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东京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八年抗战。紧接着，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汪伪汉奸政权于8月16日宣布解散。但是蒋介石政府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汉奸却迟迟不作惩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在各界“严惩汉奸、快惩汉奸”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查办，然而汪伪政府中一些炙手可热、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汉奸仍逍遥法外。这就是所谓惩治汉奸案鲜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内幕。
“知名不具”重刑轻判
周佛海这个汪伪政府的第三号汉奸，抗战胜利后，却摇身一变为抗战功臣。蒋介石迫于民众呼声和舆论抨击，表面上命戴笠将周逮捕，暗中却又命戴进行慰抚。可是时隔不久，1946年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不服，上诉最高法院，1947年1月20日，又被驳回申诉，宣布维持原判。令人意外的是三个月后，报上又登了周佛海被改判无期徒刑的消息，接着又特赦。这其中的奥秘究竟何在？
抗战期间，蒋介石通过军统和周佛海往来甚密，蒋一心想“攘外必先安内”，他们一起搞过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共计划”，由周佛海转交给日本人。蒋介石还亲笔给周佛海写过几次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愿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安。”他没署名，只写了一个“知名不具”。
周佛海与军统头子戴笠关系密切，平时称兄道弟，蒋介石的指令就由戴笠传递。抗战胜利后，周佛海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阻止我八路军、新四军武装接收沦陷区的行动，也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因此蒋介石也有意免周佛海一死，他曾亲自召见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询问可否不判周佛海死刑。又亲自问询承办周案的推事：“从法律上看有无条文可引用，以免周佛海于死刑？”“周佛海罪行比陈公博大得多，倘使周佛海不处死刑，社会舆论必定哗然，那就谈不上惩治汉奸了。”推事义正词严，直接地回答道。
蒋介石有些尴尬，他当然也不会为了一个周佛海，而引起舆论的抨击。于是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了死刑。
就在人们欢呼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大汉奸周佛海死刑的第二天。傍晚时分，一辆雪佛兰黑色轿车，像幽灵似的在陈布雷的府邸前停下来，车上走下一位阔太太。
陈布雷这位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官位不高，但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智囊。他还自命书生，清廉自守，在私邸不与官宦显贵交往。
“请将这封信交给布雷先生，他一定会见我的。”
阔太太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警卫。警卫犹疑地朝她上下打量一番，接过信进去了。不一会儿，他出来把阔太太请进了客厅。
原来这位阔太太就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她一见陈布雷就说：“布雷先生，佛海已被判死刑，抗战时期，他帮助蒋先生一致对付共产党，结果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说完掩脸啜泣不止。
陈布雷一时手足无措，想竭力劝慰她，不料杨淑慧突然止住哭泣，一脸冷霜。她说：“周先生在抗战时期为党国出力，都是遵照蒋先生的命令行事，由戴先生转达，布雷先生你也是知道内情的。蒋先生不能因戴先生坠机身亡而一笔勾销，落井下石。我这里还保存着蒋先生的亲笔信。这是副本，正本我已存放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了。”杨淑慧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件，朝陈布雷面前台上一放，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既然这样，我也只有拼着来个鱼死网破，佛海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只有把这些材料公诸报端，看蒋先生在民众舆论面前怎样交代，在盟国面前怎样交代！”说完杨淑慧气冲冲转身要走，被陈布雷一把拦住，说他马上向委员长报告。蒋介石赶紧亲自约见杨淑慧，保证免周一死。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出《准将周佛海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并称他：“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又下令对其特赦，各报不准发表反对和讽刺的文章。周佛海闻讯，欣喜若狂，还在狱中吟诗庆贺：“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道。”后来，周佛海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狱中，时年51岁。杀人灭口，缪斌成了殉葬品
