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收到这封信，四弟马上带厚二到觉庵处受业。学费，今年只准备了钱十挂。兄在八月一定寄回，不会拖累家里。我不是不想多寄一点，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最担心的，是同学中大都无志向只知道嬉笑玩耍，端午节后以无所事事，害怕四弟和厚二学坏了。千万牢记。跟从老师学习，时间长久才会有收获。四弟和季弟今年跟觉庵老师学习，如果地方安定，那么明年还可以跟觉庵学习；如果一年换一处，也是没恒心的人，见异思迁，想要追求长进也就难了。
以上是大概地谈谈四弟的回信。
六弟寄给我的信，简直是一篇绝妙的古文。你的文笔矫健有力，十分像韩昌黎，风格奔放不羁又非常像毛半山。我认为古文，总应该具有倔强不驯的文风、愈拗愈深的意境，所以除了太史公外，只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也取傲兀不群的人，论字也是这样。我很早就想到这些，只是不轻易谈论。最近和何子贞很谈得来，只是才偶尔说一二句，两人相便视而笑。我还真不知六弟有这样的妙笔。以前读六弟的文章，也没令人觉得很特别。现在我看到这封信，才知道六弟真是个不羁之才也。这可真是太让人高兴了，真太让人高兴了！凡是我有志去做但是力不从心的事情，我的弟弟却可以做到了。
信中说到我和各位君子讲学，恐怕会渐渐形成小圈子。你的见解非常对，不过六弟尽管放心，我最怕招摇，常想着要时时留意，一定不会以门户之言来标榜自己。信中你说到四弟浮躁不虚心，说中了四弟的毛病，四弟应当作良友药石之言来听取改正。
信中又提到“荒芜已久，甚无纪律”二话。你这样说真的非常不对。做大臣的敬爱国君，就只应称赞他善良美好的地方，不应该说国君的过错；又应用道理来使亲人觉悟，而不应该议论些小事。我以前常犯这样的大毛病，但是只是在心里想，没把它写下来。如今想来，还有比这更不孝的吗？经常和阳牧云以及九弟说到这些，以后我将和各位兄弟一起痛改前非。六弟接到这封信，马上要到父亲跟前磕头，并且代替我磕头请罪。
信中又提到弟弟的牢骚，不是小人热衷功名而得不到的牢骚，而是有远大志向的人珍惜光阴的感叹。读到这里，我不禁惘然，恨不得生出两翅飞回家中，把老弟劝慰一番，长谈数日才痛快。不过如果各位兄弟已经入学，那么必有小人造谣说一定是学院做的人情。众口铄金，没有办法分辨！所谓塞翁久马，安知非福。获得科名迟早，可以说是前世注定，即使珍惜时间的念头再强烈，也不需要一天到晚都想着中举的事。
你来信说看《礼记疏》一本半，茫然若失，现在已经全部放弃，不想再读，现正读《朱子纲目》，每日十余页等。说到这里，我非常悔恨。恨自己早年没有用功，现在想教教弟弟，就像盲人想给人带路，不走错路才怪噢！
不过我最喜欢苦苦思索，又得到各位益友相互验证启发，觉得读书的道理，有永远不变的几项原则：研究经书必须先专通一经，不可泛读。读经书以研究寻求义理为根本，考据名物为枝节。读经书有一“耐”字口诀：一句不通顺，不看下句；今日不通顺，明日再读；今年不精通，明年再读，这就是耐心吧。读史书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会设身处地地去想。每看一处描绘，就好比我曾经和当时人物一起饮酒作乐。不必人人都能记住，要记一个人，就好像接触认识这个人；不必事事都能记得，要记一件事，则仿佛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经书学了是可以用来寻求道理的，史书学了是可以用来考证历史的。抛开这两条，就没有其它学问了。
从西汉到现在，读书人作学问大概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的学问，二是考据的学问，三是词章的学问。各执一端，它们相互诋毁。我自己认为，义理之学学问最大。义理清楚方能身体力行有原则，对人处事有根基。词章的学问，是用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的学问，我没有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认为，如果要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才会专一而不会心绪杂乱。可以看出学经就应该专守一经，学史就应该专熟一代，读经书史学就应该专心致意于义理。这些都是专的道理，确实是不可以改变的。
至于经史，诸子百家的学问，书籍汗牛充栋。如果想阅读，只应该读一个人的专集，不应该东翻西翻。比如读昌黎集，那么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无非全都是昌黎，以为天地间除了昌黎集以外，再没有其它书了。一个人的集子没读完，千万不可以换别人的集子，这也是“专”字秘诀。六弟请你牢牢记住这些。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的学问，这都是有志向的人应该做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要按我的话去做。不过这些话也只是对那些胸怀远大志向的人说的。假如是为了科举功名，那就要读四书，读试帖、律赋等，这些头绪很多。四弟、九弟、厚二弟智力平常，必须做科举功名的学问。六弟既然胸怀大志，就是不参加科举考功名也可以，但是应该牢记一耐字诀，平心静气。从来信说读《礼记疏》好像不耐烦，这是不行的，勉之勉之。
我小时候天分不太低，后来每天和不学无术的人相处，没长什么见识，也很小开窍。等到乙未年进了京城以后，才开始在学诗、古文和书法等上下功夫，也没有良友。最近我得一两位良友，知道有经学、经济和躬行实践的说法，才知道范、韩也是通过学习才达到他们的境界的，司马迁、韩愈，也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他们的境界的，程、朱也是这样。我心中充满豪气想要扫尽前日之污，我要再生为人，我要做父母的好儿子，我要做各位兄弟的先导。但是没想到身体虚弱，耳鸣不止，稍微用心，就觉得劳累。每次一想到这些，觉得是老天在捉弄我，让我不能努力思考，不能成全我的学问。所以最近这些日子，我感到心灰意冷。计划今年如果可以得一官职，能够还清一切旧债，就回老家侍奉父母，不再想做官了。粗识几个字，懂些道理，也只是不敢为非作歹犯下大错罢了，不再有大志要走前贤的路了。我这个人以保重身体为第一。我无大志的原因，是怕用心太多，足以劳神。各位兄弟也要时时以保重身体为主，千万不要忽视健康。
你来信又驳斥我上封信，说必须博学多才，以后才能明理致用，你的看法是对的。我寄的上封信的意思，是强调身体力行、实践的重要性，即子夏“贤贤易色”章的意思。认为博学不能称得上可贵，只有明理才有用，也许观点有些过激。六弟信中的意思，是说不博学多才，怎么能够明理有用？立论极精，但是弟须身体力行，不能只是和我辩驳对错争个长短而已。
来信又说四弟和季弟跟随觉庵师学习，六弟和九弟依旧来京城，或在城南学习等等。我希望老弟一起共住京城的心情，就如同孤雁寻找雁群的感觉一样。九弟辛丑年秋天想要回家，我百般挽留，他也都知道的。直到去年秋天决定回到南方老家，我也无可奈何，只得任由他去。假如九弟今年又来，则一年之中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不要说家里各位长辈不肯同意，就是旁观的人也会笑我兄弟轻举妄动；再说两位弟弟一起来，路费总共需要八十两金，真的很难筹办，虽然弟说能够自己解决，为兄我不敢相信。曹西垣去年冬天已经到京城，郭云仙明年才上路，眼下也没有好同伴。你们只有在城南学习，还比较切合实际。我在二月里一定送银二十两到金竺虔家，用作六弟、九弟省城读书的费用。竺虔在二月动身去南方，这笔银子四月初可以收到。
