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预言家会选择什么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纪元呢？选择俄国最阴暗的时候，选择灾难与耻辱并存的时刻。崇高创造性信仰的能力啊！在它四周，一切都变得明亮，--哪怕是在黑夜里也一样。在死亡中，托尔斯泰窥视到再生的先机--在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血腥的阶级斗争中。他的梦想逻辑根据日本的胜利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在与非基督教民众在战争中，他们要比这些“跨越了奴役阶段”的基督教民众更有优势。那么这是否会令这些民众退让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至高的骄傲。俄国要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它应该完成“大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的宣道者，这个反对暴力的老头，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1905年的革命，将会把忍受着凶残的压迫的人类解救出来，它将开始于俄国。--它真的开始了。”
俄国为什么会成为上帝的选民？或许是因为新的革命应首先救赎“弥天大罪”上千个富人独霸着土地，千百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另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俄国人这样意识到了不公。
但也因为俄国人民是所有民族中最受感染、最真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他们那开始的革命则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博爱的律令。然而，假如这种博爱律令没有依据不反抗的律令的话，那么它是实现不了的。而不反抗向来就是俄国民众的一个主要特点。
“对于当局，俄国人民向来都持有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当权者；而且他们都未参过政，因此也就从未受到过政权的污染。他们把权力当作是应该避免的一种罪恶。古代曾传说：俄国人曾经祈求瓦兰人做他们的统治者。大多数俄国人宁可忍受暴力行径，也不会报复或染指。因此他们一向是忍辱负重的……”
但是，自愿的屈服和奴颜婢膝的服从是完全不同。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忍辱负重，而他不可能一面忍辱负重，一面对各种暴力发动反击；可是他不会服从于这些暴力，换句话说，他不认为其合法性。”
在托尔斯泰写这一段话时，他正处在一种激动之中--因为一个民族那种不抵抗主义的最悲壮的榜样。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发的流血示威事件。当时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在教士加蓬的带领下，任人枪杀，而他们没有发出一声仇恨的呼喊，也没有进行任何自卫。
长期以来，在俄国被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丝毫不顾迫害，仍然顽强地奉行不服从政权，并且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在俄日战争过后，这种思想在农村群众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拒绝服兵役的情况也随之在扩大；他们所受到的残酷压迫越大，心中反抗的怒火就越强烈。--另外，各省、各族，即便不知道托尔斯泰这个人，也都在实行着这种消极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1905年起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这些运动的影响远远不及它们对他的影响；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具备的力量和意义，无论身为革命党的作家们(如高尔基)怎么说，这的确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托尔斯泰对于那些甘冒生命危险去实施他所宣传的主张的人，抱有谦虚而严肃的态度。而对于杜夫勃耳人、格鲁吉亚人和那些逃避服兵役者，他却没有丝毫教训者的神气。
“没有经历过任何考验的人，是无法教导正在忍受考验的人的。”
他请求“所有因他的言论、著作而导致痛苦的人”宽恕他。他从未怂恿任何人逃避、拒绝服兵役。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做决定。如果他遇到一个犹豫不定的人，“他一直劝他去服兵役，只要他觉得在思想上是可行的话，那么就不要拒绝”。因为一个人的犹豫，说明了他的不成熟。而且“最理想的情况是多一名军人而少一个虚伪者或叛徒，因为去做力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的人，最终都将会沦为虚伪者或叛徒”。他十分怀疑逃避兵役的季卡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是在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下做出的决定，而并非是对上帝的爱使然”。对于杜夫勃耳人，他则写信劝说他们不要因为自傲和尊严拒绝服兵役，可是，“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他们将脆弱的妻子和孩子从痛苦中拯救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人因此而谴责他们了”。他们只应在“基督精神扎根于心中时才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因痛苦而幸福”。无论怎样，他都会请求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要断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的，甚至连希律王都应该被爱：
您说：“人们不该爱希律王。”--我不知道，可以我认为，您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您也清楚，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我会痛苦，我的生命也会消失。
这份爱是永不熄灭的激情，是神圣纯洁的，甚至连福音书上的话都无法令他满足--“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因为他能从中发现一种自私的味道！
