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同志是我国金融界耆宿。一代金融巨子陈光甫说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与之握手曰：“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他从1926年开始投身金融界，从业金融近七十年，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在海内外金融界声望很高。解放前他曾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金融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作为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他为国家新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作出了贡献。195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组织领导参事室人员做了大量的金融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研究和出版工作，先后编成出版了《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受到海内外有关方面的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冒着极大风险，甚至不顾私人财产，妥善保存了这些资料，为国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
资叔1900年生于湖南耒阳县，1916年起赴日本留学，10年后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师从日本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回国后先入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因有数篇论文在《银行月刊》上发表，得到中国第一代银行家、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的赏识。广纳贤才的陈光甫托人约见资叔面谈：“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
自1928年加盟上海银行后，资叔便为该银行的发展竭尽心力。他曾为上海银行的发展走南闯北，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了分行，这使抗战爆发后上海银行总管理处迁入四川获益匪浅；他还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在1930年协力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征信所——上海中国征信所；他又为上海银行创办“中国旅行社”出谋划策，开创了中国创办旅行社的新纪元。陈光甫对他十分重视，两次派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工商管理学院及哈佛大学商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在资叔的前半段生命中，陈光甫扮演了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伯乐一角，在他的器重和提拔下，资叔得以释放拳脚、一展身手，真正地开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但恰恰也是因陈光甫而起的一份愧疚，资叔直到晚年还为之耿耿于怀，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他的建言保留了“中国银行”的名号，从而保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存款1948年初冬，资叔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而国内陡然剧变的时局，令他归心似箭。在民族情怀与家国观念的感召下，资叔回到了解放前夕的天津，重掌上海银行天津分行兼华北管辖行经理之职。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次日，资叔受邀去参加一个如何恢复天津市金融市场的座谈会。会上他坦率地向军管会提出自己的三项建议：一是马路上看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块牌子已被白纸覆盖，即将更换名号，建议一定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很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二是迅速恢复天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三是从速恢复天津市进出口贸易，上海银行可以代理对外收付外汇，并可垫付美元外汇。这三项建议得到军管会首肯。
1949年4月，刘少奇来到天津，为天津金融外汇业务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保存了“中国银行”这个名号，这也意味着凡是以“中国银行”名义存入的款项均得以保留，从而为国家保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只此一举，资叔可谓是为新中国建下了襄赞之功。我想，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另一件不为人知的事便是关于陈光甫回国与否的问题。早在1949年夏政协筹备期间，陈叔通与资叔谈及周总理有意邀请陈光甫回国参加政协，希望他打电报去香港征求意见。电报发出后，资叔觉得仅是只言片语无法将周总理的意愿详尽地转达；与此同时，香港那端的陈光甫则担心电报的内容一旦被报纸披露，会影响银行对外业务。在1949年9月政协召开第一届大会时，李济深再次同资叔谈及总理有意要陈光甫回国，并言明可以随时自由来去。于是政协会后，资叔决定赴港会见陈光甫，他带去了一部毛主席亲笔题签的毛选作为礼物，当面向陈转达了周总理及李济深的意见。会谈十分成功，陈光甫一度同意在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即回来北京暂住，并要资叔在北京为他购置住宅。待到1951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资叔也已为陈光甫在北京寻到了合适的住所。但就在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发生了，一切作罢，陈光甫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晚年，资叔还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没有完成周总理和李济深交给他的任务。“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1994年10月，我偕小儿去北京探望病卧在床的姑母，资叔虽已94岁高龄，除听力稍差外，身体非常健康，他以工作为要事，仍每日按时到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上班。人们称呼他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
资叔从1926年起进入银行界起，70年如一日地提前半小时上班，从未迟到一次，其信条是“一切失败从迟到开始”。但正是这样一个执著敬业的资叔，这样一个被人们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的资叔，在最初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的时候，却曾以不是党员决意请辞。
早在1952年，在资叔的建议下，人民银行总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私营金融业公司实现全行业合营，并在北京成立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同年，人民银行总行南汉宸行长指派资叔、王志莘、米暂沉三人成虚欠立一个领导小组，组织公私合营银行的人员从事搜集、研究、整理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资料的工作。从1953—1959年年初，这项工作有了相当规模，搜集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不幸此时王志莘因病逝世，米暂沉也离行调职，三人小组中只剩下了资叔一人单枪匹马，独自挑担。
