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扭回头，朝南望着遥远的山川和原野。在那川原的尽头，即山川和平原结合的地方，就是有名的庆阳城。庆阳虽属陇东所辖，但是那里的地主老财还在作威作福哩。因为那里有国民党的政府。他想，自己参加革命，号召人民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最终就是要推翻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变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现实。可如今在我军驻防的统战区，还有这等现象存在着！种地的人没饭吃，地主老财却住在庆阳城里享清福！他这么想着，身边早已围了不少老百姓。男女老少都穿得破破烂烂，猴娃娃大多赤着脚走路。七八岁的女娃娃，大冬天还穿不上裤子，裹着一条破毛口袋。马文瑞从那一双双充满期望和信任的目光里，看得出解放区的老百姓感谢共产党率领他们推翻了剥削制度。可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贫穷，你说你解放区好，老百姓还是穿着破衣烂衫，肚里半饥半饱，这算什么好？这时，那个高个子农民说：“政府号召我们学文化，又叫妇女放大脚，这不错。就是眼下这生产劳动，还没人管，催粮要款的倒不少。”声音冷冷的。
马文瑞似乎觉得那声音不是面前这一个农民发出的，而是这些男男女女，是许多许多边区的老百姓的心里话。面前这位心直口快的农民，他问得太好啦，我们不能只向他们收粮要款，而不管他们的生产和温饱。如果是那样，我们同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地主老财还有什么区别呢？便说：
“管嘛，咋能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正才，人家都叫我张大汉。”他坦爽地说着，自己先憨厚地咧着嘴笑了。
众人也随着哧哧地笑起来。马文瑞说张正才，这个名字好。大家要看到，我们的边区政权刚建立不久，我们的各种事业正才开始，暂时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只要咱们老百姓和共产党、八路军扭成一股劲儿，咱边区的事情就好办。”张正才说：“你这个公家人说话又和气又在理，敢问你尊姓大名吗？”“我姓马，叫马文瑞，今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你，该不是马书记吧？”“嗯。”马文瑞笑着点点头。
大汉一听，黑红脸上笑出满脸的圪皱纹，扭头对众人说：“唉呀，没想到今儿个遇上贵人啦！早就听说来了个马书记，好人呀，今儿咱老百姓总算亲眼见到你啦。”说着很激动地上前拉着马文瑞的手，抖动着生满胡碴子的嘴，老半大说不出一句话。马文瑞也很激动。此时，谁也不需要说什么，只感到大家的心灵都是相通的。一个下决心要率领人民创造新生活，一个却要拼着命跟着共产党奔向新生活。此刻，马文瑞握着张正才那双布满老茧的有力的大手，心中又响起了那个豪迈的声音：一定要使饱受战争和灾荒之害，饱受军阀、官僚、土匪和地主土豪压榨之苦的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安居乐业。
这天傍晚，马文瑞到了华池县，见到县苏维埃主席李丕福，开门见山问：“华池县的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李丕福听得，红着脸直抓头皮，老半天回答不上来。窘迫之中，县苏维埃主席打开自己那个时刻不离手的小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许多各区乡上缴公粮、赶做军鞋和参军人员的数字和名单。这个农民干部人很忠厚，工作一贯很积极，只是前一段扩军、征粮任务太繁重，哪里顾得过问农民生产劳动的问题。再说他们华池县，土地条件比较好，只要不遇大旱天，庄稼种下就能收。因此政府的工作中，没有领导农民搞生产这一说。他便老老实实说：“马书记，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没调查，说不好。”马文瑞也不批评他，只问道：“你们华池有个农民叫张正才，你认识吗？”李丕福说：“张正才，我熟悉，老高大个子，人称张大汉。从前给财主家扛长工，碾场的碌碡，他腰一弯就能抱起来。自从分配了土地，他就不用给谁揽工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纳粮交款很积极。”马文瑞说：“今天，在路上我遇见这个张正才，他提了一个问题，对我有启发，咱们不能光管催粮要款，还要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李丕福一听，有些不大理解。农民种地，春种秋收，你不用组织，人家一家一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马文瑞说：“这个问题咱们没调查，也不要急着发言，我看咱们还是到农民那里去请教。有些事情，农民比咱们明白。”于是地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一道来到张正才住的村子里，区长和乡长也来了。村里的农民见张大汉的家里来了“县长”，稀罕不过，纷纷跑过来看热闹，才听说还有一个人，比“县长”的官还大。张正才和村长分头找来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农民，大家盘腿坐在炕上。马文瑞说：“常言道，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今天请大家来开个神仙会，拉谈拉谈农业生产问题。”院里院外围的人不少，张正才家里像过喜事一样热闹。
