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
优秀的人物永远不会被历史的潮汐湮没，尽管历史的潮汐起伏不定。
若干年前某日，和唐振常先生一起出席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要话题，是上海的历史。唐先生对上海的近代史了如指掌，会上，他谈起20世纪初一位上海实业家资助教育的事迹。这位实业家在发家之初，便很慷慨地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资助一批年轻学子去美国留学，而且言明，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一条，要选送培养真正的人才，学成后报效祖国。得到他的资助留学后成才的学者中，有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等。这些学成归来的学者出于感激，也为了纪念，又集资设立以这位实业家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第一批得到奖学金的学生中，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这位上海实业家的名字，叫穆藕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穆藕初这个名字。对这样一个有品格有见地有魄力的人物，我很自然地产生了兴趣。会后，我向唐振常先生打听，能不能找到有关穆藕初的资料。我想了解这样的人物，了解上海的历史乃至中国的现代史，大概会很有收益。
后来有一天，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他在电话中用上海本地口音自我介绍道：“我从外地来。我姓穆，叫穆家修。我的父亲是穆藕初。”在电话里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很震惊。在我的印象中，穆藕初是上一个世纪的人，他如果健在，大概有120多岁，他的儿子，想必也是垂垂老者了。他从哪里来？怎么会找到我？还没有容我表示惊讶，这位穆先生已经在电话里回答了我：“我从唐振常先生那里来，听唐先生说，你对我父亲的事迹很有兴趣。我手中有一本介绍我父亲的书，想送给你。”
半小时后，穆家修已经坐在我家客厅里。他比我想象的年轻，虽然白发满头，但神态和声音都不见老，脚上一双白色运动鞋更使他显得精神健朗。他赠我的书是《穆藕初文集》，厚厚一册，是他和经济学家赵靖、叶世昌一起主编的。其中有穆藕初50岁时写的自传《五十自述》，还有他的不少论述经济、企业管理和文化教育的文章和书信。有这样一本书，就把穆藕初的事迹和言行大多记录下来了。
我和穆家修的话题当然只有一个——关于他的父亲穆藕初。穆家修是穆藕初的幼子，他原是东北的一位气象工作者，一位科学家，和他当实业家的父亲干的是完全不同的行当。穆家修很感慨地告诉我：“以前，我并不了解我父亲，只知道他是大老板，还当过国民党的高官，他的经历给了我‘官僚资本家’这样一个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曾经压得我几十年抬不起头。我当年想的是如何和这样的家庭出身划清关系。”在编父亲文集过程中，穆家修访问了很多了解他父亲的长者，阅读了所有有关他父亲的文字，穆藕初在他心目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想不到，我父亲竟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为国家做了这么多好事。”虽然只是三言两语，然而我能理解，认识上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在精神上对他的震荡有多么巨大。值得庆幸的是，迷雾已经消散，历史人物终于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实业救国
穆藕初是上海浦东人。他的祖父在浦东种棉花，他的父亲开过棉花行。后来家道中落，穆藕初曾到棉花行当学徒，当小职员，饱尝人间辛酸。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落败那年，穆藕初19岁，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耻辱使他痛苦不已，决心求西学，“有朝一日能与他国竞争”。他用工余时间上夜馆学英文，后以流利的英文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在接触西方文化、开阔眼界的同时，他也深感当一个国家丧失主权的贫穷中国人的痛苦和羞耻，于是发誓要以“实业救国”。在经历了很多坎坷周折后，他终于在1909年那年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那年他34岁。在美国，他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五年后得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他依靠先进的科技和科学的管理，成功地建设了德大、厚生、豫丰三个大型的纺织厂，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工业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穆藕初还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上海纱布交易所，并经营着大规模的棉种试验场。当时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评价他：“在自己本身和工业这两方面的建设性进步中，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要想超过穆藕初的这个记录都是值得怀疑的。”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了穆藕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和方法后，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或者想做的，正是穆藕初当年提倡实行的，他是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驱。”把现在很时髦的“开拓者”和“改革家”这样的头衔给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穆藕初在创建工厂、企业管理这些方面的作为，可以供经济专家研究后写出专著来。