6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拟新设参事室，由资叔任参事室主任，全面接手已经搞了几年的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但资叔以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为由，再三向上级领导陈情请辞。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说：“这是周恩来点名任命的。会派党员副主任及党员秘书干部来帮助你。”在任命书下达后，资叔商请党员副主任多负责掌管全室行政、管理及人事等工作，自己则集中精力抓史料工作。
就这样，在1953—1959年已经搜集到近千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的精选，近80万字的《清代货币史资料》终于编成，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同时，北洋时期的货币史资料也已初步成型，但还需补充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货币史资料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各种钞票史料。资叔特请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王伟才从大英博物馆搜集了不少宝贵资料，这些英文原件还须经过加工翻译。正当参事室在展开紧张的分析整理工作之时，震惊世界的十年动乱开始了，一切工作全部中断。“宁可不要床铺被褥，也要带走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资叔在劫难逃，参事室被宣称为黑窝，资叔被叫到银行，勒令交权，从此“靠边站”。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政协、银行四大系统大小批斗会一次次轮流批斗，家中一次次被抄，能运走的东西都被运走，包括亲戚寄存的箱子，所有古书、外文书及照相簿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均被付之一炬，说是“破四旧”。更使资叔泪如雨下的是保存很久的两本文稿，一本是根据河上肇教授的讲稿写成的《经济原论》，另一本是由上海《银行周报》社排印而又抽回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成与展望》，老人眼睁睁地看着珍藏化作灰烬。
1968年年初，银行内又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资叔是“日本、美国双料特务，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从此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姑父姑母两人加起来每月只给43元生活费，这下确实令他犯愁了，因为老保姆每月工资就要40元，一个月电话费也要15元，于是资叔主动把电话上交，而老保姆不但申言不要工资，还愿照常工作。资叔有三位日后（指“文化大革命”以后）功成名就的女儿，长女资中筠，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次女资华筠，中国舞蹈研究所所长，著名舞蹈家；小女资民筠，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副教授。但此时她们必须听从组织的“忠告”，与父母、家庭“划清界限”。何况当时她们也自顾不暇，一个下放到江西，一个下放到河南，一个下放到南口，哪能照顾和接济父母呢！我姑母童益君原有心脏病，经此变故，常有发作。1969年，资叔被通知到河南信阳马集镇进行劳动，因为不配称作“五七”战士，他要自带床铺，连姑母也要同去。他心想，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北京，别的可以不管，参事室的近千万字近代货币史书稿资料可怎么办？这是数十位同事十几年的心血，等于是大家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与姑母商量后，他们决定宁可不带床铺用具，也要带走这十几箱书稿资料。于是，资叔带着十几个沉甸甸的书箱和抱病的老伴出发了。到了马集镇，姑父姑母被分配寄居在“五七”干校的幼儿园内，住在后院的茅草房里，因未带床铺，两位老人只好睡在用稻草铺的泥土地上。资叔在劳动之余，将带来的货币史资料进行整理，着重翻译伦敦中国银行分行寄来的英文材料。马集气候极坏，冬天清冷，夏天闷热，四季皆潮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姑母心脏病加重，日甚一日。虽有“五七”干校幼儿园老师来打针送药，但病情毫无起色，随时有心力衰竭的危险。资叔不得已写报告请求陪老伴回京治病，通过千难万险和不少好心人的帮助，二老终于在惊恐中回到北京，托运的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也安然无恙地带回了北京。从周恩来到朱基，三任总理为他签发任命书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资叔立即赶到人民银行“五七”干校留守处，请求派车把十几箱货币史资料取出来，最好分给一间办公室办公和寄存资料。留守处听了他的要求，现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淡淡地说：“这些事我们这里不管，你去三里河人民银行总行找军代表去吧！”碰了个软钉子。当时要他去找军代表，心里实在胆怯，回家想了半天，难作决定，但觉得问题非解决不可。次日硬着头皮，到了三里河人民银行总行大门前，门卫森严，而他的工作证早已被没收，进不去，不得已到了旁边的传达室，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问：“军代表很多，你要见哪位军代表呢？”这一下可问住了，只好怏怏而归。回家一想，车站存行李是有期限的，过期要罚款，久不去取就有被车站处理报废的危险，所以只好自己上车站取出来，叫了部便宜的三轮车，将这十几箱资料运回家中存放起来。
后来经过几番商议，才弄到一个锅炉房隔壁的两间堆放破桌椅及其他杂物的房子，作为参事室临时办公的地方，经过清理整顿，才将十几箱资料运来安置在这里。一直到温都尔汗上空飞机爆炸后，参事室才乔迁到条件稍好的办公室。此时其他同志都已得到解放，独他一人还是戴罪之身，直到“四人帮”垮台，一切拨乱反正，资叔才恢复了工作。这时，本应当大有作为了，可原来一起共事的同志都已老弱病残，时而有人因病离世，剩下来的也多是染病之身。资叔不得已向总行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增加工作人员，报告得到人民银行总行尚明副行长亲笔批示：“要善始善终，完成任务。”不久即重新派来一位党员副主任和七八位中老相宜的干部。此时的参事室形成了空前未有的规模，货币史资料整理工作也进展很快。
继1964年《清代货币史资料》出版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分别于1986年和1991年出版发行，两书总计近200万字，另有《清代外债史资料》一书，也于1991年面世。四本志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有关各界的重视，这是对这项严肃工作的一种肯定。至此，近代货币史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可算是历经磨难，功德圆满，最终完成了南汉宸、曹菊如两位老行长三十多年前交办的任务（两人分别已于1967年、1981年过世）。在《清代货币史资料》编成后，表妹中筠曾建议资叔写一序言，叙述成稿过程的曲折与艰辛，资叔说：“那岂不是有自我标榜之嫌？”坚持署名“人民银行参事室编”。待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我翻开资叔赠与的《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编者栏里包括资叔在内的工作人员共计39人，其中名字上加黑框的逝者竟有17人之多，这着实令读者欷歔不已。
资叔自1959年起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至辞世，数十年间先后收到过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位总理签署的任命书。在姑母童益君故去半年后，资叔在去会议室的高速电梯内，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96岁。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工作需要我，我需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没有停止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