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2035800000031

第31章 曾国藩的安邦绝学(4)

【今译】

关于用兵的主、客、奇、正,人们虽然可以谈论它,却不一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守城的军队是主,攻城的军队是客;守营垒的军队是主,进攻营垒的军队是客;两军中途相遇,先到作战阵地的军队是主,后到的军队是客;两军对垒,先呐喊放枪的军队为客军,后呐喊放枪的军队为主军;两人持矛相攻击,先动手刺对方的人是客,后动手格开对方的矛再刺对方的人是主。中间列阵迎敌的军队称正兵,从左右两侧包抄进攻的军队称奇兵;屯宿重兵、坚扎军营与敌人相持的军队为正兵,分出机动部队,飘忽不定,伺机狙击敌人的称奇兵;目标清楚,以自己有所凭恃抵御敌人的叫做正兵,多布疑兵,让敌人无法弄清底细的叫做奇兵;旌旗鲜明,让敢人不敢侵犯的叫做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其实强大却故意显露弱势的叫做奇兵;树起大旗、擂响战鼓,屹然立于阵前不动的叫做正兵,佯装败退、设下伏兵引诱敌人中计的叫做奇兵。忽为主军,忽又为客军,忽为正兵,忽又为奇兵,变动起来没有一定的时间,也没有一定的规律。若对这些变化都能一一加以区别,那么,对于用兵之道就掌握了多半了。

出兵作战,有应当快的,也有应当慢的。应当快的就是我军去寻求敌人作战,先发制人;应当慢的,是指敌人来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是先盛而后衰,主气是先弱而后壮。因此,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喜欢作主,不喜欢作客。休、祁各军,只知道先发制人,而不知以主待客,再加上所得到的情报不确实,地形、地势不清楚,对敌情了解不够,所以只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当仔细研究这两层内容,或者我方寻敌作战,先发制人,或者敌方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总要考虑成熟以后再行动,万不可对这两层内容没有无把握就贸然出兵。

行军所到之处,一定要多询问,多思考。自己独立思考,广泛地询问别人,都是好谋的实际表现。过去璞山带兵,有名将之风,每当与敌军遭遇,在交战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传令各营的长官集合,与他们畅谈敌情地势,还从衣袖中拿出十多张地图,分给每人一张,让他们各抒己见,诸如怎样进兵,如何分派兵力,某营埋伏,某营并不参战,等到战斗结束后专门负责追剿敌人。等大家都说完了,璞山再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每人发一份传单,上面写的就是已经议定的主意。第二天战斗结束后,若发现谁的所作所为与当初议定的意见不相一致,就算有功也必然受到处罚。在平日无事时,璞山每三天必传召营官们仔细讨论战守的方法。

一是扎营当深沟高垒,就算只住一宿,也必须把营寨建得坚不可摧,只要能把营寨守得安如泰山,即使不能进攻,也不会损于大局。一是哨探必须严明,既然离敌军很近,就要时刻提防敌人前来偷袭,对敌人来袭的道路,我军应敌的道路,可以设埋伏的道路,还有打胜仗后追击敌人的道路,都要很快侦察清楚,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是要清除客气,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士兵,经常喜欢主战,带兵的将领也是这样。如果稍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之后,就会认为我军处处都有弱点,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依恃,于是就不敢轻易地主战了。

用兵以渡河为最难,不仅渡过大江大河时为难,就算是偶尔横渡能淹没车辆的河或者阔不过丈二的小沟,也必须再三考虑,唯恐在渡过一半之时被敌军偷袭,背水作战,没有退路,败兵争夺舟船,人马相互践踏溺水,凡此种种,都是兵家所忌讳的。

在狭窄的险路上打胜仗,重点在于打垮敌人的先头部队,若敌人的先头部队被打垮,即使后面有精兵强将,也会被挤退。

军队是不得已时才动用的。心里要常常想着不敢先动,必须是敌人先打第一下,我才打算打第二下。

打仗时,必须做到半动半静:动时如流动的水,静时如肃穆的山。

打仗时不能没有彪悍的气概,但这样容易产生骄气;不能没有安详的气度,懒惰风气也会随之产生。有上述两种气的好处而没有其害处,就算是有操守的君子,也很难做得恰到好处,更何况是普通的士兵呢?

大凡用兵之道,实力很强却让敌人觉得弱小,常常获胜;其实很弱却让敌人认为很强,常常失败。当敌方进攻时,我方审时度势再应敌的,常常获胜;不加思虑而轻率地进攻敌人的,常常失败。

作战之道,如果在被包围的城池外面,距离城太近,形势过于迫促,又没有埋伏,没有变化,就只有让队伍整齐,驻扎牢固。想要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要离城较远,才能因地因时制宜,在平原旷野之处作战与在深山穷谷之中作战,运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就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则是指大局大计划和粮饷的补充。敌人靠坚忍之气拼死抵抗,我军也只有靠坚忍之气来战胜敌人。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伺机而动,不必急于求胜,白白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很轻易地获得胜利。

