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才女初露头角
我与戴厚英相识，始于1960年，而真正“认识”她，成为知友，那是差不多20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她写《诗人之死》的时候了。但要说她这位江淮才女，还得从1960年说起。那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以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所谓“挖祖坟”）的作协会员大会。分组讨论报告时，有几位教授、作家对完全否定人道主义，发表了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怎么可以呢？
于是郑重对待，部署批判。前后开了49天，后称“四十九天会议”。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派来的学生代表之一，她那个比乡下大姑娘只多了一副廉价眼镜的土里土气样子，本没人注意她。岂知一开口，话语简洁犀利且嗓音又响亮，令人刮目相看，她由此脱颖而出，被视为“文艺界的新生力量”，分派到大会上去重点发言，批判她的老师、以《文学是人学》一文名噪当时的钱谷融先生了。那年戴厚英从华师大毕业时，顺理成章被选进了上海作协文学研究室（后改为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文学研究工作，主要的任务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收集、分析报刊发表的作品，写汇报材料，作文艺方面的“哨兵”。工作是带点机密性的。
文艺研究所和我们《上海文学》（1964年改为《收获》）编辑部，都在一幢大楼办公，每餐又都同在一个小小的食堂里吃饭，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却很少交谈。目光相遇时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那种不相往来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大都是刚出高校的青年，和我们编辑部的中老年人共同语言不多；也由于那时机关中的人，经过了几次运动，已养成了不随便交谈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所当文艺“哨兵”，查阅作品（自然也包括我们每期出的刊物），不管发现作品有什么问题也好，发现好作品也罢，他们都不能随便给我们谈。我们当然也知道他们有不成文的纪律，不会随便去问。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隔膜。那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戴厚英是皖北人，皖北饥荒灾难之烈，如今大家知道了，可是那时上海人有谁知晓？一次支部会上，作协机关支部书记叫我们不要轻信农村传来的谣言。他举戴厚英为例，说她是个刚强的人，下放农村劳动时，铡草铡了手指，没落一滴眼泪，可是最近收到家信，竟在宿舍里哭了，说家里人饿得怎么怎么样。支部书记已经找她个别谈过话，批评她这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要我们党员引起注意，关心当前群众的思想动向。那年（也许是次年）除夕，作协机关聚餐联欢，他们文学研究所编了一个独幕剧，戴厚英饰农村老太婆。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叫绝，直到春节后上班，大家还在议论，说她有专业水平。不过总的说来，那些年她在作家协会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文化大革命”给戴厚英提供了更多发挥才华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是“保皇”的。有一天，北京的红卫兵南下来冲击上海市委，作协“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接到通知，叫大家套上红卫兵袖章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门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保卫上海市委。出门时作协“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芦芒特别叮嘱戴厚英：“你这门‘小钢炮’（她有‘小钢炮’的绰号）今天要发挥威力！”戴厚英果然不负厚望，在唇枪舌剑的人圈子中，好多人都在持了尚方宝剑而来的北京红卫兵面前败下阵来，独有她站在大圈子的中央，口若悬河声音嘹亮，常常使对方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有几个稚嫩的中学生，被她问得无语可说，急得面孔血红甚至哭了起来。但后来对方有人使出一招，问她是什么身份，什么家庭成分。这对她来说，等于“吃闷棍”，因为她父亲是“右派”，而她不懂得这种政治辩论是不妨说谎的，于是只得退却了。不过那天回来，领导小组还是表扬了她。
上海作协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编人员一共“一百零八将”，“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的所谓“三名三高、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以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占了半数以上，加之经过了几次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而新进到上海作协以及和她一样的新来者，不谙底细，天真地看待机关里貌似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实际上揭发中又怀有各自的动机、目的的运动。他们以革命小将自居，当仁不让义无反顾地要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前沿。而同是揭发批判一个人或一件事，别人的大字报或发言，可能淡而无味说些套话不伤皮肉，她伶牙俐嘴才思敏捷要言不烦入骨三分。