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识字是士大夫。因为识字或会写字的人也被看为神圣，为高尚，无形中造成一种士大夫的阶级意识。如果一个人读了几年书，认得一千几百字，他就会有“我是读书人”的感觉。读书人的肩膀是不屑挑东西的，双手是拿过笔，再也不能做粗重的手艺，指甲要留得长长的。所谓鄙贱的事他是不能再做了。在商店里任职的伙计，虽会写几个字，却是被看为读不成书的。所谓士大夫，实际上只是多识些字和会写一半篇或通或不通的文章，这样他便能武断乡曲，交官结吏了。他靠文字捞得威权，当然不敢批评文字本身的缺点，也想不到它会有什么缺点，乃至不敢想它可以被修改到较利便的地步。这样，弄到读书人不当文字是传达意思的一种工具，却当它是一种捞取威权的法宝。法宝是不能轻易更换的。
三、书法是艺术。许多人宣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特别部门。其实真正的书家在历史上是可以屈指数出来的。我不承认写字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若说有的话，记账，掘土，种菜，等等事工也可以当做艺术看了，饮食，起居，无一不是艺术了。为什么呢？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表达意思，形相上的布置不过是书写材料，为纸帛，刀笔，墨汁等等关系，只要技术纯熟，写出来，教人认得它是什么，它的目的就达到了。凡是艺术，必至有创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说是创作。所变的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规定了一代的字体，漆笔时代，绝不能写出隶书真书，只能写篆文，毫笔时代也不能写出现代的“美术字”。现代青年多用钢笔铅笔，要他们写真楷更是不容易了。
又，一般求人“墨宝”的多是与写字的人讲交情，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字有特别的赏鉴心。许多人只喜欢名人字，和贵人字，尤是上款有自己的名号的。字既名贵，拥有的也跟着“名贵”起来了。写扇面，题书物，上者是钦佩写字的人，下者无非是“借重”，社交艺术乘君子自己，于字写得好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书法是由道教徒写龙章凤篆发展起来的。古来有名的书家可以说多少与道教有关系。王右军一家，被认为书法的大师，而这一家人正是信道极笃地。六朝的道士如陶弘景，杨义，傅霄诸人都是书家。唐朝的颜真卿，顾况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层关系，宋朝朱弁的《曲洧旧闻》（卷九）说，“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宋朝废书科，朱弁因而感觉到会写字的人少，然则从宋以后，当然会越来越少了。明清的书家也是屈指可数的，清中叶以后，因为金石文字发现得很多，写字的人喜欢摹临，一变从前临帖的风气而为临碑。虽然脱离了“馆阁气”，却还跑不出摹拟古字的圈套。不知道北朝的碑文多是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的笔法，书体和章法本不甚讲究，在当时还不过是平常的刻文，本没有什么艺术的理想，南朝人讲究写字，被认为书法的正宗，但真配得上称为“艺术字”到的也不多。书法艺术可以说是未曾建立到有强固基础的地步，反而使练字的人们堕落临摹的窠臼。
对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文字所以不进步的重要原因。看文字为神圣，是迷信的遗留，那不容别人批评中国文字的缺点，也是抱着卫道的精神，以为中国文字一被废弃，中国文化也就跟着丧失了。这可说是不需要的顾虑。文字不过是形象上的符号，换符号，不必是改变文化，也不必是改变语言。从事实上说，现在的中国字已不是周秦的篆文，更不是殷朝的甲骨文，所以形象上的改变是不相干的。现在的士大夫，许多不主张用拼音字，因为他们怕拼音字一流行，汉文便会丢失，中国文化也随着会丢失了。这过虑是不需要，也是不诚实的。假如要保持中国文化，须要以保存中国字为手段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先要禁止官僚，教授们说那些半中半日，三成国语七成英语的语言。因为文字是根据语言写出来的。我们不能防止语言的转变，一样地不能禁止文字的改易。不一般阔人吃大菜，住洋房，说洋话，写洋文，用外洋家具，他们不以为是毁灭中国文化，却要反对用字母拼成的中国文字，这若不是“敬惜字纸”的迷信思想的表现，便是他们的主张不诚实。这种不诚实的根的在他们的“士大夫阶级意识”。他们怕中国人都识字，拼音容易学，不须很长时间。汉字非学上十几年，不能用得流利，这非有余力余时不能办得到。“读书人”要保持他们的尊严，所以感觉到难用的汉字不可废。新文字学会除要介绍通行的字母拼成的文字，因为我们纵然目前不能不用汉文，也应为后代子孙开条方便的路。但士大夫所想着中国文字不但不能废，甚且要积极提倡书法。书法本是有闲者的消遣，假如用它来替代赌博，吸烟，等等，我倒不反对，假如行将就木的人，轻事毋须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写字来消磨他的时间，我也不反对。假如驱使一般有为的青年，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练字，我总觉得是太冤枉，而且是一种罪恶。
中国文字，因为书写的不方便，与专凭记忆，所以文句上受了许多修削，结果弄成一种所谓“文章”的文字。会做文章就是擅于把文句里作者以为可删的字眼节省，会使读者一读就感觉到作者文笔的简洁与玄奥。简洁与玄奥未尝不可为，但简到使人误会，玄到使人不了解，纵然写得好文章，于文化有什么裨益呢？辞不达意，起初是文字的原因，写惯了，成为一种体格便影响到思想上头。中国的思想不清晰，中国文字应负起大部分的责任。所谓“读书不求甚解”便是使思想不能上进的根源。弄到为学非为致知格物，只为作文吟诗，有用的精力，费在未必能够成就的文艺上，这是何等可惜，何等可恨的事！
二
中国文字所受不进步的影响
因为中国文字进化到表义的一个阶段便停止，在大体上说来就影响到思想的不清晰，但从文字本身说，也有几点可以提出来的。
一、字与文字。中国读书人可以说是识字的多，识文字的少。字是从原始的形态与单纯的意识写出来，文字是用复合的形，与声表示一个概念，它不一定是单字拼音，也许会连合五六个音才能表示出来。在旧字典里找不出文字，所收的只是字，多过一音的字，便被表为“辞”，不知道“辞”是不能靠单音或复音来判断的。拼音字或者是辞，如“牛”当作“牛马”的“牛”解，是字，当作一个人的性格粗蛮解，说“他是一只牛”的“牛”是辞。又如说“牛马”，分说是牛和马，是字，合说是含有奴隶式的服役的意思，如是“他为子孙做牛马”。如“蜻蜓”，“冯夷”，“吝啬”是字，说真一点是文字，不是辞，因为这些只表示一个单纯的概念。因为从前的学者不分别字与文字，所以写字，或读文的时候，每每弄不清楚，甚至把意义解错了。
二、文与文章。中国人读书是为做文章，对于“文”的法则好像不大注意。
这是地山先生去世后一个多月，从他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一篇未完的文稿。他是为新文学学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刊写的。在七月的下旬孙源向他催稿时，他说已经写好了一半的，便是这一篇文字。墨痕犹新，而人遽已作古！
在《国粹与国学》一文里，地山先生写着：“我们到现在用的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想，非用上几十年的工夫不可。”这里“几十年”无疑地是“十几年”的笔误，但也可能地是排印时的错误。然而曾有批评这篇文字的人，根据这一点来指摘以为与事实不符。我早就想为作者辩正，但现在倒不需要了。在这一篇未写完的稿子里，他先写着（用毛笔）：“汉字非学上七八年不能用得流利”，后来又用钢笔把“七八”两字涂去，改上“十几”二字。这虽是个小点，但因为关系学术研究，所以附带说一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陈君葆跋
（录自《国粹与国学》，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