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余秋雨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一度是我的“顶头上司”。因此，余秋雨的新书《借我一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期盼。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一口气将它读完，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几十年前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1962年，我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踏上了工作岗位。当时，为了培养财贸系统的会计接班人，全市招收了约2万名高中毕业生，分配到商业系统各个部门。我即是这2万人之一，被安排到上海市静安区糖业烟酒公司泰昌中心店下属的泰昌食品商店当会计练习生，而泰昌中心店的经理正是余学文先生，我们那时尊敬地称呼他“余经理”。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和余经理比较熟识了，经常有机会闲谈。他见我比较爱看书学习，也就常常谈起他的儿子，即比我小两岁的余秋雨的一些学习情况。余秋雨在书中回忆说，他与父亲几乎没有肌肤上的接触之亲，似乎父亲很少有亲情的流露。但我感到，作为父亲的余经理，在与我谈到他儿子余秋雨时充满了感情，目光中流露出无比慈爱和自豪。他常常和我谈到余秋雨读书是如何刻苦，每天放学后就一头钻进小阁楼，埋头看书，直至深夜。那时余秋雨或许正念高中，他父亲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余秋雨的印象中，父亲余学文是个不善言辞、颇为木讷的人，其实不尽然。或许和在家中时一样，在单位里余经理的话也不是很多，但余经理讲话很有条理，要言不烦，这或许和他担任着中心店经理的领导职务有关。他话虽不多，但说一不二，给人以不威自严的感觉。
余经理十分敬业，上班时很少看到他有空闲的时候，而且准时下班的时候也不多。他每天早早地上班，到了晚上他办公室的灯还常常亮着。余经理按那时的年龄标准，已过中年，或许正患着糖尿病，脸色看上去红扑扑的，经常见他大把大把地吃药。但他工作起来，全然不顾身体。每当食品行业夏令、中秋、国庆、春节等几个营业旺季，他大都会下商店站柜台劳动，忙碌时也会大声吆喝着招呼顾客，和老店员没有什么两样。1964年，全市财贸系统进行面上“小四清”，为在中心店全体职工大会上做动员报告，他通宵达旦地赶写材料，第二天照样上班。由于他是店员出身，精通业务自不待言，作为中心店的经理，他指挥若定，很有威信，中心店的各项业务工作在公司范围内名列前茅。
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改变了余经理后半生的人生轨迹。正如余秋雨在书中所写的，余经理由于那一点“历史”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司系统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当权派”。其实，起初泰昌中心店的职工对余经理所谓的“历史”问题，并不十分知情。只是当兄弟中心店的职工首先发难后，他们的革命“义愤”才被激发起来，一时间声讨和揭发“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余经理工作顶真，身居中心店经理的“高位”，干部、职工对他是敬少畏多，上下级关系不免有些紧张。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经理一经揪出后，除了“原则”问题外，他的种种所谓“劣迹”又被“放大”后揭发出来，引起了革命群众更为激烈的“义愤”。
这之后不久，他就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泰昌食品商店站柜台劳动。后来还知道，他随之被停发工资，每月只发26元生活费，使他全家的生计一下子陷于极大的困境。由于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也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审查，大字报一直贴到了家门口，我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我在营业高峰时下柜台帮忙时，余经理见了还会主动和我攀谈几句，所谈的内容也无非是问问我父亲受审查的情况，全然不提及由于停发工资给自己一家所带来的巨大困难。自被打倒后，余经理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的境遇完全被颠覆，但从表面看，他似乎很快就适应自己所处的“另类”地位了，这是需要相当的自制力的。
由于我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借调到公司搞通讯报道工作，较早地离开了泰昌中心店，1972年又随妻子一起支内去四川工作，对余经理以后的一些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倒是此前和余秋雨很偶然地有过一面之交。那是1968年的夏天，我作为公司的代表去参加《文汇报》办的通讯员学习班，中午在报社的食堂用餐。同桌有一位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样子很斯文，穿一身退了色的黄军装，肩背一个绣有小五角星的黄挎包。因为不认识，大家只是默默地吃饭，突然有人叫“余秋雨”，应声站起的正是那位年轻人。我很惊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余秋雨，就是他吗？我听余经理说过，他儿子后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那么，余秋雨也一定是代表戏剧学院来参加《文汇报》通讯员学习班的了。等我回过神来，余秋雨已离座而去，消失在人群之中。我和余秋雨不期而遇，却终于又失之交臂，现在想来真是件遗憾的事。由于自己很早就离开了泰昌中心店，因此对余秋雨书中写到的余经理进一步受审查的情况，也是闻所未闻。“文化大革命”过去将近40年了，现在回想“文化大革命”当年，芸芸众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群起造“资反路线”的反，纵使你有种种疑虑，在当时的形势下，恐怕也只能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像大诗人屈原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置身运动之外，作壁上观的人，怕不会很多。即以我而言，因我爱舞文弄墨，不少商店职工要写大字报，便都找到我，我也来者不拒，其中不少大字报就是针对余经理的。我自以为这是一种“为民代言”的革命行动，现在看来是间接或直接地伤害了余经理，这是我现在深感内疚和不安的。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除了极少数品质恶劣的“打、砸、抢”分子和恶意诬告者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事前也是寻常的良善之辈，并无什么“劣迹”。在当时，他们为一种莫名的激情所支配，一些过激行为，现在看来匪夷所思，在那时无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人们只是在后来才对此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有几个是事前诸葛亮呢？
在余秋雨书中被述及的与他父亲一案有关的一些人，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同事。余秋雨在书中所提到的“赵庸”，在静安区糖业烟酒公司所属的另一家中心店工作，是余经理一案的始作俑者，运动一开始泰昌中心店广大职工群起而支持和声援的就是他。后来，他和我一起被借到公司合作编一份叫《东风》的刊物。他为人忠厚朴实，不见得有什么阴忮刻薄之心。我常常坐在他那辆28吋自行车的后座上，下商店去采访。我们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东风》停刊后，他回原中心店工作。至于余秋雨书中多次说到的他去泰昌中心店（“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为风雷中心店）所遇的那两个接待他的年轻的办案人员，我都熟识。一个讲话很斯文的瘦高青年，和我同一年分配到泰昌中心店工作，后来我们成了极好的朋友；另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小青年，则晚我们一年到中心店工作。他们两位在运动前分别在另外两家商店做财会。在我看来，他们均非“本质”意义上的“恶人”，他们令余秋雨所反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当时身处那个位置所必然会有的言行举止，不是他们所独创。虽然他们作为办案人员，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余经理，但在他们个人，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并非针对某个人故意的“作恶”。“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办案人员不知凡几，其中确有一些人为非作歹，为人所切齿痛恨，但多数人则是为时势而陷于不义，看了余秋雨的这本书，知道余经理后来有了这样一种顿悟：“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前不久，我读了著名诗人张光年所著的《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一书。诗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监管和隔离反省，深受迫害，但他在《怀念老友陈白尘——〈牛棚日记〉读后感》一文中如是说：“其实这些批判者、攻击者绝大多数不是坏人，而是在运动中被改造成这样。”余经理日后的顿悟，达到了与诗人张光年同样的深度。我由此愈益敬重余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