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森说：“也不一定吧，据我所知，那个宋勇刚就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呢。”
“尽管他也是一个普通工人，却没有下岗还有工资拿啊。”
“他，还有马朝青，都先后被人暗杀了，可你毕竟还活着，活着就是希望嘛！”
“你这话当然不错啦。”
“能跟我谈谈当年你们几个知青的一些事儿吗？”
“当然可以，那时候，我们下放到刘家湾村的知青一共六人，可六人却分为三群，宋勇刚跟马朝青是一个类型，他们性格豪爽，勇武好动，敢做敢为，自从发生了一次偷鸡事件……哦，我忘了告诉你偷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儿……什么？你已经知道？知道了就不用我重复……打那以后，他们表面上是收敛了不少，可暗地里还是那副老样子。只是后来回城了，年纪一大，再则城里也不吃他们过去那一套，这才改邪归了正。他们俩把事情一闹大，弄得我们其他几人也一同跟着倒霉，人家以为知青们都是同一路货色，搞得我们一段时间全都灰溜溜的很被动，一个人轻易不敢出门，更不敢在村子里走动，害怕暗中遭到老乡们算计。其实，我跟乔雨卉两人都很安分，女孩子胆子本来就小，一到那样的环境，好些事情又不知深浅不明就里，根本就不敢随便行动。还一群便是孟智跟李禾，他们两人文静、好学、上进，一般来说，也很规矩，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就是做了，也会掩饰，显得很隐蔽，不留下半点痕迹，不让人家抓到任何把柄……”
“是吗？他们俩还有这样的本事？”一直静静听着的刘树森不禁插话问道，“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刚开始我也以为他们是那种胆小如鼠的文弱书生，再说他们俩行动隐蔽，对做过的事秘而不宣，不象宋勇刚与马朝青那样，做了什么都张张扬扬地乱说一通，因此呀，对他们在乡下做过的好些事情开始半点都不清楚。只是后来雨卉跟孟智谈了朋友，她跟他们俩在一块玩过，又从孟智口中套出了不少，再将一些事情讲给我听，这才了解到一些真相与内幕。比如说他们俩常看一些不知从哪里搞来的黄色小说，其中就有当时严厉查禁的手抄本《少女之心》；还时常发泄不满，利用收音机收听那时被视为敌台的台湾电台和英国ＢＢＣ广播电台；一有机会，他们就悄悄躲进双龙岗一个相当隐密的山洞，燃起一堆篝火，将买来的鸡鸭鱼肉烤熟，喝个酩酊大醉……”
听到这里，刘树森似乎很紧张，全身都在微微抖颤，但他还是尽量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问道：“他们俩经常上双龙岗那座山吗？你说的可是真的？”
“全是真的！”石琳以相当肯定的口吻答道，“都过去这多年了，有些事说出来也无妨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当然只是他们身上的一些小节，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好学、上进，也能吃苦，所以高考刚一恢复就考上了大学，不象我们其他四人，后来只有沾政策的光，好不容易才招工返回城里，特别是我最没出息，混到现在连个饭碗也没有了。”
“乔雨卉也是招工回的城？”
“不错，她跟我一同招工回的，当时我们都在麻纺厂当工人。后来效益不好，孟智就利用自己的关系作为照顾的性质把她调到了师院图书馆。她完全是沾孟智的光呢，在图书馆管几本书，真是清闲得很，而工资又比较稳固，还比一般职业的薪水要高。”
“噢……”刘树森神色恍惚地听着，显得十分不安，又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也不怎么会说话，这样吧，你想知道什么，就问什么吧。”
石琳这么一说，刘树森才收回思绪，振作精神道：“后来发生的那桩纵火案你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记得，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有人怀疑是宋勇刚与马朝青所为，结果查到了地主分子何佑林头上，你认为究竟谁是真正的纵火犯呢？”
“我们自然希望纵火案不是宋勇刚跟马朝青两人干的，那样的话，我们还在刘家湾呆得下去吗？不被老百姓捶成肉饼才怪呢！所以当时都站出来为宋勇刚与马朝青做证，说那天晚上聚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我们在一起打扑克的确是真的，这半点假话也没说，可散场后就分开了，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寝室睡觉去了。至于是什么时候散的场，我们都没看表，具体时间不清楚，但第二天大家要出工，终归不会超过深夜十二点。第三生产队队屋起火是凌晨五点左右的事，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打牌是深夜十二点钟散的场，要是宋勇刚与马朝青真正想放火的话，也还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够他们准备的。至于这火到底是谁放的，还真有点说不清，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发泄对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不满，放火焚烧队屋，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说宋勇刚与马朝青蓄意报复第三生产队，也合情合理。要想真正弄清，只有三个当事人心里最清楚，可他们却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人世，看来这桩纵火案只能是件已经结案的悬案了。当然，也有可能他们三人都没干，世上的一些事情，谁能说得那么一清二白呢？不过我可以担保，这放火的事儿绝对不是孟智与李禾干的，当然就更不可能是我跟乔雨卉了。”
