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从“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到后来几经审查批判，她都无怨无悔，还是“无限信仰”“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照办那些朝三暮四的“最高指示”。前夫和她离婚的悲剧，尽管也是她个人感情生活中的一场炼狱，但那和“文化大革命”无直接联系，所以她并未因此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此次和闻捷相恋，竟惹得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作如此批示，“文化大革命”怎么“革”他们这么正常的恋爱的“命”呢？及至闻捷自杀，这场感情的炼狱之火终于熔化了她头上对“史无前例”运动忠心不二、“无限信仰”的紧箍，有了自己的脑袋，有了独立思考、重新认识的自觉。戴厚英的思想从此起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她对运动从未有过的消极，干起了剪裁、结绒线等家庭妇女的活。自己没有毛线可结时还帮着别人结。并说出了一句“名言”：“现在是妇女家庭化。”读书则识古鉴今，对明史清史、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还研读莎士比亚，认真做读书笔记。这比之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将读关汉卿作品时做的读书札记全部烧掉，“轻装上阵”，思想起了多大的变化呀。闻捷死后，尽管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和工、军宣队都表示，他们是把她与闻捷区别对待的，要她振作起来，并给她安排了一定的工作。而她怎么也振作不起来，一直被动应付，若即若离，很有点“不识抬举”了。在后来的批林、批孔、批邓等重大回合中，她不仅不积极发言，不写文章，还私下与知心者议论起是非来了。这也应了“祸福相倚”的规律。“文化大革命”结束，清查开始，多少双手要将她推下地狱，最终还是拿不出“上台面”的证据。这算她“三生有幸”了。
戴厚英的思想变化的过程，为她后来创作《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全国，《诗人之死》是持否定“文化大革命”观点创作最早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另外有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吟》和《冬天里的春天》），只是在出版时遭遇折腾，被拖了三年多才得以在福建面世。1978年年初，戴厚英应好友高云要求，写下了4万多字她和闻捷的关系的始末，7年多来逐渐冷却下去的感情死灰复燃了起来。她把材料交给高云后，又写下了20多万沾血带泪的回忆文字。此时我刚“战高温”归队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小说编辑，听到这个消息，便去向她要来看，岂知已被原先文学研究所她的领导王道乾要去看了。我去王道乾家，他将那些纸张杂乱文字潦草的一堆稿子给我时，反复给我说一句话：“你要给小戴强调，要写小说，不要写回忆录。”我看完那些不好辨认的文字，觉得题材很好，写得很有基础，要求她改写长篇小说，她同意了。长篇小说初名为《七封信》，那是以书中女主人公向南的七封信串联全书故事情节而命题的。她将先写好的五封信直接交给了当时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姜彬同志。也许她是考虑我刚落实政策进出版社，工作权力有限，而姜彬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作协的党组副书记，是我们共同的领导吧。姜彬将稿子交给我处理时，也说基础很好，要认真抓出来。我读完《七封信》的初稿后，提了意见，她又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她不习惯在原稿上修改，动辄重写），成了一部50万字的稿子，最后我删去了几万字，改名为《代价》——这些年来经过折腾大家都付出了“代价”，包括闻捷的生命。后来觉得《代价》这命题不新鲜，她又想了四五个题目，其中最满意的是《诗人和他的专案组长》（或用《专案组长和她的专案对象》），觉得这题目新鲜独特，也很切题。只是考虑到她曾经参与过审查闻捷的专案工作，尽管不是组长，总容易使人疑为是回忆录，最后才用了《诗人之死》这个她并不很满意的书名。因为《诗人之死》是以我们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为背景，又是从回忆文字脱胎而来，有些情节还带有真实性。为了避免她的那些“对立面”、“对号入座”，有关情节我建议她删去时，她都尽可能地删了；有些关系故事整体结构删不了的，也尽可能给予改造。她是排除了个人恩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虑的。她几次说过：“写这本东西，难道是想揭露那一个个人吗？我还不至于降低到那样的水平吧。”《诗人之死》中写了一个叫贾羡竹的书画家，此人的原型就在我们身边。他原是位青年编辑，1957年因骄傲自满说怪话而被打成“右派”，成了机关里的“贱民”。从此他一反常态，自卑自贱，处处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死老虎”，开起会来，工、军宣队为了不让会议冷场，常常先点他的名，要他交代揭发。后来他也摸着规律了，一开会便抢先举手，站起来弯腰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别人的问题。其实说的都是鸡毛蒜皮，只是要在工、军宣队面前表现积极而已。为此大家都很看不起他，戴厚英也常常轻蔑地模仿他举手弯腰的自卑相，引大家发笑。可她在《诗人之死》中塑造贾羡竹，设计了这样的情节：贾羡竹的女儿有音乐天赋，文工团有意录取她，但要以她父亲的问题解决为先决条件。为此贾羡竹便不顾脸面处处表现积极，希望工、军宣队将他早日“解放”，使女儿能被录取。后来工、军宣队并没有先“解放”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不能“解放”，而是因为他身份太低，“解放”他不可能在文艺界起到体现政策的示范作用。贾羡竹求知无门，悲愤地跳楼自杀……她写《诗人之死》就是这样刻画了一个小人物被扭曲了的灵魂，这样站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高度进行考虑的。
《诗人之死》写的是“儒林哀史”，但字里行间依然意气昂扬、催人奋发向上，在曲折的出版过程中，经多位领导审查，也都是肯定的。那“再铸一腔热心肠”的一节“尾声”，从作品的总体结构看，我觉得累赘，是画蛇添足，曾建议她拿掉。她考虑再三，对我说：“写东西，总要给人希望吧。”一定要留着。这些都反映了她的创作动机和观点。
