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王国维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非常大，他广泛涉猎文学、美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学等诸多领域，著述宏丰，成就斐然。他死后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却把他的学术贡献留在人间，留给了人类文明的宝库。
早在19世纪末，祖父来到上海。那时比我出生还早50多年，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在这个祖父生活过的城市里，我爱听父辈述说我们家族在那个年代的故事，只觉得故事很平常，平常得出乎人们的想象，然而点点滴滴，弥足珍贵。往事悠悠：祖父和家人在上海近十年祖父和上海有缘，先后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他和他的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应该是他的生命的重要部分。
祖父在上海的经历分两段。一是1898年他初到上海，在时务报馆工作、东文学社学习两年半，其后往返于江、浙沪、之间，先是应张謇之聘，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稍后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以后离沪北上，1907年任职学部总务司。二是1916年从日本京都回国，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多。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26年9月26日，来为他最爱的长子、我的大伯潜明办丧事。10月15日乘车离沪。过了7个多月，祖父在北京去世了。“泥城桥”站牌，让我想起祖父初到上海时十多年前我调回上海，在西藏路桥附近的一所电大分校教书。每天在西藏路桥附近等公交车，见公交站牌上有“泥城桥”站名。
记得曾祖父王乃誉日记记载，祖父初到上海，第一站是在泥城桥堍附近的时务报馆。我见到的车站与祖父当年去的泥城桥不是一回事。原来，泥城河有南、北、中三座木桥，20世纪一二十年代，租界填泥城河为西藏路，原先的桥拆除了。曾祖父说的泥城桥堍，应该指南泥城桥堍。
我的曾祖父爱好读书论学，金石书画颇有造诣。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尝遍生活的艰辛。他向往专心做学问的生活，可惜没有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于是曾祖父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儿子成才上。祖父离开海宁到上海求学，曾祖父格外操心，亲自送到上海。这件事曾祖父日记中记载得很具体。1898年，时务报馆书记、海宁同乡许家惺因事离开报馆。许家惺引荐祖父接替这份工作。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杭州方向开来的轮船停靠在上海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曾祖父和祖父下船后先乘车到永保客栈小憩，然后乘人力车，前往泥城桥堍。报馆就在福建路福州路附近。祖父到上海，抓住了几个很重要的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进时务报馆。这是到上海谋生和求学的第一步。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工作任务很多，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而且薪水也比别人低。祖父原本为了生计和学业，踌躇满志到上海，未想到报馆待遇不甚满意，也有过跳槽的想法。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
《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喉舌，是维新派人才荟萃的地方。可惜祖父到报馆时，没有遇到梁启超。此时梁启超已经离开时务报馆，应谭嗣同邀请，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梁启超当然不会想到，他离开报馆后，这个来打工的青年人不平常，后来成为和他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与他和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梁启超离开后，《时务报》主笔的职位空缺，汪康年主持工作，其弟汪诒年协助。报馆有一位维新派人士、康门弟子欧榘甲，操一口难懂的广东方言。欧公为人厚道，祖父初来乍到，他诚意相助，相谈甚洽。祖父在给曾祖父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曾祖父记道：“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祖父向欧榘甲请教，从中得益。
餐饮街上海福星，东文学社鲜为人知
祖父的第二个机遇是进东文学社。
以餐饮业出名的黄河路上，饭店酒家鳞次梯比，广告招牌红红绿绿，令人眼花缭乱。也许，这里已经没有人知道100多年前的东文学社。就在前些日子，我找到了位于凤阳路黄河路的梅福里。
曾经有过东文学社的老弄堂还在，还叫梅福里。据说，梅福里东文学社还是革命党人唐才常等人组织的秘密机关，制造无烟火药。后来学生多了，学社迁往制造局路桂塾里。
祖父到上海除了为谋生计，更要紧的是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那时罗振玉和人合办的东文学社开学，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及汪诒年同意，祖父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以教授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祖父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天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祖父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但也很充实。更重要的，有东文学社的学习机会，祖父才有可能在那里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罗振玉，并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提携。这对他以后的治学和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在这个时期，祖父从日本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开始对西方哲学感兴趣。
1901年岁末，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帮助安排下，祖父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祖父身体严重缺乏维生素，脚气病可能是营养不良引起的。他回到盐官时，行走很不方便，曾祖父见了很心疼。