一个白胡子老汉说：“现如今咱穷人家家户户都有地种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情。可有的人祖祖辈辈就不是种地的，而是赶脚的，分了地也不好好种，有荒的，也有只种不働的。”马文瑞仔细听着，往小本子上记着。李丕福只粗识文字，见地委书记这么认真，也从衣兜里掏出那记着许多洋码字的小本子和铅笔头，蘸着唾沫往小本子上记，那个认真劲儿，就像刚开始念书的小学生。
一个戴毡帽壳的农民接住话茬儿说：“还有几户死了男人，家里剩下孤儿寡母，分的土地不少，就是没人受苦，开春种不上，秋底收不回来，一垧地少收两三斗，也是不得了。”“军烈属和脱产干部的地，由村里代耕，一到农忙时，常常为抽派牛犋劳力扯皮拉筋，叫我们当干部的左右为难不说了，误了农时，军烈属们也有意见。村长把嘴里的烟锅拿下来说。
“还有一说张正才说。“像我们这劳力多的户，也还不少。庄稼种上了，也就没事可做了，想搞个副业赚两个零花钱，又没门路，如果政府出面交涉，事情就好办了。”“还有一说，”那个白胡子老汉又开言道。“如今年轻娃娃撒籽、锄地也不在行，翻地拿粪也干不了，打连枷、操木锨多数是二股弦，得有人教，有人带。像张正才这号庄稼把式，应该多带带娃娃们，不然做庄稼的技术也要失传了。”“还有一说原先只打算竖起耳朵听、并不开口说话的一个农民道。“如今是五谷杂粮种得多，麦子种得少，这影响收成。政府应该提倡多种麦子，少种桃泰。早些年咱这里山地、塬地里的麦子通能收，如今麦子下了川，山里全是五谷杂粮。麦子虽费工，可产量高，五谷杂粮两亩，也收不过一亩麦。”“还有一说……”大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嘴里嚼着张正才的老婆刚刚炒的黄豆粒，拉谈着庄稼经。那些暂且没有发言权的年轻娃娃们，立在脚地、窗外，瞪着眼睛看，竖起耳朵听。庄稼人和“公家人”聚在一搭里正经八百话庄稼，这在张家村还是一件新鲜事。这个别开生面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天明鸡叫唤。人老几辈子都是糊里糊涂种庄稼的受苦人，这回动脑筋盘算起各自的营生来。往往“只断官司，不问农事”的“父母官”，却坐在泥腿子庄稼人的土炕上通宵达旦同庄稼人一起话桑麻。历来只是见多了官府催粮要款欺压老百姓，哪里有入品戴顶的官，同老百姓面对面盘腿坐下来拉谈耕作农事、家常活计。这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咱们的李主席是县官，咱们的马书记就好比从前的府台大老爷，咱们人老几辈子，哪里见过这么好的父母官！”“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听说西峰镇的专员和庆阳的县长出门都带着一堆马弁护兵，生怕老百姓造他们的反。咱马书记、李主席下来，就不搞这一套了，实心实意往咱老百姓炕上这么一坐，真正就像是咱家里一口人。看得出来啦，这政府是咱老百姓的政府，这官也是替咱老百姓做主的官。”街谈巷议，很快传遍了华池县，传到了全地区的各个角落里。在统战区的人民中，反响更强烈，许多人都渴望自己的村子也能像老区那样民主。马文瑞到统战区下乡去，走到哪里都被老百姓围着看。有的老汉、老婆婆拉住他的手，就是舍不得丢，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这就是咱们的马书记？”来年春天，张正才按照李不福的要求，带头在东华池组织起变工队。这种互助合作的生产形式很快在老区兴起来，无劳力、少技术或缺牲畜、农具的农民，再不愁种不上庄稼、锄不开地了。统战区的老百姓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搞起来。到了夏季麦黄时，庆阳、合水、镇原，麦田一望无际，几年工夫，群众的粮食便达到了自给有余，老百姓吃的穿的都不愁，日子过得蛮红火。
革命工作，永远都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永远都是在探索中前行。统战区的工作如何开展，是一个需要在斗争实践中摸索解决的问题。马文瑞知道，陇东地区有三个县是统一战线区。此类地区，实际上并存着两种政权机构。国民党人员，大多是打内战、搞摩擦的反动家伙。这就使统战区的斗争形势呈现出严峻而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