对《诗人之死》中我们都不满意的是诗人余子期所写的那首《不尽长江滚滚流》的诗。我曾写打油诗戏她：“半身鲜花半身刺，天才小说庸才诗……”因为对小说提意见时，只要点到，她就会意而且改得比预期的好；而对那首诗，改来改去都不满意，后来还请了一位诗人帮忙，也未能改得如愿。她那么善于捕捉形象，又有那么犀利明快、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文字技巧，为什么写不好一首诗？这是不是也是人的另一种复杂性呢。《诗人之死》创作定稿以后一段时间，戴厚英痛苦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心情平静了，工作又已得到安排，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转入复旦分校（即后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她准备安下心来教一段时间的文艺理论课，还曾准备联系创作《诗人之死》的实践，自编一套创作心理学的教材，并没有考虑继续创作。令我们、包括出版社领导都估计不足的是，《诗人之死》的出版会受到那么严重的阻力。偏巧，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后来的花城出版社）的岑桑来电向她要稿，希望给他们出版。这事本来可以就此解决，她只要将《诗人之死》收回寄给岑桑好了。可是“性格决定命运”，戴厚英之所以为戴厚英，于此可见：她一定要出版社写退稿信说明理由，“为什么你们约的稿已经决审通过而不出版？”否则给退稿费也不肯接受。出版社领导不便满足她的这一要求，于是僵持着。王道乾知道情况后还特地来关照我，《诗人之死》稿子千万不要回到戴厚英手里，怕她一怒之下烧掉。她会做得出来的。
在此过程中，她完成了一个新的创作构思。这便是《人啊，人！》。有关《人啊，人！》的素材，她在此前多次谈起过。何荆夫身上的部分情节，便是取自她的一个“右派”同学的经历。那位很有才华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后，到处流浪谋生，受尽了苦难。她一心要将他写一本书，但主题、表现手法等都没有考虑成熟。现在构思好了，她决定把这部东西写出来给岑桑，以报知遇之恩。她写好开头的两节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觉得非常新颖，只是担心那种结构故事难以安排，怕她写不出一部长篇来。她很有信心地说写下去再说。这样，前后21天，她便将一部近20万字的稿子写出来了，人累得像大病了一场。我看了觉得比《诗人之死》更好，那表现手法当时在国内长篇创作中还从未见过，不忍释手。而当时《诗人之死》的出版，经过我们社里领导的努力，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希望，稿子已下厂付排。因此我还告诉社里一位领导：戴厚英又有一部新的极好的稿子，我们好不好留下。他说：“还是快点让她给别人家去吧，我们不要再惹这个麻烦了！”1980年6月18日，我代她将《人啊，人！》稿子寄给岑桑，没有几天他们就派了两位编辑来谈对稿件的意见，后来邀她去广州修改定稿，补写了“后记”。在此过程中尽管还有曲折，但广东人民出版社未受干扰，于5个月后出版，即印行了12万册与读者见面了。这在当时是最快的出版速度了。
《人啊，人！》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就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在当时中国恐怕是并不多见的。我为收集资料，从她那里拿到过100多封读者的信。当时上海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一对新婚夫妇回娘家，新娘子到家里看到一本《人啊，人！》就手不释卷，通宵在娘家把书看完。而复旦大学老教授朱东润先生，还不无幽默地见到戴厚英便喊她为“人啊人”。这都说明了《人啊，人！》当时的社会影响。
戴厚英的一生，以批判人道主义开始进入文艺界；20年后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自己宣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更可悲的是，又过了整整15年，她还是惨死于毫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同乡人的刀刃之下。这难道只是她个人的悲剧吗？
戴厚英死了。她如此死于非命，这么突然，这么意外，我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死于非命的文人。王勃渡海溺水，那太久远了。近代的，徐志摩飞机失事，罹难高山；聂耳游泳弄潮，葬身大海，这些虽都出于意外，令人浩叹，但还能够理解和想象。而江淮才女戴厚英，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死于同乡人谋财害命的极原始的暴力之下，正如农村人说的：淹死在牛脚塘里。如此意外，只有“无语问苍天”，不得不归咎于命了。当年闻捷自杀后，有人从戴厚英的玻璃板下查出了她写的一张纸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那后面半句“或轻于鸿毛”，她故意不写，这是她对闻捷之死的评价和哀悼。而今她自己如此死于非命，死而有知，她自己将怎么说呢！
戴厚英踏上文坛，就是一个是非人物。她的是非，一半是由于她那自信、天真、敏感、倔犟而又野性十足的性格，另一半是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时差和思想观点的分歧。她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但她的缺点错误“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大体的清。”（借鲁迅评刘半农语）她的缺点错误，多数是在“无限信任、无限崇拜”的时代，自以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中形成的。而当她一朝醒悟后，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光明磊落，并不掩过饰非。这从她的许多文章，尤其是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中可以了然。在她去世前几年她皈依佛门，研读老庄。（实际上她不可能真正“出世”）如果天假以年，不仅将会在新的领域有成果贡献于世，她的性格也会有所改变的吧。而如今她死了，“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戴厚英的是非，待文学史家们去研究评说吧。我这里记下最后告别时挽她的一联：“老九”灾难，纸上风雨，满城争读《人啊，人！》；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文坛痛失戴厚英。聊表呜呼哀哉之情。还妄言一句：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各种体制、法制不断进步和完善，落后腐败不断被消除，戴厚英品格的亮点将会愈益显露出它的光彩，而且会远远超过她的作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