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里，两个“犯人”凑在一起小声地拉着话，互相都急切地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但到头来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人便背靠着背，不再说话。窑里再度陷入了沉默。窗外天边的星光，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约被乌云遮住了。两人的心间也像眼前一样，完全是一片漆黑。黑暗中，人的感觉显得特别灵敏。深夜的严寒使得被麻绳紧勒着的双臂开始钻心地疼。绳索就像刀刃一样，直往由麻木变得有了知觉的肉里割进去，使人连一刻也难忍耐。两人的身子便不由自主地依靠得更紧，仿佛这样可以由对方身上得到一种宽慰和解脱。然而，两人很快便发现，这办法并不能丝毫减轻绳索勒捆的痛苦。马文瑞死死地咬牙忍着。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早上被捆打的那一刻起，他一直这么忍耐着。他下决心再不向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讲什么道理，也不乞求什么。在这貌似突如其来、其实也有一定精神准备的变故面前，他很理智也很镇定。到了后半夜，他们仍然疼痛得难以入睡。张仲良终于忍耐不住，咬牙切齿地夹带着哭声说：“文瑞，胳膊疼得受不了啦，你给我松一松绑。”马文瑞没说什么，扭头望了望窗外，只有风吹着那棵不知名的树叶子沙沙响着，岗哨的脚步声听不见了。估计已经到了后半夜。于是他回转身子，低下头去，摸黑用牙齿咬着绳头，好容易替张仲良把绑松开。不料绑一松，并不能立即消除痛苦，反而比捆着更疼--那些因捆扎而麻木的毛细血管突然充血，恢复知觉，简直比刀割还疼。难怪张仲良咬牙呻吟着，倒在谷草上打滚。马文瑞起初有些害怕，过了一会儿，张仲良镇定下来，吃力地爬到马文瑞这边，动手为他松绑。两人偷着互相松了绑，倒在谷草上睡了一小会儿。鸡刚叫，怕岗哨发现，就又把绳子相互捆束到身上去。
第二天一早，照例戴着黑帽子上路。一直走了两天，到达安定瓦窑堡。以戴季英为局长的保卫局把抓来的人都分别关押在这里，审理处置。
到了瓦窑堡，马文瑞才知自己是被抓较迟的。他一到那里，刚松了绑，就又被戴上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一孔较大的平房。这房子原先是一户财东开办的店铺，名叫“汇川通”。眼下只留门，封了窗，墙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透气。房中黑糊糊关押着几十号人。狭窄的土炕上，用砖头垒出许多矮墙，每人一格，仅能坐卧。虽是隆冬季节，气味也很污浊。
马文瑞刚进房，就听见几个人几乎同时喊道：“马文瑞也来了！”虽然都是些老战友，但他一时看不清。想走过去，脚下绊着镣链，很不自由。“马文瑞，这里有个空位子，你就睡这儿吧。”这回，他听清了，说话的人是老红一支队的高朗亭。他慢慢朝那个声音走去，见高朗亭又黑又瘦，头发胡子老长，衣服又脏又破，双脚也同自己一样戴着脚镣，心想，好端端一个人，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啦。他正替高朗亭难过，高朗亭咧开雪白的牙齿笑着说：“这砖巷子里睡觉可不好受，睡到半夜想翻身了，你得向门外的哨兵报告，得到准许再翻，不然，铁辕一响，他进来要拿刀背子砍人！”高朗亭说得很风趣，把众人都逗乐了。一个难友说：“咱们这等于是人埋了还没死，瞪着眼窝活受罪哩。”这句俏皮话，却没有引起笑声。马文瑞会心地摇摇头，此刻他的确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不过原先那种孤独的感觉倒是没有了。他敢断定，这些被抓的人，都是好同志。“好人为啥会遭这罪？
”正这么想着，却见一个人拖着脚镣走过来。此人个子较高，胡子头发也像高朗亭，茅草一样乱蓬蓬竖在头上脸上。本来就大的一双眼睛因眼眶深陷而显得更大。瞅了足有两三秒钟，马文瑞才认出张秀山。突然之间，两双颤抖着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一时也说不出来，只得化作说不清是愤懑还是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极其复杂的心境下沉默了片刻，马文瑞轻声问：“老刘怎么样？”“早抓起来了，”张秀山气恼地说。“咱陕甘边大部分负责人都被抓起来了。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果然是这样，老刘他们现在怎样？”“听说也被关押在瓦窑堡。哎，文瑞，你知道张邦英怎么样？是不是也被抓了？”“不知道，我在甘泉碰见他们把张仲良也抓来了。”“张仲良？他们连县一级负责人也不放过？”张秀山控制不住自己的大嗓门了。这句失控的话，显然被窑里的“犯人”们全听到了，大家一齐把吃惊的眼睛对着他俩。高朗亭说：“你两个坐下来慢慢拉，操心看守听见，保卫局长戴季英又要抡着鞭子打人了！”张秀山正在气头上，一边蹲下身，嘴里还骂道：“什么保卫局长，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他的葭县本腔，无意间给他的愤怒增添了几分幽默。1这时候，只听门锁一阵响，门开处，看守把头伸进窑门说：“开饭！”随即进来一个做饭的老汉，手里提着两只冒着热气的木桶，一声不哼，把桶往房脚地上一暾，便转身退出去了。房门立即又被锁上。奇怪的是一看见饭桶，大家并没有一个人显出高兴的样子。有人原先本来坐着，见送饭的来了，反倒唉声叹气地躺进砖格子里去了。赶了一天路，马文瑞早饿了，见有热饭可吃，心里总觉得有点欣慰。这时，只见黄子文走上前去，用铁勺敲着桶沿子说：“哎，开饭了，你们怎不积极？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嘛！快来。”仍然不见有人动。张秀山说：“饭不吃不行，把咱饿死，有人才高兴哩。”说着端起一只粗瓷碗，呼啦呼啦地拖着铁僚走过去，对黄子文说：“马文瑞刚来，多打点菜吧。”人们这才开始懒洋洋地往饭桶跟前挪动。
