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刻地感觉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果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宫，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由于他觉得，“苟利于国，或益于乡，往往攘臂从事，越俎代谋，心之无暇，岂遑多恤”？他说：“为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争论，空言无益。”他还说：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也可得出曾国藩为了国家大局而谦忍。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然而曾国藩不与计较，还去屈求。
战国时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避免和廉颇发生冲突，不惜自己被人骂作懦夫。当廉颇明白蔺相如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之后，羞愧难当，负荆请罪。将相于是齐心合力，共保国土，结果列国都不敢再侵犯赵国了。
为了国家大利着想，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这份不计个人得失的胸怀就值得今人思量啊！
自强
【原文】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别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外国人占据我国的地盘再请求停止作战，令人十分愤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现在国家大事如此艰危，遭受的忧患正越来越深。至于叫别人敬畏我们，全靠我们自立自强，而不靠装模作样。在面临危难的时候，有不屈不挠的气概，面对钱财有不贪的廉洁之风，这才是树立威信的方法。《周易》中谈到立家之道，尚且说要建立起威望，必须从自身做起，何况要立威于外国，让外国人信服我们，怎么能不从自己做起呢！以上所说的两点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迂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正是简单而真切的理论，它可以在无形中消除祸患。
洋务本来就很难处理，处理问题根本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淳厚；敬，就是慎重；信，就是不说假话，然而，要做到却极难。我们该从此“信”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由于小的利害关系而改变。若一定要推我去主持，也不敢推辞。是祸是福，置之度外，但不懂得洋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上海那里如有懂得洋务而又不软弱献媚的，请邀他来安徽一趟。
从正理上说，就是孔子所说的用忠敬来与洋人处事；从机谋上讲，就是用勾践以卑辱的方式来骄吴国人之志。听说以前上海的士兵常被洋人侮辱，自从你带湘淮军到上海后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孔子说，国家能够治理得好，谁敢侮辱。倘若我们整齐严肃，百业兴盛，他们也就不能无端欺侮了。既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自然没什么后患了。以柔致远是如此，自强之道也是这样。
忍辱负重，渐图自强
曾国藩致书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把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氏示”。
晚清内忧外患，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战是一打必败。自古弱国没有外交，满清王朝与列强实力相差太大，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实施务实外交的原则，委曲求全，以图自强。
仅仅从务实外交的角度出发，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尽管忍让过度，但也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个证明。
它的大致经过如下：
在事发前，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并牵涉到教堂。正好当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瘟疫流行，堂内收养的弃婴中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有人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体的白布包运出城外；还有人看见，郊外义冢被野狗拖出的童尸，胸腔已暴露，没有心肺，且有人指认为仁慈堂的弃婴。于是，天主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的事情越传越真。五月间，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儿童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商人罢市，书院停课。
五月二十三日，仁慈堂外聚集群众达万余人。向来视中国人如草芥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击伤前来调查与劝阻群众的清朝官员，于是民众一哄而起，当场将丰大业殴打致死。愤怒的群众：中人仁慈堂和附近的教堂，杀死法国教士、修女、洋职员还有他们的妻儿二十余名。随后又焚烧了教堂、育婴堂和领事署，酿成举世瞩目的大命案。
天津教案令当时“市忠愤之名于天下”的清义派欢欣鼓舞。有人主张马上向法国宣战；有人建议依靠民众的义愤，一鼓作气，闭关绝使，把洋人赶出国境。当时的内阁中书李如松还说，要趁此机会焚尽在京的使馆，杀尽在京的洋人。曾国藩二月接任直隶总督，三月左眼睛失明，四月以后又患眩晕病，请假两个月在家调理。就在这时，他接到赴津查办教案的诏书。曾国藩身为直隶总督，又是久负重望的大臣，自然责无旁贷，立即复命应诏。
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复陈赴津查办夷务折》中阐明自己的认识：办案原则是“立意不与之开衅”，即决不能由于此命案与外国重开兵端，使君国置于危险之中；办案的重点是，“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或确有证据”；办案的落脚点，一旦切实查明，务必“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
抵津后，曾国藩心力交瘁，忧思难眠，虽然他历来维护名教，对洋人的异教有看法；虽然他也明白，从根子上看“曲在洋人”；虽然他也知道，只要维护天津民众，就会被举世称为大英雄。然而，此时的境况，却由不得他了。西方列强在磨刀霍霍，各国军舰麇集海口。一位法国海军提督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答复，定将津郡化为焦土。”一位英国外交官也说：“天津教案，当时若将津郡地方全行焚毁，可保后来无事。”论实力，当时中国远不是英法的对手，形势非常急迫。曾国藩致书通商大臣祟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民示”。曾国藩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命去查办这一桩大案了。
