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和、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同心协力，共扶大厦于将倾。曾国藩深悉骄兵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他以大局为重，兴办洋务，挽救国难，渐图自强的思想，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
恒常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连月奔走应酬，还能坚持既定的课程，当能每天大有进步。人生只有守常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也曾苦力探索，终于没有什么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不间断，就感觉到月新年异。由此可见，年龄不管老少，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会像种树养家禽一样，天天看着它长大而意识不到。勇猛精进，坚持不懈，用不了一二年，自然有觉察不到的长进。言语迟缓，举止端重，则品德就会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快之气，则学业就会有长进。
治国以勤，恒常为美
曾国藩从小所受家训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详”中的“勤致详”、“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为本”，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
古时当政之人通常都以“勤政爱民”为训，常常告诫自己不可懒惰，要勤于政事，观民间疾苦，为民谋利。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民必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馀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当政者大多以“勤政”要求自己，因为只有勤政，才能知民间之所需，急民间之所苦，体恤民情。一个懒散的当政者不阅公文，不察民情，不了解地方民风，又怎么能与民众连成一片，同甘共苦呢？
三国蜀相诸葛亮为千古贤相，他从刘备自帝托孤之后，“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以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在《出师表》中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要治理政事，外要带兵作战，为后人奉为勤政榜样。
后世有所作为的帝王，也多以勤政启勉，如清军刚入关时，康熙、雍正都以勤政著称。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以勤奋自励，包含了一种倔强的精神。他不敢预料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只要他努力做了，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尽人事听天命”的思想。咸丰九年十二月，他在给好友吴廷栋的信中说：“弟近不课功效之多寡，但课每日之勤惰。来示企望鄙人于将来者，即以此语卜之，自揣此后更无可望。但当守一“勤”字，以终吾身而已。”
用他对自己两位兄弟的话说：“吾唯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对他来说，勤奋是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就算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曾国藩从小所受家训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详”中的“勤致详”、“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为本”，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
曾国藩说：“凡人之情，莫不好逸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他说：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大平“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椎勤者可以遏其疏。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己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己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可以说，这种“忠”和“勤”的精神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这是他晚场善收的主要缘由。同时，曾国藩认为，位高权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实相符，不枉国家重用之意。
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对每天的时间作出具体安排：大约吏事、军争、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年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以上是成名之后的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下面是晚年的曾国藩对自己的日常要求。
他写下这样的时间安排：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下半日：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账目。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到了同治四年，曾国藩的身体大不如前，这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很有价值、耐人寻味的一段话：阅汪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日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酉刻，幼泉来谈，阅本日文件。夜阅批札各稿，二更后温《古文·气势之属》。四点睡。因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文；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曾国藩早年身体非常好，对幕僚的依赖并不多，“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然而到了晚年，特别是由直隶回任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甚至“除家书外，他无一字亲笔”，对幕僚的依赖越来越多，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亲阅“忠王”李秀成“亲供”，他在家书中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李秀成不以文才见长，其供词中当有不少笔误或错别字，这阅读供词的事，完全可由心腹幕僚代劳，亲为之，可见其勤！
梁启超评曾国藩屡获战功的原因时也谈到“勤”，他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雷，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勇毅
【原文】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于庸庸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反而得全，疢疾生其德术，荼蓼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泥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速遽的，持续的之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
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荣誉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兵)，则应以勇为唯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弱，以贻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大概有职事在身的人，并不可能只有人诋毁而没有人称赞，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要大节不亏，不能因为有人讥刺，就泄了沉毅之气。选拔人才，只要他有一长，就可以任用，不能因为稍有不足，就将有用之材抛弃。如果对有出类拔萃之才的人过分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就反而会侥幸被重用。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没有错误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由于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处事的方法，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贤达之人刚刚产生时，起初大部分都经历了许多磨难。不断的挫折和惊惧，反而成全了他们；各种灾难疾病，反而造就了他们的品德；困苦的遭遇，反而使他们筋骨强健。所以，能够居安思危，欢乐而不荒淫。
世道衰微，风俗浅薄，所有人都崇尚“中庸”之道，听说谁有激烈的行动，便诋毁说太过了，有的以不能成功的借口加以阻止。等到结果真的没有成功，奸诈的小人就会幸灾乐祸。作为忠臣、孝子，何必要求每件事都成功呢？为形势和计策所迫，义无返顾，也好死而后已。事情成功了，也是天命如此；事情失败了，自己心中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方法，就必须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诞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让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屈辱的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由于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所以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勇敢有狭义和广义的、瞬间的和持续的区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生死关头不苟且偷生，义无反顾，这就是狭义、瞬间的勇敢。在事业的成败利弊无法预料的情况下，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广义的、持续的勇敢。前面的勇敢，即孟子曾经说过的“小勇”，后面一种勇敢，就是孟子所说的“大勇”，也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上面所论述的，多数是指“大勇”，也就是所谓的勇毅。
高级军官除了勇敢之外，特别要在“毅”字上痛下工夫，抱着一往无前的志向，具备百折不挠的勇气，荣辱毁誉生死都置之度外，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用我的“大勇”，做无数“小勇”的榜样，这种力量就很强大，作用也很广泛。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应当以勇敢为唯一的天性，以便各尽其职，不仅仅在战场上勇敢，就是在平日的所有事情上，也不应当稍示怯弱，从而使军人蒙受羞耻。世上所谓的无名英雄，就是我们这些人。
谦忍为先，大局为重
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下宽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同心协力，共扶大厦于将倾。
晚清时期，列强虎视眈眈，想侵我国土，夺我主权，经济体制崩溃，吏治腐败，怨气冲天。
曾国藩一生熟读经文，时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要求自己精忠报国。但清廷吏治腐败，官员大部分是碌碌无为之人，多为谋私利而忘国家。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下宽容、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以扶大厦将倾。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兑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大事、用兵谋略等。国事、军事为大，个人言语的相撞、观念的冲突为小。
若于国于民有利，曾国藩主张容忍一下来兼济天下。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没有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认为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应改变处世方法以求更好地成事：“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非常厌恶。为此，他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如他说：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客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脏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罘、不痛不痒、牢不可破词，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