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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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曾国藩的用人绝学(2)

这则故事确实可笑,但此后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更加慎重,注重实地考察。曾国藩觉得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乏,则足为国家腹心之用”。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能由于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而应看到别人一方面的长处,量才用人。他说:“衡量人才,只要有一方面可取就很不错了,不能由于对方有一点小缺点就嫌弃他不加重用,若太过苛求,资质平庸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曾国藩招来的人才,并非都是全才,他们有的原来在家耕种农田,有的招自营伍,但是他们却都有各自的长处。在招来的人才中,有些人还曾犯过错,曾国藩并不嫌弃,多加鼓励劝他们痛改前非,为国立功,李世忠、陈国瑞便是很好的例子。李世忠,原是太平军将领,投降清军后不服上司管束,陈国瑞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与李世忠共事后二人经常发生纠纷,时间长了,在湘军中他们都以“绿贪蓦诈”闻名,但曾国藩不像一般人那样对他们,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缺点,并力劝他们改掉,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发扬自己的长处。

曾国藩就是如此“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招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他常说:“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又说,“人才既已访求,势必加以任用,然人才互有短长,未能尽善,自不能将所有搜罗之人才,不予别择,悉数任用。故访求人才之道,固宜讲求;任用人才之方,亦须斟酌。”曾公知人善任,于任用人才之方,自有其独特见解。然按诸《书札》一则曰:“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

曾国藩一生,深切明白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治理国家政治,治理粮饷、厘金,全在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有正人。”

用人如用器。为了在用人上做到量才器使,奖优汰劣,曾国藩对府、州县主要官员还有推荐来的幕府的人员都进行亲自考察,识别其德行、政绩、才能、气质等方面的情况,拟出考语。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专有《人过闻见日记》,根据闻见得来的情况,将其部属分别列入“闻可”、“闻否”、“见可”等类。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非常关心人才问题,注重量才器使。

曾国藩一生为官,探明人才的重要性,能够量才用人关系到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然而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最重要的就在于怎样地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兼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觉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世上好的人才实在难得,弟弟要留心察访。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我们清楚,一个人有才不用是浪费,大才小用也是浪费,小才大用则会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倘若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若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没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所以不必担心没有人才,而应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识才

【原文】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择取人的方式,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办事的方法,关键是要做到“五到”,也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即身为官吏对命案、盗案必须亲自勘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将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小条理、起初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分析它的头绪,又综合它的不同。眼到,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认真地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事情的关键所在,勤作笔记,以避免遗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虽然已有公文,还要苦口叮嘱。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雇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已经不容易了,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

曾国藩广求人才,又不能博收杂进,这就决定他必须有一个选择人才的标准。他主张德才兼备,而他更注重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觉得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他又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求,皆以此为衡可矣。”凭着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博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疏必疏。”所以他特别看重禁大言而务实。在确定选择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官气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身体大行。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不可否定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两者相比较,曾国藩更不喜欢那些爱摆官架子,处事应酬圆滑,没有一点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倡导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也就是“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塔齐布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本是旗人。刚刚进入湘军时,塔齐布只是个绿营守备一样的小官,后来升为参将,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操练湘军时,在军场上时常见到他,且见他次次都特别早来到练兵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每次检阅步兵,都看见塔齐布身穿短衣、腿插短刀站在一旁等候检阅,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威严之气简直没有办法形容。

曾国藩察看之后,感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曾国藩将塔齐布传入营中问话,交谈中曾国藩对塔齐布的见解非常赏识。在后来的了解中,曾国藩发现他治理军队严格认真,并且能很好地团结士兵,因此更加佩服他。但是副将清德自己无才无能,不提拔重用塔齐布也就罢了,反而特别嫉恨塔齐布的才勇,三番两次在提督面前讲他的坏话,提督也听信谗言,经常没有理由地羞辱塔齐布。曾国藩听说后,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并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在后来的湘潭大战,岳州,小城口和武昌等湘军恶战中塔齐布屡建奇功,被人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湘潭大战是湘军性命攸关的一次战役。战事结束,立下大功的塔齐布被提升为提督,原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

塔齐布做了大元帅后,遍赏提标兵,收拢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尊崇。

每到深夜,便与亲信兵卒言谈家事,说到悲痛的地方,相对涕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和士卒同甘共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都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命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由于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非常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被一个乡夫带回家中。次日,各军因塔齐布没有回来,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夫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光脚出去迎接,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从此可知曾国藩选人才特别注重德行,觉得选的人才要朴实、不浮滑,能吃苦耐劳。

他选人、用人的主要标准是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当然,曾国藩并不是只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识。他劝勉曾国荃说:“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这四条,皆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觉得:“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

例如,对被他参劝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

又如,左宗棠才能超群,但常与曾国藩闹别扭,然而曾国藩佩服他的才能,在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此人。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在湖南,赞襄军事,肃清本境,克服邻省,上年‘石逆’大股窜湘,邦同抚臣骆秉章,指挥调度,不数月间,逆发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已历有明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之处,而思力精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

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德镇,驻扎未久,一闻贵溪敬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或跟踪追剿,计十日亡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使狼奔家突亡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巢败后,即有池洲小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中。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则跃马入阵,暮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

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

综上可知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在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很不容易,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不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毕生追求德才兼备择人标准的一个深刻反思。

求才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求别人辅佐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并不容易,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一视同仁,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很难求得的。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就算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猎才精准。用人老到

成熟的人都是老到的人。曾国藩用人之老到在于如他所说:“用人之道,必须像白圭经营买卖那样,像鹰猎取食品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白圭,战国时周国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仿。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引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最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的时候,他常常入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咸丰3年(1853),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亲信有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任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2年(1852),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然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得知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遂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仍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于是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