常言说：“利刃割体创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这些揭发批判给戴厚英带来的后果，使她整个下半生未能脱尽灾难。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某地组稿，那时她的《人啊，人！》已经出版，在一次饭桌上，有人提到《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一位省作协的领导忽然大声问：“是不是上海那个骂人恶毒的坏女人？”其实戴厚英说话尖刻有之，骂人的脏话粗话是一句也不会说的。凶手陶锋在交代他杀害戴厚英时，戴厚英说：“你要干什么！”“你会后悔的！”这两句话，确实像她最愤怒时说的最严厉的话了。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神交已久的北京某报记者，他是高度评价《人啊，人！》的，而见了面就急着问我：“戴厚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也是听到太多的有关戴厚英其人的丑话了。多少年后，戴厚英在欧洲某国访问，还有人问她闻捷是不是她害死的哩。天可怜见！人类带着感情编就的历史——即使是口头创作，要将它恢复原貌，比消融三尺之冰，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了！她出版《诗人之死》反复遭受的折腾，根源也就在此。10年浩劫中的戴厚英，从“保皇”、“造反”，一度还当造反派小头头，到工宣队进驻后作为“反工”、“炮打”的重点审批对象。在那个颠来倒去、朝三暮四的特殊年月里，批与被批，原无什么是非可言，人们完全可以“一笑泯恩仇”。而戴厚英在个人生活方面，“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两次打击，那可是两次炼狱了。结婚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文化大革命”中丈夫有了外遇，闹离婚。戴厚英为了不让四岁女儿的幼小心灵受父母离异的伤害，忍辱退让，只要丈夫同意维持一个名义上的家庭，孩子有父有母，她允许丈夫与情人往来，不加干涉。这样的委曲求全，沦到和封建时代的妇女一样了。但她确实这样打算过。这使人会想起20世纪30年代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庐隐。“五四”时期她是以追求个性解放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名噪京华的“四公子”中最激烈的一位，与有妇之夫结婚后不仅甘当偏房，而且竟忍受公婆和丈夫的大老婆羞辱不作反抗。人是复杂的！戴厚英在伦理道德观和社会思想方面，明显地存在着差异。她对父母、亲属、乡邻的忠孝仁义，是广为人知的。我甚至觉得，她惨死于家乡人之手，从远因来说，与她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也不无关系。她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母女之爱，更称得上是典范。母女俩那对人生、事业、爱情、朋友和国家民族的感情相互倾诉、探讨，在那几十万字的“两国书”（一部分在《小说界》发表，她死后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撼人心弦的表述。
戴厚英对丈夫的委曲求全，最终还是一相情愿。丈夫搞了一张离婚证和她离了婚。那天正是工宣队在开“一打三反”的小结会，戴厚英被一个女工宣队员叫了出去，回来时一脸咽泪吞声的样子。她是被叫出去在离婚书上签字的。第二次的打击便是与闻捷的生离死别了。闻、戴这段很简单短促的恋爱史，经过各种人的传说，流行过几种颜色的版本。她自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自传一书（上卷）中也有自白。她死后，她的好友高云，找出十八年前她应高云要求写的材料（即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更详细记载了她和闻捷相识、相知、相恋到死别的全过程。那是怎么样的一次感情的炼狱啊！
闻捷之死和《诗人之死》，成了戴厚英下半生的人生转折的重要契机。他们恋爱于1970年夏季的奉贤县海塘边的“上海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当时闻捷经过隔离审查从监牢放回，宣布“解放”，被任命为干校四连的男队劳动队长；戴厚英因“炮打”被审查也已“解放”，被任命为女队劳动队长。闻捷在关押期间妻子被迫害自杀，成了鳏夫；戴厚英与前夫离了婚，单身独处。
在思想性格方面，两个人都有直率、热情、天真而胸无城府等许多共同点。尽管闻捷比她大了15岁，但怎么说两人结合算得上是“天作之合”。他们天真地以为两个伤心的人，两个破碎了的家庭，马上又要圆满起来、幸福起来。岂知这纯是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梦，很快便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击得粉碎。他们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以后，戴厚英的好友便“怀着沉重的焦虑的心情”找她，劝她打消这个念头，直到明确告诉她，对闻捷和她恋爱，张春桥有批示，说“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事例”，“是文艺界的一个怪现象”。戴厚英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也难分难舍。而闻捷这样一个被关押审查过的“解放干部”，经张春桥作了这样的批示，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军宣队不仅在生活上故意刁难，拆散他们，还不断组织批斗。在结合无望的情况下，闻捷于1971年1月12日之夜，喝掉一瓶白酒，抽掉19支烟，以棉被蒙首伏在煤气灶上自杀，在打开煤气之前，他还仔细地将女儿房门上的钥匙孔塞好，以防煤气溢进去。这是怎么样的一场人间悲剧！不过在那个没有人道、失去人性的疯狂的年代里，也不过小事一桩。闻捷之死不仅“死有余辜”，要开大会批判，还有人要工、军宣队将病在床上的戴厚英拉起来去听批判受教育。这也可见戴厚英在单位里树敌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