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工作地点，离被说得如《聊斋》故事那么可怕的吴兴里房子不远。我曾看到那里许多老式弄堂被围了起来。我很想到这个被误传“闹鬼”的老家看看。
老房子拆除前，我找到了最后的吴兴里。
从大田路225弄进去，只见倒“L”形状的弄堂里只剩下最后的两个石库门。当年祖父的家就在其中的一个石库门里。推开黑漆斑驳的大门，走进狭小的天井，我已经无法辨认门窗本来的暗红色。那里的住户搬走了，天井里一片狼藉。一只灰不溜秋的野猫，在一边耐心地搜寻着什么可吃的东西。我知道，从吴兴里搬走的居民不会留下什么。但是，吴兴里的最后却为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以后，每当我走过那里新建的一大片绿地，我总会记起，祖父一家曾经在那个简陋的石库门老屋里生活过。在这个拥挤的住所里，祖父在与灶披间一墙之隔的书房里研究学术，伏案写作。旁边是家人进进出出的客堂，孩子们在客堂和天井里玩耍。祖父和祖母共同支撑着一个多子女的家庭。铜仁路的感觉真好，和祖父又是很近很近我现在铜仁路上班，还是没远离“爱文义路”。我又一次和祖父去的哈同花园“离得很近”。
铜仁路过去是哈同路，因犹太商人哈同著名的私家花园在此而得名。这里现在仍然和外国或外国人有缘，附近有上海市外办，周围是外商云集的商务楼，路边开着几家饭店和酒吧，外国人和中国白领青年喜欢坐在露天吃东西聊天。
我走过这里，心里有一份特别的情结，就是感受我的祖父。东明姑妈告诉我，辛亥之秋祖父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她就出生在京都。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16年祖父从日本回上海以后。那时祖父受聘于犹太人哈同办的圣仓明智大学，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祖父不喜欢哈同花园里的人和事。但是为做学问，当然也为生计，接受了《学术丛编》的工作。他与哈同方面约定，除了不得不参加的活动，平时不坐班，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弹性工作制。姑妈告诉我，祖父去哈同花园总带着书或文稿，男佣冯友做随从，他的任务是为祖父提书包。祖父当年留着辫子，出门衣着朴素，其貌不扬，看上去很土气甚至很落后的样子。但他在文化上却很“富有”、很先进。后来在上海他还参与编撰《浙江通志》。祖父和藏书家蒋汝藻关系密切，为蒋汝藻整理密云楼藏书，著有《传书堂记》。还有一个朋友沈曾植，也是经常来往的。这一时期，祖父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史学、考古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还将学术研究的成果汇编成《观堂集林》，由蒋汝藻出资印行。
那只旧箱子：离我很远又很近的姑妈
祖父一家是个多子女的家庭，莫氏祖母所生子女长成的三男。莫氏过世，继室潘氏。潘氏祖母所生子女长成的三男二女。祖父一共八个子女，其中女孩子长成的只有东明姑妈和松明姑妈两个。
我是1950年出生的。小时候没有机会见两个姑妈。
姑妈给我的全部印象是和一箱旧衣服联系在一起的。姑妈留在上海的用品只有一只暗红色的旧箱子，里面是夹袄和旗袍之类的老式衣服。领子、袖口、前襟和下摆采用传统的手工滚边做法，细细的盘花纽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尽管衣服存放很久，但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散发着浓浓的樟脑丸气味。父亲深怀对姐姐的思念之情，保存着这箱子衣服。每年只有过了黄梅天，家里要“晒霉”了，才难得打开箱子。我偷着把旗袍比在身上，想念着没见过面的姑妈。我插队的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父母考虑再三，翻出一件骆驼绒里子的旧夹袄，请裁缝拆去面子，用里面的骆驼绒里子给我改了件夹袄，却把那面子还留着。我穿着这件衣服去了外地，我总是想象着姑妈的样子，好遥远，又很近。我一直在想，“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还算幸运，没有人看中那箱子，姑妈的旧衣服躲过了一劫。
直到改革开放，两岸之间可以探亲了，东明姑妈回上海探亲，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她。姑妈和我想象的一样，长得像祖父，当然也像我的父亲。箱子完好无损，旧衣服是不要了。爸爸问东明姑妈是否要打开看看。姑妈讲：“不了。”一箱年轻时的衣服依旧锁着，锁住了逝去的岁月，也锁住了她的上海情结。