凡是与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轻率出战。兵勇由于轻率出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敌人由于我军轻率出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巧妙。用疲乏的我军与敌人的巧妙作战,最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因此我过去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不可毫无安排算计地打仗。”

打仗靠的是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对这几句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大约用兵并没有别的奥秘,只不过是保存用之不竭之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时,受挫于魏将张辽;诸葛亮打陈仓时,受创于魏将郝昭,这都是由于起初气势太盛,但慢慢就衰竭而造成的。只有攻克逼阳时,原本竭尽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打西陵时,事先便料到难以一下子把城攻破,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的敌人力竭自亡。这是善于利用士气的人。

善于作战的人,就算失算也能获胜;不善于作战的人,则即使算计再好也会遭到失败。

孤军深入而没有后继,是用兵的大忌。

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军队保持士气。孤军无援,粮饷不继,奔突疲惫,都是军心散乱必败之兆。

凡是善于下棋的人,每当遇到棋势危险劫争又急的时候,一面寻求自救,一面考虑破敌的方法,往往会转败为胜,擅长用兵的人也是如此。

凡危急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行,他人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别人据守,恐怕面临危急的时候,他们就先慌乱起来;依靠他们去作战,恐怕他们不是冒失猛进就是慌乱地退兵。

凡是用兵,应当保持士气不衰,留有余力。

顾全大局,用兵稳慎

带兵打战就如人在社会中竞争一样,一定要看清形势,握准时机。倘若形势发生变化,或时机已过,那么本来应该做成的事是难以成功的。用兵也应该从大处着眼,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要具有战略性眼光。用兵贵在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大局而不计小利,求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多次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所以他用兵不因循旧法,不拘泥书本,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他曾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方法,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几常行无弊。”

审势又以审力为基础,审力在先,审势在后。所谓审力,也就是“知己彼之切实功夫也”。咸丰五年,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只能自保:陆师攻九江,坚城难下:曾国藩驻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乘机三克武汉。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图攻”,便向曾国藩提出赴援武汉胡林翼。武汉得手,则江西战事定能扭转。

多年之后,曾国藩提到这件事时,盛赞道:“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

审明地势,有利于知己知彼,也有利于指挥人员决策。曾国荃围攻江西吉安时,曾国藩对他说:“去古城三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兵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

当安庆战事已至白热化时,曾国藩又教其弟看地势不得带队伍,“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最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包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亏,不战则长贼之气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将官看地垫者,相诫不带队伍。”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对攻太平军讲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倘若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然也能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所以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在上游的屏障安庆。

后来的战局,几乎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部署,没有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冒着风险,屡次拒绝朝命,虽然有西方由于没有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因为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由于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主客观因素,但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

曾国藩的这个策略很明显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和安徽之间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因而曾国藩进兵安徽,把攻陷安庆看成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荃围攻安庆,攻守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这以后,安庆被湘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在咸丰十一年被攻陷。曾国藩一生谨慎,修身养性以“谨言慎行,不言人过”为训,处事以“藏锋露拙”为诫,功高震主时以“功成身退”为计。以致于被左宗棠、李鸿章斥之为“胆小懦弱”,却不知道这正是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以明哲保身之举。

曾国藩深悉骄兵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1867年,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觉得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此轻兵急进,所以导致失败。

他告诫湘军将领说:从古共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战争是残酷和现实的,一旦开始便不受任何人操纵,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人所能做的仅仅是战前的细心准备,战斗打响后便主要是双方实力的较量了。战前的准备是一项踏实认真的工作,来不得丝毫的投机取巧,任何的投机心理和取巧行为都可能会让战斗失败。

曾国藩带兵求稳求谨,追求稳扎稳打,这和他性格中的重实力、求稳重也是密不可分的。凡事以稳为准,不求速进,才能保持冷静,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师夷

【原文】

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国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郎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凭借自己所有的东西向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炫耀,这也是世之常情;对司空见惯的东西不经意,但对极少见的东西觉得震惊,也是世之常情。轮船的迅速,洋炮的射程之远,在英法两国的人是炫耀他们独有的东西,而我们中国却对这种我们非常少见的事物觉得震惊。我们若能陆续购买这些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在我们中国就会对它们司空见惯而不会再感到震惊,相反英、法则会逐渐丧失他们的倚仗。买回来这些东西之后,招募那些精思之士,机智乖巧之人,开始时慢慢地操练,然后尝试制造,不出一二年,火轮船一定会成为中外官民通行时的必备物,既可以用来剿逆贼,也可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学习洋人的智慧,用意是在于表面上平定内乱,暗中则为抵御列强的欺侮作充分的准备。列强是几千年来没有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智巧,购买他们的轮船和机器,关键不是为了打击匪寇,而是为了陆续地购买,为我们国家所有。洋人在广东一带非常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的放肆有损于我们的国体,有了轮船机器,仍然可以驯服他们,那样,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外表来看,可以显示中国人的人心,其实也是为了挫败列强的侵华阴谋。各地都仿照着这样做,渐渐推广,这是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所在。

师夷之智,意在御侮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仗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进程。

晚清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向“衰世”滑落。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没有见过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