马文瑞接过张秀山递给他的饭菜，肚子饿得也顾不得客气，端起就要吃，却被一股扑鼻而来的霉沤味儿呛得直闭气，这才看清那米饭是用存放多年的沤谷米做的。所谓的“菜”，也只不过是几片发黑的干土豆叶子之类煮的汤。这在早先，是农民用来喂猪的东西。难怪大伙对吃“饭”毫无兴趣。“这种东西，怎么下咽呢？”马文瑞硬着头皮，抄起一块黏糊糊的米饭，填进嘴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儿，逼得他嚼也不嚼就匆忙咽下去了。这样过了几天，他才明白，即使这样的饭食，每人也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有时连那宝贝“干菜汤”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嚼霉米饭。由于营养严重缺乏，每个人都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加之蓬头垢面，个个失了形，熟人见了面，都有些认不出来。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马文瑞每天用指甲在头下枕着的砖上画一条细线，等画出七条线的时候，却感觉像过了好久好久的日子。整天坐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外面的阳光透不进来，寒冷的西北风倒从门缝儿和气孔中不断地灌进来，直吹进每个人的骨头里面去。
肚子里每天咽下去的那一点变质的食物，除了充饥，产生不了多少抵御风寒的热量。而脚上冷冰冰的铁镣，还贪婪地吸收着那一丁点儿维持生命的体温。每个人的脸色都因饥寒交加而变得灰白，嘴唇发暗。人们白天抱着膝，缩成一团坐等那放风的时刻。只有那一小会儿时间，才能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活动一下冻僵了的筋骨。阳光和自由啊，只有经历了牢狱之苦的人，才能体味到你的温暖和宝贵。一个人，为了信仰而吃苦以致牺牲，也许是无所畏惧、毫不遗憾的事情，唯独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阳光和自由，那该有多么痛苦！如今，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多待一分钟，都可能使一个生命勉强维持着活下去。因此，一到了放风的时间，人们就相互换扶着走到院子里。人们在院中仰头望着那一块天空，像瞅着期盼已久的亲人。陕北的冬季，天空多是晴朗的。湛蓝的天幕，总有几朵淡淡的云彩飘着。太阳仿佛总是固定在头顶上，总像专意要照顾他们这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沉冤苦牢的人们。四周都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墙脊上还密密麻麻栽着枣刺荆梢。外面的消息完全被高墙隔绝了。马文瑞两腿蹒跚地走在难友们中间，望着高远的天空默默地想着心事。老刘他们不知道怎样啦？他的身体本来就瘦，撑得住这份折磨吗？他们就这样把人关着，也不问你青红皂白、是非长短。这些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把这么多地方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抓起来，苏区和红军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会不会乘机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千辛万苦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的武装，会不会掉头反水，或沦为土匪？……当院子里的阳光驱散了困扰人的寒气之后，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又像一只只小虫子，撕咬着他的心，使他感到忧心忡忡，精神负担很重。每天放风的这段时间，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全神贯注地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从各种可能性出发，推导出各种结果来，然后又一一地把它们否定推翻，重新再想。他像揉面团一样，反复地在头脑中揉着这些问题。长期的秘密工作，使他养成了走路思索问题的习惯。
即使在坐“牢”的这段日子，他也还保持着这种习惯。然而这眼下已经不合时宜的习惯，可把他整苦了。近乎机械地戴着脚镣行走，铁键磨破了他的脚腕，居然毫无觉察。一天，他正蹒跚地走着，却听身后高朗亭惊呼：“唉呀，文瑞的腿磨烂了！”他低头一看，果然见自己双脚腕子上的皮磨破了一圈，殷红的血一滴一滴地渗滴着，在院子里滴下了一大圈。眼睛里看到了血，才觉得钻心地疼来，顿时，无论他怎么咬紧牙关，也走不动了。高朗亭立即扶着他高声报告带哨的看守，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下了。那看守显得很为难，说这要请示戴局长。马文瑞一听要请示戴季英，心中便来了气，说：“算了，脚磨掉了，我还可以爬！”正说这话时，戴季英来了。他趾高气扬，腰间挎着枪，手里照例提着一根马鞭。据听说这个保卫局长经常随意用皮鞭打人，马文瑞还没领教过。见“犯人”们都围着马文瑞，戴季英厉声喝问：“怎么回事？〃看守说：“他们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去掉。”“凭什么去掉？”高朗亭忙说：“他的脚腕子被磨破了，血流不止。”“磨破了又怎么样？”