然而穆藕初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当一个实业家。他为的是“救国”。如何救国？他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穆藕初认为，国家要富强，重要的前提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大量的人才。而要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真正的人才，则必须注重教育。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优良教育的民族，决不可能是一个进步、强盛的民族。穆藕初对教育的赞助，可以说是倾尽了心力。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此捐巨款。他无偿捐银5万两给北京大学送学生赴美留学，在当时曾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举动，无论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对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上海的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在开办之初，也曾得到他无私无偿的援助。教育成功的试金石，在于能否培养有用之才。穆藕初在《惜人才》一文中这样说：“国无人才，国将不国，才而不用，或用违其才，非爱惜人才之道。”“人才为国之元气，惜才为培养之原。”穆藕初一生爱才如命（不是爱财如命！），他捐巨资送优秀学子出国留学，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选择人才的标准，也是不拘一格。当年出资北大资助学者留美，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用死板的考试，而是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位学者推荐，不限地域，不限学科，只要道德、学问、能力诸方面都出类拔萃，得到这四位大学者认可便通过。结果选送的五位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人才，其中有经济学家，也有法学家和文学家。令人感慨的是，穆藕初出资送人才出国留学，不求任何回报，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后为他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须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便算达到了目的。穆家修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次，穆藕初收到企业中一个年轻的勤杂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向穆藕初借阅有关棉纺工业技术的书籍。第二天，穆藕初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这个小勤杂工。他问神情紧张的小勤杂工，为什么要借这些书。小勤杂工回答，想自学。穆又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小勤杂工答：家里没钱，只上到初一，便辍学来当学徒了。穆藕初想了想，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小勤杂工一惊，以为老板要解雇他。穆藕初笑道：“放你三个月假，你准备一下考高中吧。如果你能考上，不要担心学费，都由我来负担。”三个月后，这位小勤杂工很争气，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第一个学期结束，穆藕初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发现他的各科成绩优异，便决定在第二年暑期后送他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七年后，这个年轻人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成为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这位勤杂工出身的经济学家，就是方显廷。方显廷感激穆藕初的知遇和提携培养之恩，毕生把他奉为恩师和慈父。穆藕初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然而他还是对中国的艺术情有独钟，琴棋书画，他都有兴趣。李叔同、冯超然、吴湖帆、俞粟庐、吴瞿安这些当时活跃的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在中国的艺术中，他最喜欢的，是古老的昆曲。然而他的喜欢，决不是富豪的附庸风雅，也不是普通票友的痴迷，在中国的昆曲艺术家们的心目中，穆藕初是一个响亮而亲切的名字。他喜欢听昆曲，也学着唱几曲。在剧场里，他却和一般的观众不一样，除了听戏，他还关心着这个古老剧种的未来。他发现，唱昆曲的演员都是鸡皮鹤发的老伶工，而且听众寥寥，一片惨淡之相。如果不培养新人，这古老的剧种必定难以为继。于是，他在1921年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由他出钱，为昆曲大师俞粟庐（俞振飞之父）录制三张唱片，使一些传统名曲能够传之于后人。在出唱片的同时，还印制昆曲的唱词和曲谱。第二件事情，由他投资，创建昆剧传习所。