弟弟们接到这封信，马上去省城学习。省城中我的好友，例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都在另外的学院学习。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各位先生都是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只听说有丁君(名叙忠，号铁臣，长沙禀生)学问扎实，为人忠厚。我虽然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早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以成为老师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极力称赞丁君。两弟到了省城，先到城南住下，然后马上去拜访丁君(托陈季牧介绍)，执贽受业，拜为老师。凡为人必有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知道严格要求自己。就认丁君为师吧。另外，交友必须要谨慎，昌黎说：“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成败，都和朋友是否贤能有关，不可不慎重。
来信中认为进京为上策，以在城南学习为次要。我不是不想从上策，只是因为九弟来去间隔太短，不便写信禀告长辈。不仅九弟的行为自相矛盾，就是我告知长辈也必前后自相矛盾，再则眼下实在难筹办路费。六弟说自己去想法，那么也是没吃过苦头的说法。假如今年我求得一官职，那么两位弟弟冬天和朱啸山一起来更好。目前就放在其次，如果六弟认为不可以，再写信来商量。以上是粗略回复六弟的来信。
九弟的信，家里的事写得详细，但是可惜话说得太短。我写信又总是太长，然而九弟又太短，从今以后应以截长补短为妙。尧阶假如有大事，兄弟可以去一人帮他几天。牧云接到我的长信，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不见回音？不会是嫌我说话太直吧？扶乩的事，全不足信。九弟只须立志读书，不要去想这些事。季弟一切要听各位哥哥的话。这次送信的走得很急，没有时间抄日记了。容我以后再来信。
冯树堂听说吾弟要去省城，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两个朋友。弟弟可以留心拜访求教。
【赏析】
曾国藩的这信讲述了为学之道。他告诉弟弟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同时又要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储才养望，在天时未到之前，努力准备。一旦机会降临就能很快把握住。穷究事理，躬身力行，便可以成为一个读书明理的君子。曾国藩认为只要自己肯立志读书，不管外界环境如何，都是能够成才的，但是四弟并未听取。曾国藩还将读经史子集、讲义理之学的体会告诉了弟弟。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能否学业进步和身边是否有明师益友关系密切，他向弟弟们推荐了几位良师益友。这封信同时在勉励各位弟弟读书奋进，学业有成，表达了为兄对弟弟们的深厚的手足之情。
文章之道
【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定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苦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宅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则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晚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凡是要作文写诗，必须到有真情实感，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是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才能够不假思索，左右逢源。所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够充分正确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以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丰富而带来的效果。如果平日里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就算你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没有办法表达清楚，因此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然而文章的道理并不是一时就可以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做文章的时候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希望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经荡然无存了。以后每当遇到真情表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够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如果不是这样，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做文章，因为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别人。
深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境地，这都是我份内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够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和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够写文章、能够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不过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够算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根据考试中做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并且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一定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自己份外的事情，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但是却丝毫不懂得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