他一手叉腰，一手用鞭柄指着众人说：“你们可知道，什么人才给他戴脚镣？”见没人答复，他又说：“既然戴上了，还管他什么磨脚不磨脚，只要脑袋没掉，就够宽大了！”他随即转身又对带班的看守说：“不能去掉，这是上面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突然，人群里像什么东西被憋破一样，发出一个声音：“你娘的，法西斯！”大家的目光一齐朝那声音望去，见是一位穿着破旧红军军服的瘦羸不堪的难友，极度的愤怒，使他的脸色变得铁青。这个人，马文瑞以前本来认识，但眼下他被折磨得失了形，听他说话，才知他是张琴甫。马文瑞印象中，他原先很胖，都叫他张胖子，可眼下……大家发愣时，戴季英突然疯狂地举鞭朝那人扑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张琴甫先是咬牙不做声，最后也许实在耐不过，突然抱着头，大喊起来，一边喊一边还骂道：“你娘的，法西斯！你娘的，法西斯！”戴季英的淫威，终于激怒了所有的“犯人”……“你娘的，法西斯！”一个人的喊声终于变成了大家的怒吼。在这惊雷一样的怒吼声中，戴季英提着马鞭的手到底战栗着垂落下来，随即气急败坏地退后几步，说：“你们等着瞧！”就赶紧溜走了。
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一句话不说就从自己的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疗紧贴脚腕的地方。马文瑞很感动，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果然不磨了。他慢慢地走到刚才被鞭打的张琴甫身边，见他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显得很衰弱，衣服上渗出一溜一溜的血溃，几个难友正帮他解开衣扣，査看伤情。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从刚才开始，马文瑞已暗暗敬重着这个很有骨气的同志。张琴甫见了他，双肘撑着地铺挣扎着要坐起来，马文瑞忙俯下身子按住了他。两个难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闪着泪水的目光对视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其实这种时候，也不需要说什么，同志间的心灵，通过刚才院中的那一幕，早已像电闪雷鸣一样，把天地的灵性连通了。仅仅凭着相互间这种理解、同情、信任和感激的目光，也就足以表达一切了。就这样，他们默默地注视了一两分钟，马文瑞终于看见，那张因由胖变瘦而显出许多皱纹的布满痛苦和忧郁的脸，终于浮现出了一丝儿苦涩的微笑。眼见那紧咬着的、透着坚定与刚强的嘴唇，终于张开笑了，马文瑞立即回报以同样的微笑。这时，却听张琴甫说：“马文瑞同志，我早就听说他们也要抓你。你是西北革命中的一个很坚定、很有贡献的同志。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实在令人寒心！”马文瑞没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他心想，这房里关押着的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由上海来到陕北的张琴甫在内，谁又不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过来的？此时，当他握着这个坚强的同志的手，他才明白自己进了这个房子，何以突然觉得不孤独了。这里其实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意想不到的厄运把大家归拢到这里，其实倒是一个绝好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张琴甫见马文瑞沉默不语，便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小声说：“听说中央红军快到陕北了，只要中央红军一来就好办了。我认识周恩来，到时候，我要向周恩来同志告戴季英这个法西斯分子！”马文瑞听了他的话，突然眼睛一亮，小声问：“这消息可靠吗？”张琴甫有些神秘地说：“可靠。”马文瑞有些不大相信，可又希望这是一个确切的消息。
第二天放风时，大家惊奇地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土坑。大伙都觉得溪跷，就相互偷着打问：“他们挖这坑干什么呢？”被问的人心情沉重地摇一摇头，大家突然语塞，问题的答案各人心里早己猜得明白，只是谁也不愿意说罢了。马文瑞心细，他不动声色，一边慢慢散着步，一边偷偷数那些莫名其妙的土坑。不多不少，刚好同他们“牢”里的人数相符，每人一个土坑。显然，他们预备对“犯人”下毒手了。他早先听说，鄂豫皖苏区错误肃反中，许多人就是被活埋的……这么盘算着，眼前这些深坑，突然变得像一只只饥饿的怪兽的血盆大口，狰狞可怖地觊觎着这些蓬头垢面、戴着铁镣的人们。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和不安，感到有一种愤懑的火焰在胸中燃烧起来，感到想极力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但当他举目四望，除了栽着枣刺荆梢的高墙和靠着墙根站立着的哨兵，便是那些褐色的尚在太阳光下散发着湿气的可憎的土坑。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是张秀山，他故意站着，等马文瑞走过来，便凑到身边小声说。马文瑞扭头看着他，见那双深陷在眼眶中的大眼睛，因极度的愤怒和惊愕而有些鼓凸。马文瑞故意避开他的问话说：“不知老刘他们怎样？”“不知道嘛！”“咱们得想办法同外面取得联系。不然，等哪一天夜间被偷着活埋了还没人知道。”“嗯。”马文瑞发现一个哨兵的目光注视着这边，便用肘子挨了挨张秀山。