在“严惩汉奸”中，一些作恶多端的大小汉奸，终于纷纷落入法网，被押上了审判台。可是卖国投敌担任日军特工和汪伪政府要职达8年之久的大汉奸缪斌，却仍带着姨太太、交际花照常出入交际场中，经常参加达官显贵的酒宴，还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逍遥自在。原来缪斌自有他的得意之处。
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南京玄武湖上还积着薄薄的冰。缪公馆来了一位陌生人，来人长袍、马褂、瓜皮帽，脸上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面目清瘦，商人打扮，他求见缪斌，说有机密要事相商。缪斌在书房里接见了他。
缪斌注视着这位神秘客人良久，忽然想起来了，他叫胤景川三大佐。胤景川三大佐原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部下，和缪斌有过交往，后来调回国，在外务省中国课工作，是有名的“中国通”。1945年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内外交困，败局已定。内阁首相小矾国昭急于要和重庆政府讲和，故想到“日本通”的缪斌，秘密派遣胤景川三大佐从东京来南京找缪斌。经过一番寒暄，话入正题。胤景川三大佐说他这次是奉首相之命，抱着12万分诚意想和重庆方面的蒋先生直接沟通，谋求两国和平道路，想请缪斌担任专使。
缪斌一清二楚，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已维持不了多久，心里正日夜惶惶不安。不料，吉人天相，从天上掉下这个“美差”，真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高兴。另一方面，他也了解重庆政府早已有谋和意图。
缪斌长途跋涉来到山城，他找到了老上级“军统”头子戴笠，紧接着蒋介石秘密召见。3月16日，缪斌便奉蒋介石之命到日本谋和，结果未能如愿，但缪斌一直引以为荣。因为在他汇报东京之行及商定和平条件议案后，戴笠曾给他复电，其中有经奉“委座”谕嘉勉等字。抗战胜利，于是乎，他便视作“护身符”，将复电揣在身上，随时从口袋里拿出来，在别人面前炫耀，以表明他与别的汉奸不一样。
正在缪斌等待最高当局召见，做着升官美梦时，一天，接到总司令何应钦召见的通知，缪斌受宠若惊。在何应钦客厅里，他表白了一番八年抗战时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苦衷，谈到那份嘉奖电报时，缪斌很兴奋，忙不迭从皮包里取出来递给何应钦看。岂料何应钦看了，点点头微微一笑，就顺手把电报装进自己的口袋，随口说：“这份电报就存放在我这里好了。”何应钦是缪斌的老上司，他当然不敢要回。几天之后，缪斌在上海被捕，不久被移解苏州。1946年4月8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缪斌死刑，于5月21日下午5时，在苏州监狱执行。
缪斌为什么比担任过上海市长、1944年汪精卫病死后又接替汪伪国民政府第一把交椅的巨奸陈公博早13天，更比大汉奸褚民谊提前3个多月而成为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呢？谜底就在这里。
缪斌参加过“军统”，叛国当了汉奸后，确曾为重庆国民政府做工作，营救过军统要员等，在当时，这都可以作为减免死刑的根据，特别是到日本谋和，也算是有功之人。可是，他哪里知道，日本投降后，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从日本战时内阁的档案里，发现了缪斌与东久迩宫谈判时的文件。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立即致电蒋介石，质问为何违反盟国不单独媾和的诺言，擅自派人私谈条件并商有成议。蒋介石慌了，一面电复麦克阿瑟，矢口否认，一面密令迅速逮捕缪斌，立即以汉奸罪处决。蒋介石这样做，既杀人灭口，又宣扬自己是坚持正义、惩治汉奸、维护民族利益的抗日英雄，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小汉奸审大汉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官宦显贵热衷“五子登科”，忙着接收。民众要求惩治汉奸，虽呼声强烈，但有的汉奸善观风势，八方钻营，用金钱、美女或裙带关系，仍求得网开一面；更甚的摇身一变又成了抗战有功之臣，何承焯就是其中一个。
何承焯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属的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后任伪高等法院法官。日本投降后，汉奸们成了丧家之犬，他却和出身交际花、如花似玉般美貌的妻子，携带满满几箱搜刮来的黄金、美钞和价值连城的明清字画，悄悄离开古城南下，在南京乌衣巷租下了公馆。他设下钓饵，每晚伴着妻子出入秦淮河上的妓院、酒楼、歌舞厅，而且出手阔绰，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果然用美人计结交上了国府的某大佬。靠着这条裙带关系，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司法部要员，参加承办主审惩治汉奸案。由于他办事干练，又熟谙汉奸内幕，许多汉奸案经他手迎刃而解，再加上国府某要员的关系，居然官运亨通。