“再问一件事，你还记得他们四个男知青当年都穿什么衣服吗？”
“衣服？当时的衣服也跟这两起凶杀案有关吗？”
“有的。”
“这怎能联系在一块呢？”
“这是我们公安刑侦内部技术方面的事情。”
“噢，原来如此，”石琳想了想，就又说道：“当时大家穿的都是清一色的革命服装，不讲究颜色，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款式，象我跟雨卉两个女孩子，就连裙子都没有一条。我记得当时最时兴的就是黄军装，男女都穿。除此而外，男的还兴中山服和学生装。宋勇刚与马朝青平时都是大大咧咧、毛毛糙糙的，根本就不注重打扮与穿着，有时候衣服破了大洞，肉都露在外面了，也不注意；而李禾跟孟智就不同了，他们表面文质彬彬的，衣服也要显得与个性配合，也就在穿着方面讲究一些。”
刘树森问：“他们四人是不是都穿中山服？”
“在我的印象中，宋勇刚与马朝青好象从来就没有穿过；至于李禾跟孟智，他们俩有军装，有从江洲带来的学生服，到底有没有中山服，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石琳沉吟着又陷入了深思。
刘树森大气也不敢出，生怕影响了她的回忆与思考。
“噢，我想起来了，”石琳突然叫道，“孟智就有一件中山装，是插队后做的。事情是这样的，雨卉自从跟孟智谈恋爱后，就不时地把他的衣服拿过来洗，洗了晾在外面的竹竿上，再由孟智自己收回去。那天，雨卉洗着洗着，突然惊叫着对我说，你看这些男人呀可真是大意，扣子掉了都还好意思把衣服穿出去。那时我们都不怎么注重装束打扮，自己穿什么衣服都不讲究，哪有心思去管他人呢？可雨卉却将孟智的一件上衣伸到了我的面前，我不得不接了过来，仔细一看呀，原来是一件被水打湿了的深蓝色中山服上少了一粒扣子。乔雨卉当时便翻箱倒柜地寻找多余的扣子，好不容易找出了三四颗，又与中山服上的不般配。实在是找不到一粒合适的，她只好选了一颗大小相同的凑合着钉了上去，反正当时也不讲究什么美观不美观，只要实用就成。”
“那件中山装上面掉的是不是一颗蓝色的有机玻璃扣子？”
“你怎么知道的？”
刘树森故意平静地说道：“深蓝色的中山服，当然得配蓝色的扣子才合适呀。”
“你真不愧是个专门破案的侦探，分析推理得太对了，的确是一颗当时十分流行的蓝色有机玻璃扣子。”
这时，外面有人在叫石琳了：“喂，你们说好只谈一个小时的，可关在里头叽叽咕咕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呀？”另一个声音道：“你们要是还谈两个多小时，就早点说一声，我们好作其他打算呢。”再一个说：“好你个石琳，把我们叫来了却抛在一边不管不问，也太不够姐们了。”
石琳闻言对刘树森笑了笑说：“别管她们，大家在一起开玩笑惯了，你还想问些什么，就尽管问吧。”
刘树森说：“还一个问题就完了。”
“你问吧，我听着呢。”
“乔雨卉跟孟智是什么时候开始谈的朋友？”
“是高考恢复之后的事，雨卉这人可精着呢，以前她总说孟智是个没有出息的书呆子，连话也不愿跟他多说。可上面刚一宣布要恢复高考，他估计孟智定能高中，就主动向他“进攻”，不到一个星期就确定并公开了他们间的恋爱关系。”
“好的，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实在是打搅你了，”刘树森说着站起身来，将随身带着的一个礼品包递给石琳，“衷心感谢你的接待与配合，这点小意思，就请收下吧。”
石琳推辞着不肯收，刘树森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就见外了，就着便往地下一放，匆匆忙忙地走出里屋，跟客厅里的几个嫂子打过招呼，便走出大门。
“你还想了解些什么，以后尽管来找我得啦，只是不要象今天这么客气。”石琳热情地将刘树森送到楼下，然后挥手告别道。
如果说何继雄就是杀害宋勇刚与马朝青的凶手，是“４１９”与“５０５”两案的作案人，那则实在是太阴险、太隐蔽太可怕了。与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江大明不敢掉以半点轻心。
每桩案子在没有破获之前，公安部门可以将网张得大大的，撒得远远的，可以将一切具有作案动机的个体或群体视为嫌疑罗入网中。然而，却不可贸然行事，不可能象“文革”办案那样对所有的嫌疑人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即使掌握了一定的事实，要是不充分，不足以证明其罪行，审讯对象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何况象何继雄这样身居要职、懂法律、高智商的嫌疑对象呢，那得更要慎之又慎了。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有所觉察，就会将自己隐藏更深，或再次玩弄作案时用过的反侦查手段。如此一来，案子将陷入完全被动的僵局。
何继雄虽然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并升格为头号犯罪嫌疑人，可是，却没有掌握有关他的半点犯罪事实，仅仅只是因为他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而已。动机并不等于事实，现在所能做的，一是严密实施监控措施，掌握他的一举动、一言一行；二是从外围入手，了解有关情况。
何继雄的个人履历似乎很简单，读完中学回乡务农，恢复高考后两年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大家毕业分配至江洲市税务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尔后调任市工商银行科长，不久提升为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