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都笑了。尤祥斋出门时，惊飞了院里老槐树上的一群麻雀。说来也巧，尤祥斋刚去不久，王维舟来了。王旅长，这位已年近花甲的老同志平时进了地委书记的门，总是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乐呵呵地有说有笑。这一次，过来坐在马文瑞面前，却半天闷头不说话。马文瑞以为他还在生尤祥斋的气，便故意问：“王旅长，有什么心事？”王维舟说：“唉，真是气死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昨天夜里有个小战士开小差，抓回来后，某某亲自动手，把逃兵痛打致伤！”马文瑞听得一怔，知道王维舟和驻军的一位负责同志之间又有了分歧。他知道王维舟善良敦厚，对战士十分爱护，平时自奉俭朴，却时刻关心部队战士的生活，只是对军队中的不良现象有时整治不力。而那位负责同志年轻气盛，治军较严，主张“兵不斩不齐”。马文瑞清知他两个人的优缺点。眼下见他那么生气，正想劝慰两句，王维舟又说：“他的这个做法，只有旧军队中才有，我们八路军怎么能这样搞？”
马文瑞听着，拉开抽屉，拿出一盒纸烟。这还是在延安开会时，熟人送的，平时锁在抽屉里，舍不得抽，此刻拿出来，递给王旅长一支，说：“王旅长，先抽支烟消消气。”王维舟见有纸烟抽，便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两个人点燃了烟，坐下来慢慢地抽。老半天谁也不说话。这时太阳出来了，照得院子里槐树枝上的积雪银白闪烁，屋里的光线也越发明亮了。马文瑞注视着低头大口吸着烟卷的老旅长，真不知该怎么劝慰他。他知道那位负责同志的出发点是从严治军，想法是对的，但做法上显然简单了。但战士开小差这可不是小事情，如不狠刹一下，此风滋长蔓延下去，可不得了。王旅长沉默了许久开口说道：“我建议这个问题应当开会解决一下。”马文瑞说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说。不过战士开小差这个问题可不是小问题，这件事我这个当政委的人首先有责任，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我看借这个机会，咱们很好地研究一下部队的政治教育问题，把坏事变成好事。王旅长，你的意见如何？”“我同意政委的意见。”老旅长说罢，又低头抽着烟。显然，他对政委方才的意见，并非心悦诚服。长期的实际工作锻炼，使马文瑞遇到问题时总能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从相对更高一点的角度上来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妥善解决。譬如前一时期，有一件事情牵扯到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团结，原来军内有位同志与庆阳城里一位女子恋爱，并提出结婚。这件事在庆阳城引起议论，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妇联会和专署马锡五专员认为女方年龄太小，也坚决不同意。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影响军民、军政团结。马文瑞了解了各方情况，提议召开个会议讨论解决，让大家在会上都充分发表意见。会上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地委书记马文瑞出人意料地表态支持这门婚事。他讲了几条理由，大家都能接受，问题就此解决。这一次，马文瑞觉得，不能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而是要从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提出问题。对于高级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他历来主张不宜批评过多，一味地要争个是非高下，而是要通过统一认识，提高思想，在此过程中让个人自察自省。实践证明，采取这种办法往往能既分清是非，又维护团结。陇东地区党政军关系融洽与马文瑞的工作方法得当，有很大关系。他的坚定的原则性是寓于灵活性之中的。在工作中，年轻的地委书记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稳妥、公正与很强的原则性，总是以他那独有的含蓄、随和、坦然的形式体现出来。
1940年夏季某一天，延安杨家岭半山坡上一孔凉爽而阳光充足的土窑洞里，毛泽东惬意地坐在书桌前一把没上油漆的柳木圈椅里。昨晚又是写作到天明，上午休息得很好。中午时分，周围静悄悄的。院子的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更显出夏日正午的静寂来。桌上有几封刚送来的信件。他随手翻翻，发现有一封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的来信。他历来很关注来自实际工作中的信息，更重视下面领导同志反映的各种情况。每次西北局召集各地同志来开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总要抽时间把马文瑞、习仲勋、张邦英、张德生、王世泰等几位地委书记叫到一块座谈。
毛泽东每次请他们座谈，都是不厌其烦地随身带上笔墨纸张，边询问，边记录。正是这样的座谈会，使他了解许多来自实际工作的新鲜情况，及时发现那些需要通过调整政策解决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曾询问各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情况，发现文化教育落后是边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马文瑞对陇东各地教育状况了解透彻，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毛泽东拆开那封来信读起来。马文瑞这封简短的信，写得字迹工整，语句简明。毛泽东很喜欢听或看这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报告或信函。由于工作需要，使他们养成了说话写文章简明、准确的习惯。写出的东西，往往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深入浅出，令人信服。眼下这封信，概括地反映了陇东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状况，并讲到准备创办一所“陇东中学”，请主席题写校名。毛泽东看完这封信很高兴。陇东地区的反“摩擦”斗争刚刚取得胜利，马文瑞在领导生产运动的同时，还不忘发展教育。