在某些人眼中，这份爱实在是太广博了，而且将人类的自私情绪彻底摆脱掉了，致使这份爱变得有些空泛！但是，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这种“抽象的爱”呢？
“现在，最大的罪过就是人类的这种抽象的爱，对于那些相隔较远的人的平庸之爱……爱我们不相识并且永远无法相遇的人，那十分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也不必牺牲什么，同时，还会对自己很满意！这实在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你的邻居，--而且要爱和你共同生活并妨碍你的人。”
在众多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著作中，都谈到他的哲学与信仰并不是新颖的。的确如此，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是永恒的，所以它们不像当下时尚的新潮……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与信仰属于乌托邦式的。没错，一个预言家就等同于一个乌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尘世起便已开始了。既然他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预言家也加入了我们，既然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头顶有着一道光环，--我认为对于世界而言，这是比多一种宗教或一种新的哲学更加新颖、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看不到在这般满目疮痍的世界中那份无边的博爱的代表！
十八
托尔斯泰的相貌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其形象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宽阔的额头上深深地刻着两道重重的皱纹，雪白浓厚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不禁让人联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苍老的面容很温和、慈祥，但往日的那份病患、忧伤的印迹依然存在。从二十岁兽性的粗野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严肃、僵硬，再到现在，他的变化用多大啊！但是，他那双清亮的眼睛仍旧深邃敏锐，显示着无限的坦白，他不隐瞒一切，而又能洞察其他一切。
在托尔斯泰去世前九年，他给圣教会议的回信(1901年4月17日)中写道：
“多亏了我的信仰，我才能在平静欢乐地生活，并能够在平静和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古时候的一句谚语：“我们不该在人临死前称其为幸福的人。”
托尔斯泰当时引以为傲的那份平和与欢乐，不知是否一成未变，始终与他相伴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在云雾散去的黑暗中，人们期待的光明却没有照射出来。革命的兴奋度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疲力竭。昔日的不公没有丝毫改变，如果非要说有何改变，那只能说是贫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就对俄罗斯拉夫民族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心生疑惑，而他顽强的信心趋势他向远方寻找能够肩负重任的其他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可以重新寻找到西方民族那即将失去的自由”，中国人将领导亚洲各族人民，在以“道”为中心的永恒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
然而他的这一希望不久后就破灭了：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就像往日的日本一样，对自己的智慧加以否定，反而效仿起欧洲来。遭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在加拿大，但是令托尔斯泰极为愤怒的是，他们刚一到那里就强占了土地；刚刚从国家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格鲁吉亚人，竟打击起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被召唤来的俄国军队重新使这一切恢复了秩序。甚至是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是此前人们所企盼的最美好的国家，是一本圣书”，但不容忽视一点，他们也沦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虚假的，“是当代欧洲主义的畸形儿”。
托尔斯泰虽然十分悲哀，可是他并不气馁。他仍然信奉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眨眼前这里能长成一片森林，那就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等待种子发芽、出苗、长叶，然后长成一棵树。”
而要长成一片森林，则必须许多许多树。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托尔斯泰虽然是光荣的，可他却是孤单的。世界各地的人都给他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等，《复活》被翻译成许多文字出版，各国人民都宣扬着他那“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美国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他，部分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问题向他请教。可是他的门徒还不到三百人，对此他十分清楚。事实上，他并不操心去广收门徒，并且反对他的朋友们以他的名义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
“不应该相互迎合，大家应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只要大家在一起就万事不难……’--什么？当然，一同耕作、除草是容易的，而且是对的。可是要接近上帝，就只能单独去做才可以……我想象中的世界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神殿，明亮的阳光从上方直射进来。若要聚合在一起，我们就该向那阳光走去。在那里，有来自四面八方人，我们将与其他人不期而遇：欢乐即在其中。”