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却碰上了一桩棘手的惩治汉奸案。两年前，国民政府下令肃奸。当时，伪华北政务院委员长王揖唐，这个罪孽深重、祸国殃民的大汉奸，自忖难逃法网，惶惶不可终日，怀着侥幸心理，躲进中央医院，以为可以逃避罪责，不料在医院被逮捕入狱。他狡诈诡谲，本来身体弱，被捕后他就三分病装成病重昏迷状态，人们对他的卖国行为恨之入骨，就用帆布行军床把他抬到法庭受审。在法庭上，王揖唐依旧装病卖傻，闭目不语地躺在行军床上，既不坐起，也不答话，弄得法官无可奈何，就这样这一案子拖了两年之久。民众呼声高涨，法院没有办法，只得下决心对王揖唐这个大汉奸进行判决，并由何承焯担任主审法官，审理这个案子。
开庭这天，市民都要看看这个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大汉奸的下场，因此，高等法院的旁听席上挤满了人。谁知冤家路窄，当主审法官何承焯审问时，王揖唐竟像好人一样从帆布床上坐起来，指着主审法官何承焯大声说：“何承焯，你没有资格来审判我。华北沦陷期间，你在我的下面做事，又不是地下工作者，你是个汉奸，哪有小汉奸审判大汉奸之理。”
王揖唐这样一来，法庭上下哗然。何承焯顿时目瞪口呆，难以下台，最后只好宣布退庭，改期再审。
何承焯被王揖唐抓住把柄，终于受到撤职处分。罪大恶极的大汉奸王揖唐，依旧死罪难逃，于1948年9月被判死刑，在狱中立即执行。后来这消息被京、津、沪各大报纸公开，成了惩治汉奸案中轰动全国的一大奇闻。替罪羊和定心丸
抗战胜利后，一些曾对蒋介石暗送秋波、做过牵线搭桥勾当的大汉奸，因为知道蒋、汪、日之间勾结的内幕太具体，蒋深怕泄露出去，引起盟国的不满，故这些人一个个被关、被杀，成了替罪羊。刘国钧就是其中一个。刘国钧是日本军官学校高才生，因不满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毅然辍学归国，参加抗日。
1938年，刘国钧受命据守仙桃镇，他以机智灵活的战术，仅凭简陋的武器装备，击沉了日军两艘炮艇，迫使来敌仓皇而逃。一时报纸大加宣扬，把他吹成“神兵天将”。
一天，刘国钧从前沿阵地回到指挥所驻地，还在思考如何调整布防火力，忽有客人求见，说有重要机密非见他不可。
刘问是谁捎的信。
来人马上说：“你的老师，冈村宁次。”
刘国钧大吃一惊，摸不清此人来意。只见来人用刀割开衣服的贴边，从里面取出了冈村宁次的亲笔信，信中说：“……我居然盼到我的学生能跟老师打仗了，过去我认定你不错，果真如我所料。我盼望学生能到老师家来做客，一叙师生之谊。”
冈村宁次是日本派遣军司令，现驻在武汉。刘国钧马上把这事向他的顶头上司、正在重庆的康泽请示。康泽很快回电：“大胆践约，速如此行。”刘国钧立即去会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要刘国钧成立一支30万人军队，用来打中央军，并许以高官厚禄和军饷军械。刘国钧知道这是日本人“以华制华”的恶毒手段。冈村还要刘国钧马上招兵买马。刘国钧一回来，就借故去重庆，蒋介石立即召见。蒋介石正想通过刘国钧搭上日本人关系，达到他所谓曲线救国的目的。
为了假戏真做使冈村相信，国民政府还对刘国钧发布了通缉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国钧认为自己虽然拿了日本人的军饷，但那是获蒋介石批准的，他是党国有功之人，还会得到嘉奖。岂料，国民党汉口警备司令阮齐以刘国钧当年出走、《中央日报》刊登过通缉令为理由，逮捕了他。蒋介石如今已翻脸不认账。刘国钧有口难辩做了替罪羊。也有同样情况却比刘国钧侥幸的，如唐生明。他是湖南省主席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是戴笠的好朋友，他被蒋介石和戴笠看中，派去沦陷区上海承担一项“特殊使命”。唐生明开始深恐背上“投敌”的恶名，将来蒋介石万一翻脸不认人，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蒋介石看出他的心思，就请唐生明吃饭，并赠送给他蒋夫妇合影的一幅照片，上面亲自题字作为凭信。果然唐生明到上海后，成了蒋、汪、日公开的曲线救国牵线人的代表。为了逼真也把他的名字列入国民政府“叛国者”通缉名单。抗战胜利，唐生明一见大张旗鼓惩治汉奸，凑巧戴笠这时又摔死了，他的“奉命”行事少了有力的见证人，害怕自己知道蒋、汪、日勾结内幕太多，也闹个“灭口”下场，就把蒋介石当初赠送的照片高挂在客厅中央。果然，蒋介石不仅公布取消过去对他的通缉令，还任命他当了国防部中将部员。唐生明终于吃了颗定心丸。就在唐生明吃定心丸的同时，蒋介石也忙着给那些握有兵权投靠过日伪的汉奸们吃定心丸。1946年春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新乡视察，召集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20多人，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汉奸庞炳勋、孙殿英等，设宴招待“慰勉”一番之外，还集体拍照留念。随后，蒋介石又坐在那里，让每个人轮流站在他旁边合影，以示恩宠。这些人又把与蒋介石的合影照片，放大印出，分送部属亲友，以示炫耀。蒋介石这样做是再度将这些汉奸收归门下，表示不再计较他们的前嫌，可以安心去打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