为了办昆剧传习所，他先联合江浙两省的昆曲名家，组织“昆曲保存社”，然后由他亲自张罗，在上海发起昆曲义演，这样既能为昆曲传习所集资，又能在社会上扩大昆曲的影响。那时昆曲在社会上已没有多少影响，上海的戏院都不肯出租给昆曲班子。穆藕初便亲自出马，来到英大马路上的洋商戏院“夏林配克”（即后来的新华电影院）。外国经理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棉纱大王”，当然很客气。他向穆藕初要演员名单，穆藕初回答：“我自己就是演员。”外国经理一听有这样的名人上台，便答应出租戏院。义演时，穆藕初真的自制行头，袍笏登场，和项馨吾串演《辞阁》和《拜施分纱》，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台演出。那年，俞振飞21岁，在义演中演《断桥》中的许仙。义演连续三天，观众如潮，场场客满，上海滩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昆曲热。在穆藕初的全力赞助下，昆曲传习所终于办了起来。传习所办在苏州城西大营门，占地五亩，所有办学费用，都由穆藕初承担。传习所招收了70个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小学员，由名家任教。在学唱昆曲的同时，还教他们学文化。这些学员，后来成为昆曲艺术家中承上启下的“传字辈”，他们是昆曲得以维系流传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传习所，没有这一代新人的培养，昆曲完全可能在中国失传。俞振飞在怀念穆藕初的文章中曾这样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微，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传字辈的昆曲艺术家们则发出如此感叹：“热心昆曲，使此一线不绝如缕之雅乐，不致湮没失传者，舍我穆公其谁！”我相信，这样的赞辞，是这些受惠于穆藕初的昆曲艺术家们的心声，穆藕初受之无愧。
独留清白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衡量，穆藕初绝对是富豪和大款。而他在资助教育和文化时，也确实挥金如土，不知吝啬为何物。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极其俭朴的人。对私人的花费，他锱铢必较。在当纱厂总经理时，他的月薪有400多块大洋，然而他每月的伙食费仅控制在6元，从不过一日奢侈的生活。在穆家修的记忆中，他的父亲身上老是穿一件旧长衫，总也不换新的。那是抗战时期，弃商从政的穆藕初从上海到了重庆，他当过国民党的工商部常务次长，后又任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是部长级的高官。然而他过的是简朴的生活。有人觉得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老是穿一件旧长衫和他的身份不符，劝他做几件新衣衫。穆藕初却不以为然，他说：“国难未已，抗战还没有胜利，我怎能奢侈？”一直到他在重庆患病去世，也没有换一件新衣服。正如他的老朋友黄炎培所语：“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我问穆家修，他父亲有什么遗产留给他。穆家修笑道：“什么遗产也没有，我们兄弟姐妹中，无人经商，也没有一个是富翁，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也是父亲的愿望。他把自己的钱都花在了他认为该花的地方。”
其实，穆藕初的财产，在他生前就差不多已经散尽，这些钱财，千丝万缕地融化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中。这样千金散尽不传家人的实业家，在中国又有几人？穆家修告诉我，他的老家在法租界的太原路襄阳路口，并不是什么豪宅，他就在那里出生。现在，穆家的老屋早已拆除，被改建成一所地段医院。那地方离我现在的住所很近，我经常路过那里。那所新建的地段医院面貌新颖，很漂亮，而穆家旧址，却再也无迹可寻了。
穆藕初是在抗战后期逝世的，他逝世后，国内各界都对他作了很高评价。1943年9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上发了这样的消息：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逝世。消息很短，却对穆藕初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总结，不妨抄录如下：“实业家棉纱巨子穆湘玥（藕初）患肠癌不治，于19日上午6时，在陪都寓所逝世，享年67岁。穆氏早岁毕业美国农工专科学校，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沪创办新式纺纱厂，改良技术产品，注重员工福利，实行三八制，并以私蓄资送青年出国留学，设藕初奖学金，为国家作育人才，沪人称棉纱大王，而自奉菲薄，布衣素食，待人和蔼亲切，对青年爱护培植，竭尽心力。抗战后，主持农产促进委员会，创七七纺纱机，三十年出长农本局，卸职后即以体弱多病闻。”在这条消息的旁边，还配发了报社的短评《悼穆藕初先生》，对他的逝世深表哀痛。在雪片般的悼诗和挽联中，董必武挽联引人注目：“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浑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我想，这也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一个爱国实业家作出的最高评价了。
穆藕初有言：“世人咸知获利难，不知有钱而能施用于正当之途为更难。”这“正当之途”，就是如何对国家和民族有益。他已经用卓有成效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这句话。
穆家修先生赠我的《穆藕初文集》只印了1000本，能够读到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不过我相信穆藕初这个名字不会在历史的海洋中消失，他不是飞扬的泡沫，而是坚定的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