便利的IP电话，说不尽的亲情故事
我知道，我的父辈中在学习上接受祖父教导最多的是东明姑妈。祖父教她背诵古诗文，亲自给她讲解《论语》、《孟子》。这些东西姑妈过了几十年还没忘记，无论说话作文，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自从我的父亲——祖父最小的儿子登明过世后，我后悔父亲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把他知道的事情问够，总想和东明姑妈谈祖父。
现在我们家族里，年龄最大、知道祖父最多的就是东明姑妈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利用午休时间，拐过办公楼下的铜仁路进祖父走过的“哈同路”，沿着北京路进祖父住过的“爱文义路”走去，买上几张IP电话卡，为了经常与东明姑妈聊家常。祖父的故事，在父辈讲来觉得平平常常，在我听来也觉得平平常常。听得多了，这些点点滴滴平常的故事，使我对祖父的怀念也愈发加深。我问姑妈，她对祖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姑妈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只觉得父亲很平常，只知道一家人生活得不容易，却不知道父亲是了不起的学者。
她还告诉我，祖父最为孩子前途和将来生活着想，考虑问题很现实。祖父在治学生涯和日常生活中，很多方面得到过罗振玉先生的帮助。虽然他竭尽所能报答罗氏，但是这仍然使他内心深感不安。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悟出了道理，希望子女具有实际生活的能力，成为一个能自立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这个想法在他对子女很具体的关心中体现出来，对孩子的教育和就业选择非常重视。在那个时代，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普通人家的子弟要找到稳定、收入较高的工作，只有好好读书，打好英文等基础，有实实在在的本事才行。按照祖父的意见，大伯、二伯、三伯都进了重视英文的育才公学。
祖父不仅对自己孩子的读书问题很操心，对亲戚也是同样。他的姐姐蕴玉的儿子可大去美国留学，旅资不够，祖父给了可大400大洋。可见祖父虽然用大部分精力专心做学问，对家人、家事也是很关心的。
祖父去世后，四伯考进税专读书，三伯则在清华做职员，工资不高。三伯从我的叔祖父国华那里得知上海税专招生，培训海关人员，就辞了清华的工作，考上税专的专门培训班。就这样，三伯和四伯都进了海关工作。二伯则早已进了邮政局。他们按照祖父的想法，踏上了务实和自立的人生道路。有限的教育费无法满足每个孩子的需求，两个姑妈的求学之路就不那么顺利了。祖父去世后，虽然有清华发的12个月工资和商务印书馆的印书款，经济还是很紧张。除了日常开销和男孩的教育支出，供女孩子上学的钱就不够了。东明姑妈虽然考上了中央大学，但是筹学费很困难。大学刚上了一年，又发生了抗日战争，只得辍学。比她更小的松明姑妈则连大学也没考。直到现在，东明姑妈还觉得是个遗憾。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这边海关派工作人员去台湾海关工作，三伯四伯先后被调往台湾海关，祖母和还没有成家的两个姑姑也跟随去了台湾。从此家人天各一方，音信全无。留在大陆的有二伯高明、五伯慈明和我的父亲。直到改革开放，父亲偕五伯去香港，亲人才得重逢。
三人当中，二伯高明的命运最惨。他性情笃厚，聪颖好学，曾在邮政部门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地安门邮局上班，是个“卖邮票的”。邮政工作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自学成才，主攻宋代文学，这方面造诣很深，曾是中华书局的“编外”编辑，被中华书局同仁戏称为“宋朝人”。20世纪60年代参加《全宋词》校注，出力甚多；另有《李清照词集注》问世。文化大革命中受邮电部所谓“叛徒集团”牵连，遭迫害致死，遗作《读词识小》在动乱中遗失了。我父亲和五伯慈明留在上海继续读书，五伯读的是交大电机系，我父亲读的是中法大学药科。他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陆工作，五伯是成都一家大企业的总工程师，退休后现在成都安度晚年。我父亲生前是原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于药学专业颇有建树。
延续的是亲情，且说家风是最好
