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是原来的苏区，它的发展和巩固，从始至终都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当时的军队、地方政府和老百姓都存在很多困难，困难的原因更是十分复杂。当马文瑞初到陇东，这种种的困难摆在他的面前。在各县的多数地区，并看不到多少像歌了里所唱的那种“三间间房，两盘盘炕”的青砖瓦房，大部分是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和草棚泥屋。有些地方，一户农民只有一间住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下乡去，只得住在群众的牲口窑里。人在靠门窗的炕上睡着，窑掌里便支槽喂着毛驴子。驴子就地拉屎拉尿，搞得臊臭不堪，也只能忍受着。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远远供不应求。夏季穿得破旧一些倒也无妨，冬天可就很难熬，眼看到了隆冬腊月仍然无法换季。上级下拨的布料和棉花，不够缝棉衣，为了节约只得每人发一条棉短裤、棉背心过冬。棉短裤穿着，两条光腿冻得受不了，就用破棉絮衬着打起裹腿御寒。到最后，连短裤背心也没有了，只得四个人发一件大衣。在那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季节里，马文瑞看到一些同志被冻得鼻红脸青，心里十分不安。而当地农民的穿着，也比“公家人”强不了多少，贫困的程度可想而知。在生活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工作任务却很繁重：地方的政权建设需要健全完善；老区的党组织需要巩固发展；统战区需要健全和扩大党的组织；新改编的八路军需要扩大；地方自卫军得加紧整顿训练；各级党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培训提高；公粮要征收；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鼓动工作需要开展；农民扫盲识字和各项文化事业需要发展……真可谓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年轻的地委书记一上任，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问题，像一座座无形的大山，朝他压下来。他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感觉比过去在陕北冒着生命危险于白色恐怖下开展秘密工作压力大得多。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丝毫的畏难情绪，他的那种陕北黄牛一样的一声不吭、勇往直前的韧劲和倔劲，又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他亲自下到各地了解情况，出席各种会议，同各界人士谈心，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虚心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他把调查了解到的各种情况简明扼要地记录在笔记本上，把乱麻一样头绪混乱的困难和问题装进脑子里面，慢慢地分出轻重缓急，理出层次和头绪来，这一切都是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他的力量更确切讲，他的政治家的魅力，就像陕北的黄牛那样，是在沉默中脚踏实地逐渐体现出来的。他时常讲，自己是一个“实际工作者”。熟悉他的人才懂得，这个普通平凡的称谓在他的身上早己具备了特殊的含义。他在陇东开始打开工作局面靠的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实际工作者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创新精神。在新上任的那半年时间里，人们看出来了，马书记是听取意见多表态少，思考问题多讲话少。他也曾下过这样一个决心：务必在短时期内使饱受战争和灾荒之害，饱受军阀、官僚、土匪和地主土豪压榨之苦的陇东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但这个话在开始并没有讲出来，他是在目睹了人民的困苦境况之后，暗下决心的。这一条实际上成了他在陇东七年工作的基本的指导思想。他是等到把困难和问题及其存在的原因揣摩清楚了，对解决它们有七八成把握时，才会表态讲话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态度和讲话，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党组织。因此他每一次表态和讲话，都要力求符合实际，有益于困难和问题的解决。新上任的年轻地委书记，在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工作中，开始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陇东各方面的工作，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整个地区像一部机器，经过努力发动，终于轰轰烈烈地运转起来了。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马文瑞一连好几天，闭门不出，认真阅读这个既简明而又令人十分鼓舞的决议。
“……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作为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工作的领导人，他最能理解中央决议的深刻含义。他深深地懂得，在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进行如此波澜壮阔的、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没有一个坚强而力量无比的党，没有相当数量的信念坚定又富有牺牲精神的党员，是断然不行的。他也深知，身为一个地区党的领导人，应当也必须时刻把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员的发展工作当做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陇东的实际状况是，老区的党组织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战区党的组织必须尽快健全和发展，同时建立发展农会、自卫军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此项工作，他亲自动手来抓。有一位同志被派到一个村子去组织农会。马文瑞事先到过那个村子。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他都清楚。那个同志回来向他汇报工作，说农会组织起来了，有四百多名会员。马文瑞笑问：“四百多名？那是连吃奶娃娃也统计上了吧？
”那个同志是陕北吴堡人，很老实，严肃地说：“那当了。”（意思是“那当然”）可见陇东地区十分注重了组织群众的工作，许多乡村几乎把每一个农民都组织到了一定的团体中。
1938年的冬季降临了陇东。夏季由于天旱，川道里的麦子普遍歉收。山野里坡梁上的五谷杂粮也减了产。临年腊月，马文瑞到华池县下乡，走在路上，遇到不少进城采购年货的老百姓。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肩头搭着背绳和垫子，显然是进城卖干草去来，破棉袄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手里提着一副冻得僵硬的猪肠子。他的身边，跟着一个瘦小的男孩，孩子穿着破单裤，赤脚冻得通红，死死地扯着老汉的破衣襟，仿佛害怕一松手，爷爷就会丢下他跑掉。
牵着马迎面走过的马文瑞，看到这种情形，心情沉重地问：“老乡，岁暮寒天不在家歇着，到哪去呀？”老乡的嘴显然是冻麻木了，布满胡碴的下巴抖动了半晌儿，也说不出话来，急得本来黑青色的脸涨得有些紫红。过了好一阵儿，他才说：“西……西华池卖草去来。”“今年的谷子收成咋样？”“唉，不行。”“你种多少地？”“山地十垧，川地五垧。”“种这么多的地，粮食总该够吃了吧？”“唉，有吃的没穿的，有了穿的就没吃的了。没劳力的人家，吃粮也得靠借，日子过得更紧巴。”“公粮负担重吗？”“公粮倒不重，比起庆阳轻多啦。听庆阳人说，那里种一亩地，除了皇粮国税和地租，逢年过节还得孝敬李大财东。”“李大财东是谁？”“庆阳的大财主。出了庆阳城，土地都姓李。”“他怎么能有这么多的地？”“庆阳城里，数人家的盖造讲究。听说他怕共产党，跑到西峰镇，家里留个小老婆看门。咱们苏区老百姓的日子比那里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