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解放后，反对新生共和国的敌人并未停止活动。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正确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特别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问题。虽然科息采政府纲领已经从原则上解决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关系问题，但是斯洛伐克情况复杂，被禁止的前赫林卡的一些成员及民主党的一些干部和成员，在斯洛伐克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民主党在1946年的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政党，在政权机构中处于多数地位，共产党人处于少数地位，从而使中央政府的许多措施在斯洛伐克难以贯彻。当时捷共中央领导人还认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要求实行联邦制是民族主义倾向，因而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就强调集中统一，答应给予斯洛伐克民族机构的自治权并未全部落实。
1948年2月20日资产阶级策划政变阴谋，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共产党人立即予以回击。哥特瓦尔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在各地集会，游行示威，通过声明和决议，要求改组政府，并在各地和各单位纷纷建立行动委员会，自下而上地进行夺权，把各组织和各机关中的反动分子清除出公共生活。2月25日，哥特瓦尔德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的2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共和国总统贝奈什已接受离职部长们的辞呈，并根据他的建议任命了新政府(在新政府中共产党人占一半)，这样就按照宪法秩序和平地解决了政府危机。2月27日，哥特瓦尔德总理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向共和国总统贝奈什宣誓就职，同日斯洛伐克新的行政委员会也宣布成立。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立宪国民议会提出复兴后的民族阵线政府的施政纲领。11日纲领通过了出席会议的230名议员的表决。二月事件后，捷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法律，把拥有50公顷以上的私人土地没收，分配给农民，对50名职工以上的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5月9日，立宪国民议会通过了《五·九宪法》。新宪法肯定了人民民主共和国迄今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5月30日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在议会的300个议席中，共产党得239席，其余61席属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6月7日，贝奈什总统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选举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9月捷共和斯共也从组织上统一起来了。二月事件是捷从民族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国家政权完全转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中，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二月事件是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二月胜利”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扫清了道路。5月9日立宪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五·九宪法》明确阐述了捷革命所处的阶段和发展前景。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关系问题上，《五·九宪法》根据科息采政府纲领的规定，再次肯定了斯洛伐克民族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但在具体规定中增加了一些限制性条款，如斯洛伐克民族会议由总理召开，总理有权根据政府决议解散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总理对斯洛伐克民族议会通过和提交签署的法律有最后决定权，等等。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也由政府任免，行政委员会及其委员均向政府负责，行政委员会及其各委员必须遵守政府的指令和指示，同样，各行政委员必须遵守政府各部部长的指令和指示，部长在通知有关行政委员后，有权在斯洛伐克地区直接行使其职权。政府认为行政委员会的法令、决议和措施不妥，有权加以废除。这些法律条款压制了斯洛伐克民族的自主权利，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
但在二月事件后，斯洛伐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全面展开，与此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提高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发展科学和艺术，从而使斯洛伐克和捷克的经济文化水准逐渐拉平。斯洛伐克变成了发达的工业农业国家。
哥特瓦尔德在1953年3月逝世后，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一书记，后又兼任共和国总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变本加厉地推行苏联的模式。在党的领导方面，个人权力高度集 ．中专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在经济方面，捷抛弃了原来根据本国国情而采取的经济发展方针，按照苏联的榜样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体制，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农业、消费工业和原材料基础工业落后，大大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捷还按照苏联的榜样，于1960年7月11日通过新宪法，宣告社会主义在捷取得了胜利。称捷已经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有基本任务，现正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正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积聚力量。捷的国名也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制度，削弱了斯洛伐克民族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宪法规定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是斯洛伐克民族地区国家权力的民族机关和行政机关，取消了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使斯洛伐克民族机关变得和人民委员会相类似。由于宪法限制和削弱了斯洛伐克民族机关的职权，使多年积累下来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激化，斯洛伐克人对捷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开始强烈地表现出来。1963年以后，作家、记者和大学生公开起来造反，社会动荡不安。捷共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也日趋明显。
四、“布拉格之春”引发苏联出-R--~压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斗争历史中，“布拉格之春”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苏联的一套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就在这种形势下，1968年初，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向传统的苏联模式发起挑战，宣布要开展“一场社会主义革新运动”，“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以重新赢得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恢复社会主义的声誉。这场改革运动被称作“布拉格之春”。
这场运动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根源。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有长期斗争传统，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拥有合法地位。在苏联红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后，哥特瓦尔德提出捷应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苏联用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手段”，“除了苏联的国家制度外，还可以通过别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捷共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留和利用传统的民主制度；在经济领域，在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同时，在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中保留私有成分。1948年2月，当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妄图复辟时，捷共运用群众斗争与议会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进攻，用和平方式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正当捷共沿着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时，斯大林把苏联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强加给捷，并命令捷共在党内大抓“叛徒”、“特务”、“铁托分子”、“民族主义者”。