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首先是通过调查取证，认定事实。当时，朝野上下都相信洋人挖眼剖心做药材的传说。内阁学士宋晋奏称：仁慈堂有坛子装幼孩眼睛。连清廷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说：百姓焚毁仁慈堂时，得了许多人眼人心，交给崇厚，崇厚隐瞒不报，都销毁了。
传闻一定要查证，逐一落实。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表明：王三虽然曾经供认授药给武兰珍，然而时供时翻，其籍贯也和武兰珍说的不同，且并没有受教堂主使的证据；仁慈堂现有孤儿一百五十名，经逐一询问，证实没有一人系拐卖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尸都是因为瘟疫致死，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儿，挖眼剖心，有眼盈坛”之说，访之城内外，全系听闻，没有一人能指实。
“天津教案”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尤其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入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张。所以，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其实是多年仇恨的发泄。然而，曾国藩还是将天津的守官革职发配，将“凶犯”充军处死并赔偿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派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还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
对于天津人民反洋教一事，曾国藩最后竟以这样屈辱的条件结案，绝不像他事后辩白的那样，只是偶尔失计或“误听人言”，而是因为他的投降主义的外交方针决定的。这可以从他的一些信件中看出一些原因。信中说：谓津民义愤不可查拿，府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快外无识之浮议。弟虽智虑短浅，断不至为浮议所摇。
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设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
鉴于这种思想，曾国藩但望同外国签订和约，只是害怕洋人前来寻衅打仗。不料恰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明知这次事件是教民平日作恶太甚和丰大业对官员开枪激成的，仍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在天津人民头上，必欲多捕多杀，以快洋人之意。如此，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民族投降主义也就发展到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从而彻底暴露出民族投降派的反动面目，愤怒的官绅民众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曾国藩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之后，曾经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欢呼和赞美，一时被捧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简直成为盖世英雄。不料办天津教案让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眼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本来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清政府的意图的，若说卖国，曾国藩和慈禧都卖国，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当时却没有人敢于直接攻击慈禧，而把卖国贼的帽子单单戴到曾国藩的头上。慈禧似乎也想乘机压一压湘军集团的势头，有意无意地让曾国藩做了她的牺牲品，让曾国藩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有口难言的困境。
曾国藩是八月四日接到调任两江总督的命令的，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才离开天津，先回京陛见一次，然后再从北京经河间一路南下，莅任两江总督。自办理天津教案以来，曾国藩经常受到众人的指骂，一直心情苦闷，回到江宁后，仍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同时他在官场中也越来越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让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
曾国藩去天津之前已得有肝病，右目失明，左目迷瞢，时发眩晕之症；回到江宁之后心情郁悒，衰颓日甚，遂成不治之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死于江宁两江总督官署，时年61岁。
清政府闻讯发布上谕，除对他一生的活动大加赞扬外，还追赠太傅，谥文正，并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于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在国史馆立传。这在当时对汉大臣来说算是最高一级的嘉奖了。
严明
【原文】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驭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以笠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中以隳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在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漓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
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平？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赏罚之任，视平权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方法，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疮毒已经溃烂了的病人时，溃烂厉害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若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仅仅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当作循吏，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义了。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施以小的恩惠。
立法并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了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