祖父在家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
1901年开始，祖父进入了“独学”的阶段。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此时《教育世界》已创刊，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由罗振玉出资，刊行于上海。祖父参与杂志编辑工作。祖父是事实上的主编，主要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1904年第一期开始，对杂志进行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开设专栏，更注意兼收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内容，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还发表了祖父自己写的一些哲学、美学论著，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等。
这个时期，祖父做学问偏重哲学思考。他总是采用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做《红楼梦评论》，是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
吴兴里石库门记录着父辈的童年故事
1916年，祖父由日本回到上海，租了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的房子，租金60元。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住着祖父祖母和七八个子女，祖母的表兄在华丰面粉厂做事，也住在一楼厢房。另有一位亲戚——祖父的姐姐蕴玉的儿子远威在银行工作，也住我家，还有老家人冯友、钱妈、郭妈。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显得很拥挤。对着天井是客堂兼饭厅，楼下的西厢房隔成两部分，分别是祖父的书房和藏书室，与书房、藏书室一墙之隔的是狭长的厨房，厨房边上有一扇小门，装着半截高的木栅栏门。门外有小河浜，不远处有桥，曰“池浜桥”。
那个时代，一些大家庭都请用人。我家的男用人冯友是镇江人，跟随祖父多年，人很忠厚，也很爱孩子。松明姑妈出生后，冯友的妻子还做过她的奶妈。后来搬家到北京，冯友和另外两位女佣钱妈、郭妈都去了北京，直到祖父去世才离开我家。钱妈和郭妈是海宁人。钱妈在我家时间最长，莫氏祖母在世时就来我家帮佣。
潘氏祖母在吴兴里生下了我父亲。祖母奶水不够，只好买来炼乳喂养。可惜那时家里人认为炼乳是很贵的营养品，每次总是用开水冲得很稀很稀，父亲怎么喝得饱？长期饮食不当，却不知是何原因。长到四五岁，还不大会说话和走路。对这个可怜的“阿末头”，钱妈对他最“宝贝”了。在拥挤的吴兴里，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度过了童年的时代。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孩子们敢和日本人开玩笑。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他们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祖父见了也不责怪。父辈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祖父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转向史学的时代，他把《人间词》借给友人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回忆文章提到，大正六年（1917年）末，他到上海，与祖父来往频繁。祖父的《人间词》手稿，他借阅了很长时间。那个时期，是祖父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所谓祖父治学由哲学而文学再转向史学之后，《人间词》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已经10年了。从他借手稿给日本友人来看，即使在治学方向转变后，他对文学的爱还是无法割舍的。《人间词》是祖父诗词创作的实践成果，发表的时间早于知名度更高的《人间词话》。可以说，从《人间词》到《人间词话》的过程，就是文学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探究的有效结合。既有创作的扎实基础，又有对中国古代、近代诗词的文学、美学，乃至哲学的关照和思考，终于使《人间词话》成为文学、美学研究的高峰。我们知道祖父对《人间词》的评价始终很高，甚至表现出比对《人间词话》还多的成就感。
我来到最后的吴兴里，想起有人说“这种‘鬼地方’”
1923年春天，祖父祖母带着年幼的几个孩子到北京，二伯仍在上海。每月60元的租金，二伯小夫妻两人住既不经济又不合用，祖父祖母北上就退了吴兴里房子，二伯另觅住处。他们在新闸路甄庆里租到了新建的小型住宅，房租只要20多元，开销可以省许多。而祖父祖母等北上后，住北京织染局10号，大伯母（罗家女儿）曾同住，直到祖父去了清华，才回天津罗家。大伯调到上海时，租的是戈登路（今江宁路）的房子。
前些年南京陈鸿祥先生著年谱，用力甚勤。然年谱所述王家事，有不少由罗先生的侄女或孙子提供，而且时隔很久，难免有误。说到大伯之死，先将罗氏不满或迁怒的原因追溯到“王氏续娶”，并联系到了吴兴里的房子，引用了罗振玉的亲戚、罗四先生女儿仲安的一个说法，吴兴里“其处殊荒寂，屋亦不吉。家人常患病，家人、仆役或有所见”。说“仲安老人所谓‘或有所见’者，盖旧时所称‘见鬼’或‘鬼神作祟’耳。”进而年谱提出，“所以，（罗振玉）对于王氏北上后犹让潜明居于原处，并与其爱女在此等类似《聊斋》所写狐鬼为祟的‘鬼地方’结婚成家，显然不满。”其实不然。祖父家住在吴兴里的时候，10多个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人丁兴旺，“闹鬼”之事子虚乌有。大伯去世发生在从北方回来住在戈登路以后，并不是“王氏北上”——“潜明居原地并在此成家”——“不久，潜明果然身亡”。为什么会有罗振玉对吴兴里“这鬼地方”不满的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如是根据罗女士后来的误记作出的推断，那就不对了。该谱本意一是想以此说明祖父不信鬼神，二是寻找罗振玉“气从何来”的原因，继而分析罗王失和的个中细故。实际上，祖父北上后，吴兴里的房子已经退了，那么怎么又有“王氏北上后犹让潜明居于原处”之说？
当时家中有谁“或有所见”？家里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传闻之有无也是一个疑问。再就是这个所谓“闹鬼”的故事，忽略了一点，大伯和大伯母回到上海的住址是戈登路。大伯去世，“罗氏在京闻噩耗，亦来沪协同料理后事。”（据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所以这情况罗振玉先生是知道的。事隔好几十年，可能是后人记错了，也可能是别人分析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