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6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北京特别通讯”报道：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总行在停止兑现、付现的院令发表前，曾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交通各分行皆无异议；而中国各分行均不赞同，尤以上海、镇江、南京、汉口等分行反抗最烈，慷慨陈词：“交通银行自杀，系属自取，中国银行陪杀，于心难安。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此后不久，北洋政府又收到一纸措辞激烈的电文：“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不难看出，透过字里行间，拟电人的慷慨激昂之情溢于言表。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段祺瑞由国务卿改任国务总理，由于连年征战，当时政府财政面临严重困境，为应对局面，操纵财政的梁士诒建议，政府应该通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立即停止兑现付现，现在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已发行了7000余万元钞票，库存现金只有2000万元，除放出商款约2000万元外，历年贷给政府的约有8000万元，如再增发钞票，势必会引起挤兑，银行很可能会立即倒闭。
对此建议，北洋政府尚有顾虑。
当日历翻到1916年5月10日，果如梁氏所料，济南、天津、上海等地已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民众涌向当地银行提存、挤兑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段祺瑞遂于5月12日以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名义，通令各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暂时对两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停止兑现付现。
此令一下，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令行禁止，并于次日登报公示；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坚决抵制政府的这一停兑止付令。13日那天，他们以商股股东联合会的名义对外宣告：“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不仅公然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照常营业，还公布了五条办法：一、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二、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三、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四、政府以后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五、将来商家如遭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
一家银行，居然敢对抗政府命令，实属非同小可。而公然抗令并电复政府的，便是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
二
宋汉章，原名鲁，浙江余姚人，1872年出生于福建建宁。早年随父到上海，就读于中西书院。后经北京赴香港办事的要员陈陶遗推荐，任北京储蓄银行经理，后又调到上海主持大清银行整理工作，不久任经理。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遂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张嘉璈，字公权，1889年10月出生，祖籍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张嘉璈1901年入上海广方言馆，17岁进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就读，翌年赴日本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专业。其间结识梁启超。后因留学经费发生困难而结束学业提前回国。之后相继任北京《国民公报》编辑和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1911年辞职离京，于上海光复前夕抵沪。在上海，他与友人发起筹组政治团体“国民促进会”。民国成立后，先后在民主党、进步党中活动，1912年7月任浙江都督府秘书（在此期间，张嘉璈偶然发现了徐志摩的才华，遂将妹妹张幼仪介绍给徐志摩做妻子）。当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进步党人汤觉顿对张嘉璈颇为赏识，恰巧这时中行上海分行经理项謦调总行任副总裁，副经理宋汉章升经理，宋原来的副经理位置，经汤推荐，便由张嘉璈担任。宋汉章年长张嘉璈17岁，具有丰富的银行工作经验，张嘉璈聪明好学，不乏近代银行知识和学养。两人惺惺相惜，遇事相商，共同筹划。震动当时中国朝野的抗令兑现事件，便是他们深具影响的一次合作。决定抗令兑现后，宋、张二人便分头采取行动，宋汉章去会审公廨询问应付停兑令的法律依据；张嘉璈则前往拜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老总，以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张嘉璈他们呼吁商股股东，以股东的力量抵制北洋政府的停兑止付令。张嘉璈还因此去找了著名实业家张謇，决定以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名义对外声明：上海中国银行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进行管理，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所有到期存款均立即照付。
