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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2)

失去“王德”的社会,人们只会臣服于强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西周几乎是一种丛林社会,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约这些诸侯了。对诸侯来说,周幽王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没一起喝过酒、没一起拼过命,凭什么要听你的命令?

无疑,周幽王也看到了这一点。

将皇父赶出镐京的同年,周幽王在太室山与东部诸侯结盟,希望依靠东部诸侯对抗西部诸侯。东部诸侯以殷商移民为主,曾经是西周王室防范的主要敌人。此时,周王室很可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周幽王只好放下周王的架子,把自己与东部诸侯摆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实力做主的时代,皇父、申后也不会忍受失败,次年,申后的父亲与皇父同时起兵讨伐周幽王,要求立宜臼为王位继承人,更可恨的是,这两位诸侯请来了宿敌—犬戎作为帮衬,进攻周京畿。

周幽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实力,重建的成周八师在皇父、犬戎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只稍作抵抗镐京便沦陷,东部诸侯并未出兵相救。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镐京附近的骊宫被杀,西周亡。

管仲的刀

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这一点,颇类似于穷国和富国的区别,穷国只想抢老百姓的钱,富国却在想着如何让老百姓赚钱。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东迁至东都洛邑,中国开始了春秋时代。

但无论春秋诸侯多么强盛,都要举起周王室大旗,所以,春秋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东周”。

真正的强国,震慑敌国的不只是万乘之师,还有无法超越的经济实力。强国经济之强,必然源自国内公平的经济环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自由创造的空间。即使弱国拒绝承认强国的地位,甚至试图与强国平起平坐,也永远无法拒绝强国对本土的经济渗透。

真正的强国,其货币体系同样无法被超越。

无论弱国多么不情愿,强国货币都一定会流进他的地盘。在古代,一种曾经广泛流通的货币必然有大量文物存世,春秋货币则主要包括布币、刀币和蚁鼻钱三个体系。

在中国史籍中经常提到“春秋五霸”,不过“春秋五霸”有很多种版本。顺着本书的逻辑,我们可以断定,真正的春秋强国是齐国(刀币)、晋国(布币)和越国(蚁鼻钱),分别对应着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

从时间顺序来讲,齐桓公是第一代春秋霸主。不过,从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一位中兴之主,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倒是更可信。齐桓公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任命管仲为相:管仲出身贫寒,史籍给出的记载是。关于管仲年轻时的事迹,我只知道他做过小买卖、当过兵,还做过几次小吏。管仲似乎又是真正的“狗盗”,做生意的时候是黑心商贩、从军的时候当逃兵、当小吏的时候被罢免……这个“狗盗”又与别的“狗盗”不同,当小贩的时候,他认识了鲍叔牙、隰朋等一批志向高远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小商贩),也深刻领会到一个普通百姓谋生的艰难。

管仲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辅佐公子纠—一位被质押在鲁国的齐国公子;而他的朋友鲍叔牙则辅佐另一位齐国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在齐国境内,是主场;公子纠却居住于齐国,是客场。于是,公子小白变为齐国国君。

公子纠当然气不过,就向鲁国借兵跟公子小白打了一仗。鲁国看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就杀了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此后,便是那些着名的故事:鲍叔牙举荐管仲替代自己为相,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相伴,缔造了第一代春秋霸主。真实的世界,远比故事残酷。没有国君知臣子的佳话,只有一个超级强势的宰相和一个白痴国君。

齐桓公在与管仲第一次对话时,就尽显二百五本色。齐桓公:要怎样做,才能保住我现在滋润的小日子呢?管仲:纷纷乱世,必须成为诸侯霸主才能保住自己。

齐桓公: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只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面对这样的回答,管仲的反应很强烈,居然以死相逼:我没有为公子纠殉节,是为了辅佐一代英主成就霸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宁愿赴死。

说完,管仲就甩手而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才获得了齐桓公的挽留。不过,齐桓公的答复依旧很勉强:你不要这样,先干着看看。

接下来的对话,才是齐桓公最关心的内容。

齐桓公:我有三个坏毛病,还能执掌国政吗?

第一个坏毛病,狩猎成瘾,无论白天黑夜,想去的时候就去,只要去了就一定要得到很多猎物才肯回来。结果:耽误公务(为了娱乐,不顾身体,也不顾国事)。

第二个坏毛病,酗酒,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连续喝,而且,一定要喝醉。结果:耽误公务(别说国君,就是一个乡镇干部天天烂醉如泥,也一定不称职)。

第三个坏毛病,喜欢美女,只要这个女人漂亮,不分长辈、晚辈,远近亲疏,我都要拿来娱乐。结果:耽误公务(他还真有脸说)。

齐桓公很诚实,后来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切的真实性。仅女人一项,就弄了七百多名,天天在后宫娱乐。

管仲的回答很有自信:只要你今天任命了我,你自管取乐,我来替你治理天下!

