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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把汪精卫引上不归路的高宗武孙武(2)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董道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动,毫无进展,他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很轻率地去了一趟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影佐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3月28日,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的信件交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4月5日,蒋介石召见了高宗武。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来等候。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但他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5月30日,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此时,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发了贺电,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飞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蒋介石意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有利。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主动寻求与日本打开僵局的办法。自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正在成长起来。他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坐而论道,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推戴汪精卫,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他认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就会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高谈阔论,西义显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时机地鼓动他直接上东京去,一举实现上述规划。6月23日,高宗武离港赴沪,准备渡日。潜赴日本,推出汪精卫

1938年7月2日深夜,上海汉密尔顿大厦,松本重治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军帽,戴在高宗武的头上,又把自己的从军记者证章别在高宗武的身上。伪装完毕,两人一同下楼上了一辆插着同盟通讯社旗帜的汽车,在夜色中向着码头方向急驰而去。当汽车开到外白渡桥日军哨兵面前时,松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高叫一声:同盟通讯!哨兵便挥手放行了。就这样,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迈出了致命的一步。7月5日,高宗武在横滨上岸,影佐祯昭迅速将他接到东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分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说话的人。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高宗武很想与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谈谈,可是宇垣与日本军方势不两立,影佐祯昭不予安排。

高宗武仔细听取日本人的意见,发现日本军方丝毫也没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看来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打破僵局是彻底无望的。于是,高宗武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据战后影佐祯昭供称,当时高宗武是这么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

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是要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最初的爆破任务由汪精卫来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的推荐,再改换成以蒋介石为正式谈判对手。

高宗武进而提出,希望以近卫文麿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近卫认为以一国首相的地位,为时尚早,只允许由板垣征四郎写信说明此意。

高宗武在日本待了两天,目的已达,便匆匆地经上海返回了香港。这次,高宗武可不敢回汉口复命了,他差人将自己的东渡日记、会谈记录及个人观感送回汉口,交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

戏剧性的结局

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的信息。周佛海看了一遍,赶忙送呈汪精卫;汪精卫为了向蒋介石施压,又将报告交给了蒋介石。

早在7月9日,蒋介石即得报高宗武去了日本,顿时大吃一惊,脱口说道:“太荒唐了!”他一直以为高宗武几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是有分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动赴日,即失去了姿态,等于求降。果然,几天以后,板垣征四郎公开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的声明,近卫内阁改组时的一丝“和平”气息顷刻间便化为乌有。7月22日,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后,盛怒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

高宗武的报告,其实是借日本人之口劝蒋下野。蒋介石肺都要气炸了,明明是自己派出去的人,却为汪精卫张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透顶的书呆子。他叫来陈布雷,将高宗武大骂了一通,下令停发活动经费,宣布断绝一切关系。

而汪精卫却从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马的信息。凭着日本人撑腰,汪精卫决定撇开蒋介石,单独“跳火坑”了。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排定了从重庆出逃的日程表,最终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高宗武将汪精卫引上了不归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汪伪政权开场的前夕,还是这个高宗武,联合陶希圣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揭开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高宗武的汉奸通缉令。高宗武的前后行动充满了矛盾,令人困惑不解。有人认为,汪精卫后来越走越远,超过了高宗武的心理底线,他终于良心发现了。也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策反的结果。更有甚者,说高宗武是一个双面间谍,一开始就是蒋介石派他将汪精卫一步步推进火坑的。而经历了一番巨大波折的高宗武,当初的那份狂妄劲头已经消磨殆尽,从此告别政治,远遁美国,对这段历史始终三缄其口,将历史的谜团留给后人去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