从宋、张的举措看，作出这一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还设想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
宋、张的决策得到了股东们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响应，突然停兑，会使金融秩序受到巨创，因此“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停兑令的出台，还是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张嘉璈曾在日记中记载5月12日这天出现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门口2000余人挤兑的情景：“余自寓所到（银）行，距行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至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1元或5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
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员工只得放弃休息，加班加点，这才终于渡过危局。事情过去后，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在民众中一路飙升，储户骤增，业务大为拓展。一些中外报纸纷纷刊文，称道宋汉章、张嘉璈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说宋、张二人抗令一点没有犹豫当然不是事实，谁都知道，抗拒政府命令，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不仅宋、张，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有中上层职员都提心吊胆，神情紧张。宋、张则不是跑进跑出，就是焦急地和股东联合会成员打电话，互相联络。这样的情况整整持续了约一星期才有所缓和。
张嘉璈曾从事过政治活动，深谙经济（包括金融）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立早于其北京总行，资格老，且有相对独立性，加上与江浙财团关系深厚，融资渠道较畅，这些都远非交通银行能望其项背，所以交通银行的令行禁止完全在情理之中，并非“交通银行自杀，系属自取”。再说张嘉璈与进步党和新闻界关系不错，后来江苏冯国璋，湖北王占元等人通电赞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令兑现办法，与张嘉璈平时和他们的联络极有关系。
三
抗令停兑事件发生后不久，张嘉璈即开始酝酿，并于1917年5月在银行家徐寄庼、李馥荪、陈光甫等人的响应和资助下，创办了在旧中国金融界广有影响的《银行周报》。这也是近代中国发行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直至1950年3月停刊）的一份金融专业刊物。时过境迁，如今这份刊物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近代金融档案史料。而它的创刊，同样凸显了张嘉璈的识见与才干，即可以借此为同业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发展，提供一个互通有无的平台，以利资源共享，共同切磋，相互促进。
《银行周报》创办两个月后，张嘉璈即赴北京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此行便有了他作为旧中国银行家的又一大动作，那就是“整理京钞”。当时张嘉璈目睹京津地区发行、流通不兑现的所谓“京钞”，政府垫款却不断增加，深堪忧虑。他深知对于整理京钞，只有收缩京钞和停止为政府垫款双管齐下，方能见效。经一番深思后，张嘉璈遂向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提出三条整理京钞的办法，并得到梁启超首肯。这三条办法为：一、修改《中国银行则例》，使总裁、副总裁不随政局变动而更迭；二、限制中国银行对政府的垫款；三、下决心整理京钞。
史料记载，当时中国银行为政府垫款已达4630万元，而1元京钞，市值仅6角。张嘉璈趁庚子赔款展期5年的机会，要求政府发行7年短期公债4800万元，用以收回的京钞抵消中国、交通两行代垫政府之款，且以后不再为政府垫款。此时财政总长已换曹汝霖。曹正好向日本借到“西原借款”，财政情况尚可，便答应了这一要求，并用财政部公函声明：“自（民国）7年（1918年）十月十二日起，不再令（中国、交通）两行垫付京钞。（中国、交通）两行除付京钞存款外，亦不得以京钞作为营业基金。”此后在1920年，又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3600万元，用以收回京钞，同时规定如果不愿以停兑京钞换购公债，可换取中国银行的定期存单，且利率与公债相同。这样，历时5年的京钞整理终于在张嘉璈手中完成。1921年上半年，主持中国银行日常行务、业务的副总裁张嘉璈曾有过一次重要的上海之行。此行他向江浙财团和各大商业银行、交易所，以及申新、宝成纱厂等募集股份200多万元，其他各业和私人投资等，至年底共募集到近600万元。到1923年，商股已达1971万元，占全部股份99.75%。至此，心气高傲的张嘉璈必欲摆脱北洋政府对中国银行控制的计划终告实现。四
难能可贵的是，张嘉璈不仅有精明的金融头脑，还有清醒的政治头脑。1926年，南方革命军北伐前，张嘉璈就觉得应该和南方势力进行联络。他自己最好也坐镇南方，这样以利他指挥南方各行行务，最终促使南北资产阶级合流。