两人不再说话，只是慢慢地朝前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如何同外面的同志联系。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临了感觉到也只有束手待毙一条路。等到收风回到“牢”里，脑子里猛地空白一片，眼前立刻变得漆黑一团。一种绝望的痛苦噬咬着每个人的心灵。马文瑞备感痛苦的是，近十年了，一直同凶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周旋，到头来没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他不愿意再往下想，觉得此刻想这些太沉重、太痛苦，他突然想到了母亲和祖母，想到了米脂事变中英勇就义的六位亲密的战友……这些亲人和同志，正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待自己，可见了他们，又该怎么解释眼下这一切？……就这么想着想着，居然睡着了，梦境居然还充满了欢乐。
头下枕头上的细线画到二十多条，一块砖头即将画到头了。马文瑞估计着，剩下的日子也许不会很多。他很镇定，手中时常捏着衣角的那个圆圆硬硬的东西。那是一块银元。还是离开陕北到三边搞兵运时，马明方亲手交到他手中做路费的两块银元中的一块。一块请老刘和张达志、贺晋年他们吃了鸡蛋，这一块看来只能留下来交最后一次党费了……他盘算着，得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纳最后一次党费的留言，用这纸或布把银元包着藏到墙缝或是地铺下面。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心愿，也是仅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情，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因此考虑得很周密，要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即使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冷静地保持着以往的作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是决定要做的，就要一丝不苟地做好。
主如1930年秋天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陕北地下党的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一样，1935年冬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像远方飘来的一团乌云，刹那间遮天蔽日，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地以刘志丹为首的许多地方和红军负责同志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关押起来，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备受折磨，连准备活埋的土坑都挖好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给事态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首当时的民歌至今流传西北民间：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咱们中央红军到陕甘；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一杆杆红旗迎风展，苏区军民好喜欢。
然而当时，被关押在瓦窑堡的人们并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吴起镇，更不知道在毛泽东亲自布置指挥威震西北的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等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已经进驻瓦窑堡。
马文瑞事后得知：就在党中央到达吴起镇时，张明科、刘锦瑞、龚逢春等人找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苏区和红军负责人被抓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听，觉得情况紧迫，立即派王首道、李涛、贾拓夫、刘向三等前往瓦窑堡找有关领导处理此事。王首道等人临出发前，毛泽东特别叮咛：“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这几位同志接受任务后，星夜兼程赶到瓦窑堡。戴季英一伙正在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情况万分紧急。他们立刻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停止抓人，立即审理释放被关押的同志。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
就这样，马文瑞枕着的砖头尚未画满三十条线时，便被出乎意料地打开脚镣释放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舒展着解放了的四肢，迈步走出“牢”门，望着蓝天白云，深深吸一口气时，心中还莫名其妙地问自己难道果真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