藩一生受后世人敬服，很少受朝廷弹劾、受下属参奏，这就是秘密之所在。
曾国藩为人处世，接物应事，遵循“勤俭谨信”四个字。他说：“‘勤’就像天地之间的阳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依靠阳气支持，勤劳才会兴旺，懒惰才会衰败颓废；‘俭’可以端正风气，可以带来后福；‘谨’即谦虚恭敬，谦虚就不会遭人忌妒，恭敬就不会受人羞辱；‘信’就是诚实，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做一件骗人的事，这样时间长了，人人都可以信任你，鬼神也会钦佩你。”。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履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在给王叶亭的信中，曾国藩说：“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货也。”
曾国藩在给欧阳泉太守的信中说：“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则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所知，不能者将渐能；‘廉’则临财不苟；‘信’则说话不欺。凡上司用人，称其结实可靠者，大抵不出此三句。‘慎’者，心则敬畏，而言则退让也。有是四端，小则谨身寡过，大则有守有为。愿切记之！”
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廷拜旨，命曾国藩统辖江、皖、赣三省，并管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管制。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诏授他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三月后授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二月，诏授曾国荃为浙江布政使。这对别人实属求之不得的隆遇，然而他却怕树大招风，在致国荃的家书中说：“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连奉运察谕有十四件，倚异太重，权位太尊，虚位太隆，可悚可畏。”
果然，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相当激烈，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日讲官蔡寿祺因为内监的授意，上万言长书，痛陈时政，借助流言，对曾国藩的攻击不遗余力。三月初四，蔡寿祺又上奏劾恭亲王揽权、纳贿、营私、骄盈四大罪状。
蔡寿祺在十天之内连上两奏，除了嫉贤妒能以外，目的还在于翻肃顺倚任曾国藩诸人公案，企图搞一场重为旗人争取军权的阴谋，希望能将曾国藩与湘军将领一网打尽。
曾国藩亲眼看到当初保举他的二位朝廷大员肃顺、恭亲王先后被攻击，在日记中记道：“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国藩的部属得到消息，朝廷相信蔡寿祺捏造的莫须有罪名，都非常愤恨、伤心，摇头叹息，甚至暗暗决心拥立曾国藩问鼎天下。当时，依照曾国藩的力量，有条件夺取满清天下，但曾国藩始终以传统的忠孝思想严格要求约束自己，不愿被后世人戴上乱臣贼子的恶名，最终隐忍让步保全晚节。
曾国藩裁撤湘军，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可以看出他规划周详，准备充足。取而代之的淮军依然势力雄厚，这是他在战事紧张时帮助其门生李鸿章组建的。后李鸿章向皇帝上奏，称剿除捻军非曾国藩不可，这才让曾国藩保全名位，也让清廷消除了对他的猜疑。
曾国藩洞彻往高必危的道理，惊恐历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常游玩于秦淮河畔，以示及时行乐，并无雄心大志，从而使政敌不致再虎视眈眈，也乐得半生闲散，免受风摧晚年，可见，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能保全性命，保全名节，其为官智慧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