从天穹照射下来的光明中，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无关紧要！只要能同上帝在一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足够了。
“正如只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够将火源传递给其他物质一样，只有真正信仰和真正生活的人才能感染其他人，并将真理传播下去。”(《战争与革命》)
这或许是真的，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托尔斯泰带来幸福呢？--晚年时期，他距离歌德提倡的自觉自愿的宁静境界十分遥远！他甚至是在逃避宁静、厌恶宁静。
“能够对自己感到不满，是需要感谢上帝的。但愿能永远这样！生命与理想之间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标志：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变化。然而这种不一致却是善的前提。当一个人对自己心满意足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恶。”
由此，他思考着这部小说的题材，奇怪，列文或别埃尔·比基多夫那挥之不去的焦虑始终在他心中纠缠。
“我常幻想：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成长的人，最初是革命者，然后就成为了民粹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侣，然后是无神论者、慈父，最终成为了杜夫勃耳人。因为他什么都尝试，但到头来一事无成，所以大家都嘲笑他。他什么都没做，然后在收容所里默默死去。临死前，他认为自己白白度过了一生。然而，他却是一位圣人。”
信心满满的他，难道还有什么疑惑吗？--谁晓得呢？对于一个直到老年还身强体健的人来说，他的生命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点上。生命必须继续前进。
“运动就是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托尔斯泰身上的许多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他对革命者们的看法依然没有变化？谁又能确保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心没有丝毫动摇呢？--在《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多夫与政治犯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以往对俄国革命党的看法。
“在这之前，他始终憎恶他们的残忍、罪恶、谋杀、自满，以及那强大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虚荣心。可是，当他清楚地看到当局者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明白了一点：他们只能这样。”
因此，他钦佩这些人的高尚的牺牲精神和责任感。
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从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扩大到民众，并且悄悄地震撼着千百万劳苦大众。这股咄咄逼人的进行大军的先头部队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经过。《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的三篇短篇正是托尔斯泰晚年时期的一部分作品，从中不难看出这幅场景带给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惶恐。在图拉乡下，成群结队的纯朴虔诚的朝圣者巡游的场景今天又在哪里？眼下所看到的只有饥饿的流浪者的入侵。这些可怜人每天都来。托尔斯泰常同他们交谈，震惊于他们胸中的愤慨。他们已经同以往不同了，他们不再把富人看作是“通过施舍救赎自己灵魂的人，而是将他们视为强盗、土匪、专吸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这些受压迫的人中，有些还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因为破产而绝望，他们一无是处。
“使现代文明变得如往日的匈奴和汪达尔人对古文明所做的可耻之事的野蛮人，均不是在沙漠和丛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汪达尔人，古时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曾在429年登录非洲，并在公元439年抢占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国。455年攻陷罗马，在罗马城疯狂毁坏文物。所有后人将毁坏文物、艺术品的人称为汪达尔人。
亨利·乔治如是说。而托尔斯泰则是补充了几句：
“汪达尔人已经在俄罗斯准备就绪，在如此富于宗教情绪的民族中，他们会显得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点到为止，也不知道，在欧洲各民族中，法度与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
托尔斯泰常常收到反叛者的来信，信中抗议他的不抵抗主义，声称对于统治者和富人施加在民众身上的暴行，要“复仇！复仇！复仇！”--对此，托尔斯泰还会指斥他们吗？我们并不知晓。但是几天后，他看见在他的村子里，当局者对哭诉哀告的穷人们无动于衷，原来他们的锅子和牛羊都被抢走了。对此，他不禁向那些冷酷的官吏大喊复仇的口号，同时反对那帮刽子手，“那帮只知道贩酒谋利、教唆杀人，只会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官吏和他们的走狗，这帮人十分清楚，从穷人那儿抢夺更多的锅、牛羊、布匹，有利于蒸馏酒精毒害百姓，制造武器，修建监狱、建设苦役场，特别是慰劳他们的帮凶，可以让他们加官晋爵”。
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你一辈子都在期盼着爱的世界的到来时，你看到的却是如此可怕的景象，因为惶恐而不得不闭上眼睛。另外，即使你具有和托尔斯泰一样的真切意识，也无法确保你的生活与你的原则完全一致。
在此，我们触及到了他暮年时--是不是可以说是其最后三十年呢？--的最大的痛处了。对这一痛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虔诚而胆怯的手轻轻触摸它，因为托尔斯泰在尽可能地将它隐藏。它不单属于死者，也同样属于他爱过、并爱着他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