在经济方面，捷不得不抛弃原有的经济发展方针，片面强调发展钢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使捷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国内政治生活领域，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在民族关系方面，斯洛伐克民族要求享有平等地位的呼声和权利受到压制，一些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被处以死刑或被监禁，这使全国民怨沸腾。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方面的错误，这在共运中引起轩然大波，也对捷共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思潮在捷共党内兴起。要求纠正50年代初期的冤假错案、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鉴于经济困难不断增多，从1956年起，捷便尝试进行经济改革。1963年，捷还成立了经济改革委员会，由经济学家、捷共中央委员希克领导。该委员会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经济改革方案，其核心是改变原来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扩大同西方的贸易，摆脱对苏联的依附。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诺沃提尼怕改革危及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时改革派认识到，要推进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1966年举行的捷共“十三大”上，改革派向诺沃提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1967年10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讨论根据1966年捷共“十三大”决议拟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上捷共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提纲，围绕是否要彻底改革根据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体制、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主张改革的一派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上，为了跟上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步伐，通过集约化道路提高国民经济效果，充分调动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积极性，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首要条件，否则，党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且会丧失人民的信任，甚至会引爆社会危机。反对改革的一派认为，现有的一套党的领导方法和国家政治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不需要也不应该改变。至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领导机构的工作效率低，思想文化战线上有自由化倾向。因此，今后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加强集中，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事业单位的直接的、指令性的领导。由于这一根本分歧，两派在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是否由一人担任问题上，也严重对立。主张改革的一派强调，作为民主化过程的第一步，必须立即把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两项最高职务分开，以避免一人独揽大权，专断独行，并推动党政分工，发挥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反对改革的一派则坚持将这个问题至少留待1970年党的“十四大”去讨论和解决。在两派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当时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对诺沃提尼在肃反问题、中央集权和无视斯洛伐克民族平等地位和利益等方面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杜布切克力主把党政两项最高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进行了反击，他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由于会议分歧太大，无法统一，全会决定休会，12月继续举行。诺沃提尼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向苏联求救，请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进行对他有利的干预。但勃列日涅夫当时对捷共领导集团内部这场斗争的真正意义尚不太明了，对诺沃提尼也没有太多好感。他12月8日到布拉格后，同捷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谈话，并且向杜布切克了解情况。杜布切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向勃列日涅夫介绍了捷问题的严重性和诺沃提尼不愿意解决问题，还谈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无法容忍。勃列日涅夫没有表露自己的观点，但他在布拉格的短暂来访并未做出有利于诺沃提尼的干预。诺沃提尼并不甘心失败，他还与其在军队和保安部门的亲信密谋，企图动用武力来压制党内的改革派。在12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目的是对布拉格进行军事包围。诺沃提尼制定计划，如果12月16日中央全会撤销他的职务，军队就开进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等数百名改革派。参与这个阴谋的有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党政军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少将。这一阴谋被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以及其他倾向改革的将军制止。诺沃提尼的阴谋败露后，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支持诺沃提尼的保守派阵营发生分化，陷于混乱，而反对诺沃提尼、要求改革的力量迅速扩大，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1968年1月3日～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把中央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两项职务分开，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保留总统职务；向全党迅速传达十月、十二月、一月三次中央全会的精神，拟定捷共《行动纲领》．，指导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捷共中央在一月全会上通过的重大决议被称为“一月道路”。
杜布切克(1921—1992)为斯洛伐克人，出身于世代工人家庭。父亲是木匠，二战期间曾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三届地下中央领导成员。杜年幼时随父母在苏联生活、学习。1939年加入斯洛伐克共产党。他曾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并负伤。他先后在斯洛伐克担任斯共县委书记、第一书记，两个州委第一书记，斯共中委、主席团候补委员，捷共中央主管工业的书记，斯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等职务。他在担任斯共领导职务和捷共中央书记期间，一直为改变斯洛伐克的面貌，促进其经济文化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并想方设法为斯洛伐克争取更多的投资。他作为调查50年代冤案的委员会的一员，为彻底纠正所谓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冤案，恢复受害者的名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一直与诺沃提尼所奉行的中央集权路线无视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在捷共党内这场如此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广大中央委员把改革的希望、信赖和重任赋予了这位敢于斗争的斯洛伐克人。这是斯洛伐克人首次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杜布切克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代表。
以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的捷共新领导上任后，迅速采取措施，推动改革向前发展。中央全会决定为50年代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改组党政领导机构，推举改革派和支持改革的人担任要职。1968年3月解除诺沃提尼的总统职务后，推举二战期间在苏联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司令斯沃博达担任共和国总统；推举1945年“布拉格起义”的组织者斯姆尔科夫斯基为国民议会主席；推举二战前捷共派往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季米特洛夫旅”的指挥官弗·克里格尔为民族阵线主席。切尔尼克取代列纳尔特出任总理。4月份捷共中央通过了《行动纲领》，即“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宣言，捷共新领导的纲领性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