于是他先是提出总行领导人应分驻京、沪两地，此时恰巧他母亲在沪病危，需要他在身边。这样，在北方待了十年的张嘉璈便理所当然地如愿回到上海。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即向张嘉璈提出要求资助现款，张嘉璈勉强答应了。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急需经济支柱的蒋介石又向中国银行要求垫借大笔款项。这让张嘉璈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以致他忍不住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南京政府压迫中（国银）行之第一次”。并批评蒋介石“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不知此时的张嘉璈是不是已有预感，来自南京政府的“压迫”既然有了“第一次”，那就必定还会有第二次乃至第N次。只是此时蒋介石需要利用中国银行的财力，更需要利用张嘉璈替他联络列强各国；而张嘉璈也不想得罪蒋介石，所以双方还能相安无事。当时英美两国尚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张嘉璈即利用自己银行家的身份与地位，从中穿线，在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英美两国支持方面，发挥了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此时他还不知道，蒋介石和宋子文其实已经对中国银行心存觊觎。
1928年年初，宋子文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向张嘉璈提出把中国银行改组成为中央银行，政府的股份要多于商股。但蒋介石强行要张嘉璈速筹1000万元，否则查封中国银行库存，并对其通缉。张嘉璈在日记中流露：蒋介石如此做，分明是“非所以对赤诚拥护国民革命军之金融之道”。而张嘉璈觉得中国银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早已名声在外，突然改组换名，会有损银行信誉。经一番深思，他还是提出了几条拒绝的理由，如政府股份超过商股，弊端多多，更“诚恐中央银行制度未立，而中国银行原有基础将被摧残无遗”；不能因贪中央银行的虚名而将中国银行改组，这样做对商股股东无法交代，对国家亦不利。
不过，张嘉璈是聪明人，他知道在此问题上，他如果不作出点让步，对方没有台阶好下，势必会对他耿耿于怀。于是他也拿出姿态，建议不妨改中国银行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特许之实业银行”，以表明自己一不会与中央银行争权，二诚愿与中央银行合作，三甘居中央银行之后。他还进一步表示，政府如需现款充作中央银行股本，中国银行愿尽力分担；如政府能将过去中国银行所垫政府用款归还，中国银行自愿放弃发行权，使全国的钞票发行权早日集中于中央银行。
张嘉璈既然有此态度，宋子文只得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他以财政部长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后不久，赴欧美、日本考察银行制度、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致力于使中国银行走向近代化和专业化。
对宋子文，张嘉璈还建议他不要“斤斤于库券垫款问题”，而要在发行公债上寻出路，公债期很长，金额大，比银行的暂时垫款更能解决面临的财政问题，“公债信用一佳，则百事迎刃而解”。此建议得到了蒋介石赞许，并准予运行。
张嘉璈曾这样说过，“欲经营国际汇兑，非发展国际贸易不可；欲发展国际贸易，非发达国内贸易不可；欲发达国内贸易，非辅助工商业不可。”其中他尤注重发展铁路运输，因为这样一来，既有利于农产品运输，又可以减少粮食和棉花等进口。在他主持中国银行的最初几年，在浙赣铁路610万元贷款中，即承贷了460万元。
蒋介石一直觊觎着攫取中国银行的时机，在1935年终于等到了。此时蒋的政权已非1927年可比，而且这一年又是四大家族实施和加强金融垄断的一年，对中国银行下手，可谓正其时也。
分明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民不聊生，他却辩称是“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造成国家经济困难，而且指责中国、交通两银行“不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明眼人一看即知，这其实是冲着张嘉璈主持的中国银行来的。蒋介石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更直接指出，张嘉璈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就任政府其他职务或中央银行副总裁。1935年3月27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实际上也就是四大家族的一个垄断步骤。用公债预约券强行充作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增资款。
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强行通过改组中国银行，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决定。在次日召开董事会上，张嘉璈被迫提交辞呈，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职，中国银行从此落入了四大家族的股掌之中。
1935年以后，张嘉璈任国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部长。1947年3月至1948年5月，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1949年迁居澳大利亚。后赴美研究中国金融。1979年10月1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