管仲拜相,面对的却不是一个清平世界。

齐桓公在高、国两姓贵族的支持下登上国君之位,这两姓是齐国的世袭贵族,也是周王室的上卿。两姓贵族对国政的掣肘可想而知。不过,管仲最后还是统一了政令,一步步将齐桓公送上春秋霸主的位置。

回顾管仲的治国策略,可以将之缩略为三步。

第一步,向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乾坤。

如同当年的周王室,齐桓公主要靠贵族供奉,包括供养王室生活、军需等。尽管地位很高,高、国两姓也有自己的痛苦,要参与朝政就得为王室掏钱,很心痛。

管仲上台后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免除了高、国两家对王室的供奉,王室支出源自全体国民。

从古至今,很多史籍、很多人把高、国两姓贵族作为反动势力代表加以抨击,认为管仲的改革不彻底,没有打倒旧贵族,是这位伟人事业的一大败笔。

反动势力之所以被称为反动势力,不是因为反动,而是因为有势力。既然有势力,又怎么可能被你革掉?打倒旧势力,想兵不血刃,那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真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寻找前进的路径。

只有支付给旧势力一部分利益,双方才有可能互相让步。在管仲倡导的改革中,

一方面,高、国两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公室支撑者的政治地位。多年的底层生活,管仲在庙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因为,这句话,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最终创造者!

所以,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

“富民”其实很简单,只要不滥用权力,创造一个轻徭薄役的环境,让人民自己去创造财富就足够了。

齐国自耕农的主要负担是徭役,征发劳力耕种公室农田。管仲免除了自耕农的徭役,并将公田分给自耕农,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均田”的性质。其他废除的还有关税、商品税、人头税等。十年后,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管仲断了贵族供奉,又轻徭薄役,还要维持齐桓公奢华的生活、称霸诸侯,哪里来的钱?答案见第二步。

第二步,铸币,垄断,调度天下财富。

齐国的铸币叫作“齐刀”,原型是齐国的捕鱼工具,齐桓公之前就有刀币流通。

管仲所造的刀币叫作“造邦刀”,比当时民间刀币重五分之一,故民间刀币也称“小刀”。造邦刀刀缘圆润、文字整齐,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第一个标杆,它向世人昭示:官方货币代表着国家信誉,精美的足值货币不仅是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

造邦刀替代市场上流通的小刀,颇有调控市场的意思。为保证齐国农民不至于流向其他诸侯辖地,管仲在春荒、夏荒的时候向农民低价出售粮食,并规定可以用旧的小刀购买;至于造邦刀发放,则是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高价购买农民手中的粮食。

管仲铸币还是没捞到什么油水,齐桓公就财源之事询问管仲。

齐桓公:是否可以提高房地产税?

管仲:如此,等于拆人家房子。

之后,齐桓公又列举了山林税、牲畜税、人头税等,管仲的回答都是“不行”。

只要是增加税收就一定会带来副作用,而且解决收入的办法根本就不能是增加税收。

齐桓公:那么,我靠什么发财呢?

管仲:官山海。

“官山海”就是管仲捞钱的办法,也是“盐铁专卖”的雏形,说白了,就是由王室垄断盐铁之利。

管仲选择了利润最大的山(铁矿)和海(食盐)。当时,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粮食外,盐、铁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齐国靠海多山,盐铁自然是主要产业。经管仲测算,如果垄断食盐销售,每斤食盐价格增加一钱,就相当于人头税提高一倍。

这事以前周厉王也干过,他不过让个把上山砍树的贵族缴税就搞得鸡飞狗跳,最后连自己也被赶出王畿镐京。

能行吗?

行不行,看谁来办,也要看怎么办。

管仲手腕很高明,做法也比较温和,没有和民众直接对抗。官府只是垄断食盐和铁器销售,生产环节仍旧留给原有的盐商和铁商,没有彻底断掉这些人的财路。这种“官办民营”的方式并未过多侵蚀私商利益,官府获得的收入也远高于税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给予人们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显示出来;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锋利的齐刀。

管仲的刀,砍向了诸侯国的粮食生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衡山之谋”。所谓“衡山之谋”,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工夫。

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这种情况,衡山国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齐国向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得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垄断性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道理很简单,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赚钱。

借着锋利的齐刀,管仲最终击溃了所有的对手。五年中,管仲先后用这种方法收拾了鲁、代、吕等诸侯,屡试不爽。不是诸侯太愚蠢,而是在利润驱使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疯狂,国君就算看清楚了齐国的阴谋,又怎么对抗得了?

齐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71年),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周惠王“赐齐侯命”,齐国春秋霸主地位正式确立。

然而,管仲的悲剧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

管仲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主宰下的齐国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强人政治,需要强人有政局操控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敏锐的洞察力,能以一人之力协调邦国运转。强人确实可以改变一个邦国的命运,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旦失去这个强人,国家立刻就会陷入窘境。

强人一般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问题是,管仲不是国君。

管仲为齐国鞠躬尽瘁的时候,齐桓公在享受他的爱好。除了七百多个女人,顺便还宠幸了一个着名的厨师—易牙。易牙是一个优秀的厨师,鲁菜的创始人,据说味觉系统相当发达,能品尝出淄水和渑水的区别。

这位优秀的厨师还有着很高尚的理想,他想取代管仲成为相国。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厨师、宦官、轿夫把持朝政的事例,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奸臣的代表,比如易牙、魏忠贤、和珅。不是这些职业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不该选择政治。他们接近最高权力核心,也看到了权力的巨大利益,却丝毫不懂权力的危害。毕竟,危害是对百姓的,利益却是自己的。这位厨师易牙最着名的事迹就是:为了让齐桓公品尝人肉滋味,把自己的儿子杀掉做了下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