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总督一职仅授八位，分别为管辖直隶省的直隶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的湖广总督，管辖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管辖四川省的四川总督，管辖陕西、甘肃两省的陕甘总督，管辖云南、贵州两省的云贵总督。
直隶总督由于所辖地处京畿，区位重要，向为总督之首。两江总督所辖物产丰饶，富庶天下，其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陕甘、云贵因偏居一隅且土地贫瘠，在总督中列为末等。而两广、两湖、四川三地的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但因其辖地为国之门户，两广总督的地位已明显超过湖广和四川。张之洞以一个资历浅薄的晋抚一跃而为粤督，此中奥妙，耐人寻味。
含而不露却惊天动地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封建社会里，权力就是一切。因此，如何有效地掌握和玩弄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乃至志士、野心家所关注的问题。
无权者想得到权力，得权者却想永久地控制权力。于是，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无休止的斗争，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可以说是在得权——失权、无权——争权的痛苦轮回中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每一次变革，无不充斥着血腥，而血腥的背后无不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置换，当然，无可辩驳的是，这种权力的变更又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一时有权不等于一世有权，一直是一个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这就好比历史长河上的一架老水车，不断地转动，在转动中把倒干了水的水筒转下来，把装了水的水筒提上去。由此看来，不论大权与小权，想“传之子孙”，把住不放，是不大可能的，用今天话说，叫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然而，掌权者还是梦想永远地握住权柄，他们总是不愿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权力，尤其是那些帝王们，谁愿意自己的王朝也像前代一样是历史的过客呢？谁不认为自己的王朝是人类的最后王朝或是最后的归宿呢？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集中权力，巩固王朝。于是，这些人一旦夺得了政权，就对那些曾经为自己效犬马之劳的功臣们疑神疑鬼，对他们痛下杀手。因为这些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手中一般都握有大权，再加上他们非同一般的才能，一旦有变，其能量不容小觑。彼时的文韬武略，此时就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越王赐文仲自杀的时候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文仲七术，越王仅用了其中的三术即已灭吴，像文仲这样有才能的人一旦有变，其能量是可想而知的。文仲一日不除，勾践一日难安。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功臣名将的防范简直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功臣们稍不留神即遭屠戮。刘邦和朱元璋的时代都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发生，这是为世人所共知的。
然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却没有使用上述的办法，而是创立了一种新方式：权力和平过渡。
五代时期，正是群雄逐鹿之时。赵匡胤在乱世中登上了皇位。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他既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又对前朝重臣大加拉拢。他把原后周皇帝改为郑王，对宰相范质等人给以优厚的赏赐，并让他们官保原职。这样，洛阳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外藩中也多所归附，至于个别反对的藩镇节度使，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平服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龙廷。
接下来的问题是统一全国。一天雪夜，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而失眠，干脆出门，恰好碰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他也正为这事而难以入睡。于是两人决定去找赵普，想听听他的意见。赵普闻报急忙出迎，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下面的一段对话决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策。
赵普问：“深夜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
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净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故来找你商量！”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
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吾想先收复太原。”
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
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朝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太原会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吾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
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然而，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行伍出身、本人曾亲自参加拥立他人为王后又被别人拥立为帝的赵匡胤，深知“资高权重”的武将也可以再立他人为帝。此时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为消除这潜在威胁，赵匡胤决定采取赵普的建议：夺其权，制其谷，收其精兵。
公元961年7月的一天，宋太祖盛宴款待石守信等禁军将领。正当酒过三巡，大家酒酣耳热之际，宋太祖忽然屏退左右侍卫后，装出一副深有感慨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长叹一声说：“我们本是兄弟，没有你们的拥戴，朕就不会有今天，朕打心里感激，然而身为天子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远不如当节度使轻松愉快，自朕当皇帝以来，至今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石守信等忙问为什么，太祖佯醉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有许多人想坐皇帝的宝座。”
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知道赵匡胤话中有话，明摆着是怀疑将领们有谋权篡位之心，边叩头边回答道：“哪有这回事，现在陛下登基是天命，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慢悠悠地说：“诸位当然不会有异心，但谁能担保你们部下没有贪图富贵的人，一旦也用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那时即使你们不愿，恐怕你们也都束手无策了。朕就是因此而登上帝位的，想必你们还记忆犹新吧。”
石守信等几位皆流泪俯伏于地道：“臣等愚昧，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我们一条生路。”
太祖见时机已到。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个人之所以要追求富贵，无非是为了享受人生，尽情吃喝玩乐，并让子孙生活优裕。朕以昔日老友的身份建议各位，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退隐回乡，多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立业；多置些歌姬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安度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君臣之情，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不亦喜乎！”
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辉等人见赵匡胤已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决无回旋的余地，而赵匡胤当时在禁军中的地位还不可动摇，就只好在第二天上表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见大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又在赵普建议下，解除各禁军将领的军职同时，又撤消了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和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位，把禁军中的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衙”的将领选用资历浅、容易驾驭的将领担任，并常调动，而且规定“三衙”只有带兵权，无调兵权。在禁军的驻防上，太祖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调强兵驻扎京师附近，使地方无力与京师禁军对抗。在禁军驻地，则实行“更戍法”，每隔几年换防一次，将领不随军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比起那些杀戮功臣名将来确保自己统治地位的皇帝来，赵匡胤不仅善良得多，而且也聪明得多。他独辟蹊径，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削夺了手握重兵的大将们手中兵权。其策略，把本来可能激化的矛盾轻松予以消弭，使得上下关系趋向协调一致，眼前和长远利益得到了兼顾。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高超的政治斗争智慧。但有一利就必有一弊，那就是宋代由此对武将的权力限制很严格，使得武备松弛，边防不固，积弱不振；对于文职官员，不仅在权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级武职官员高得多。秦皇汉武以来，是以武治文，但到了这位宋祖手里，却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的武备一直积弱不振，不断被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金、辽、西夏蚕食北宋，南宋最后灭亡在蒙古人的手中。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
该稳住的一定要稳住
——乾隆辣手瓦解朋党之争
党派之争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即使到了清代也不例外。如顺治时期的南党与北党之争，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之间的争斗。雍正时期，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则更为甚，一直延续到乾隆朝，并且愈演愈烈，最终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以巩固皇权。
雍正驾崩时，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允礼病逝，次年允禄因谋反被削爵，辅政四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年雍正尚未即位，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此雍正对他格外器重，登基后委以重任，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由于其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一部分汉族官吏也投靠到鄂尔泰麾下，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对他的文采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此后张廷玉又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等官职。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设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相关制度，可见其在雍正朝是如何地备受瞩目。
对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雍正八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王朝，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继位后，也同样敬重两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
基于两位皇帝的恩宠，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更加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清人昭琏就说：“上（指乾隆）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对此乾隆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所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乾隆当然不会听之任之。再说他本人对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对鄂、张二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让其相互牵制，并采取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进逼，显示了其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实施“改土归流”的策略，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这使雍正颇为不满，曾下旨责罪鄂尔泰，并派张廷玉麾下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到处搜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一举推翻鄂尔泰的势力，然恰遇雍正驾崩。
乾隆继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鄂党于是乘此良机也上书弹劾张照，欲治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他并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尽量让两大集团的势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而是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当乾隆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看来，让两大政治集团势均力敌，不但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惜，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打击的措施。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鄂党派人士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宫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1000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金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弹劾张党未遂，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秘。“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日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势必会使得张党更加无所忌惮。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是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并严斥鄂尔泰：“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屋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庙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固结不化。直到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被斩。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尽，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至此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