潘氏祖母对待子女，不论是莫氏所生，还是潘氏所生，都能视如己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手足之情浓浓，从没有亲疏之分。自祖父去世后，家人更是相互体贴、共渡难关。后来在台湾高雄，潘氏祖母跟随莫氏祖母所生的儿子贞明和儿媳妇同住海关家属宿舍，家人相处融洽，相濡以沫，在邻居中有好口碑。数十年如一日，患难与共，的确不容易。父亲生前经常教育我们，希望我们也要以此教育后代，继续发扬好家风。
长期以来，在祖父影响下，父辈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有一个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然而，在极左思潮泛滥、是非混淆的年代，节省惯了的父亲，却被加上了一个缺点：生活上艰苦朴素不够。
父亲生性像祖父，是个老实人、老好人，从不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了解父亲，父亲虽然出身名人家庭，从小生活却比较清苦。因此父亲在生活上很少有什么要求，唯一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所谓的不够朴素，也许这算是一条具体表现。爱好听古典音乐，有时也会买几张唱片，这个行为在当时够得上奢侈了。其实父亲想买的唱片，并非张张都买。花钱不能没有计划，毕竟要量入为出。有时他得知谁有一张好唱片，自己舍不得买，就会去别人家里听。记得在他接受完化疗后的一天下午，他自觉精神挺好，就一个人去了淮海路，天黑才回家。回来对母亲说，一下午时间，逛了几家音像店，就看看喜欢的CD，还是一张没买。
我给他的那套羊毛内衣，他也嫌太高级了，直到最后的日子也没穿。见物思亲，我自责，为什么我不能说服父亲？想起来心底里还会隐隐地痛。人之将死，终究还是忆江南
祖父死意已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此前，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件，结果是无法挽回了。
我想，祖父自沉前既然是写点东西留给家人，假如是殉情，这“大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表达的。遗书中没有关于殉情的表达。他说的一个关键词是“辱”。这“辱”是什么，人们进行分析，提出各种观点。在我看来，祖父说的“辱”（或“再辱”）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说，也许是它太抽象、太广义、太微妙、太复杂。也许这个说不清、道不白的“辱”，最可能也最接近人们想要知道的“谜底”。
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思维活动的内容和过程确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除了他在最后说了的，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应该是把写这封信时最想表达的意思都写了。至于思维活动的其他信息，还包括从他写完信到生命终止前那一段的心理活动，无论人家怎么讨论，我们都已经无法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分析或猜测，也许与他想的一样，也许接近他的想法，也许不一样。
自从1927年6月那个黯淡的日子以来，对于他为什么自沉的原因，众说纷纭，涉及这个问题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人们可以从外界对一个人的内心做分析。对他的自沉，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而这人已经不在了。所有的都是别人的评说，是你我的分析或想象，他自己就说了那么多。我认为，这样去想，复杂的问题也可能会变得简单一些。
对他的后事，他不愿意在费用上铺张，只要草草下葬即可，就埋在清华园茔地，没有其他要求。关于家人的安置和书籍的处理是他死前惦记的。他说了自己的意见，做了一些安排。
表达的是对死的选择、对“辱”的无奈或愤懑、对家事的牵挂，以及对家人的谆谆告诫。这口气，分明是一个将死的父亲对儿子交代身后事时哀婉和凄苦的语气，字里行间透出的情绪，惨淡而苍凉。提及家人，拳拳情深。所表现的哪有遗老完节的风度。“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而“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他相信，他死之后，有祖母操持，家人回到南方，只要谨慎勤俭地生活，总不至于饿死。
叶落归根。回南方仍是亲人的最终归宿，也是他的魂之所系、情之所系。人之将死，终因“我本江南人”，还是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