在庆阳城里创办一所中学，培养边区所需要的文化人才，着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这显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这么想着便兴致勃勃地研墨铺纸，提笔按照马文瑞信中的要求，为“陇东中学”题写了校名。恰在这时朱德和刘少奇来了。毛泽东刚刚题好了“陇东中学”四个字，朱德一见，欣喜地问：“怎么，陇东创办了一所中学？”“是呀！”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不，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写信来，要我题写校名。”朱德接过毛泽东递给他的信，很快看了一遍，又递给一旁的刘少奇，高兴地说：“陇东地区生产运动搞得不错，这回又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创办中学，这可又是一件大事情。马文瑞这个同志我听贺龙同志讲过，平时不动声色，很能顾全大局，搞起工作来，心中倒挺有数的哟！对于他们办学，主席应当题字支持鼓励嘛。”毛泽东说：“我题了校名，你们两个也应当题词鼓励呀！”说着笑嘻嘻地站起来，把自己题好的字推到一边，重新铺上一张麻纸，请朱德、刘少奇为陇东中学题词。
此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刚刚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着作《新民主主义论》。等朱德和刘少奇题完词后，毛泽东兴之所至，又欣然提笔为陇东中学题写了“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横匾。这是隗东中学的殊荣，是历史瞬间激起的永远值得纪念和回味的浪花。
几天之后，马文瑞收到毛泽东寄来的题词。展读之时，感动不已。面对那遒劲飘逸的字体，不禁想到了当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握笔写下这几幅横额时，他们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期望，怎样的一种信任和热情呀。仿佛面对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仿佛面对一株在解放区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滋生出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萌芽，那种喜悦和爱怜之情充分展现在他们那自由奔放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之中。几位革命领袖的题词分明像是欢呼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分明像是号召着一种新创造的开始。
在陇东创办一所中学，这是马文瑞心怀已久的意愿。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是陕甘宁边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在陇东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这方面的问题，马文瑞曾经做过调查研究，可以说是胸中有数的。1940年前后，文化相对还比较发达的庆阳县，全县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许多乡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农民过年贴对子是用碗底蘸上墨在红纸上盖圆圈儿。写封信、立个契约什么的，都得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求人。直到四十年代初期，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升学率就更低。1939年全陇东地区有初小学生一千零二十名，升入高小的仅有二十七名。加之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影响，在校女生仅占学生总数的不足百分之十。一次，马文瑞到华池县一个村子下乡，正遇上村里民主选举农会主席。村里几十户，百多口人，竟然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投票时，只得采取一个土办法：让两名候选人各自手中捧着一只老碗，站在众人面前。然后将一升黑豆放在两人中间，投票的人挨个儿走上前来，同意谁个当农会主席，就由升子中捡一颗黑豆放进谁手里的碗中。这种选举办法，很容易闹出笑话。有的农民，怕得罪人。在他们心目中，农会主席是很了不起的角色，谁个落了选脸上都不光彩，因此趁“监票人”不注意，捡两颗黑豆，给每人碗里都丢一颗。这样的人一多，选举结果便成问题。反复好几次不行，最后还是以举拳头的办法解决问题。
这样的事例在陇东其实很普遍，对地委书记马文瑞思想上震动很大。他想，要在边区人民群众中有效地推行民主政治，必须首先改变农民的愚昧落后状况。此后，他向各县提出要求，至少要在各县县城创办一所高等小学。每个区力争开办一所初等小学。有条件的乡村，也提倡私人办学。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地委、专署的重视支持下，全区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到40年代初期，仅庆阳一县已有三所完全小学，两所中心小学，七所普通小学，在校学生六百余人，还有私立小学十七处，学生近三百人。基本上达到了乡乡都有一所小学，有的地方每个行政村就有一所民办小学。加之侧重于成人教育的冬学、半日制学校和轮学的普及，陇东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区最高学府“陇东中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
陇东中学校址选定在庆阳城南街路东一所宏伟的古建筑文庙院内，这是马文瑞亲自选定的。改建工程于1940年2月（旧历正月初一）
动工。首先将文庙大成殿、棂星门改造成教室，又将“名宦祠”、“乡贤祠”改修成教职员办公室兼宿舍，并把大成殿东西两侧的十八间庵房改为学生宿舍，将原有“文庙”二字的木牌坊改建成校门，将院内棂星池辟为花园和学生活动场所。
1940年9月1日，由地委书记马文瑞亲自兼任校长的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人们看见，旧貌换新颜的文庙大成殿里，聚集着学校的师生。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校牌和横匾，分别悬挂在大门口和大成殿门首的显着位置上。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庆祝这空前的大喜事。地区和庆阳县党、政、军负责人都前来出席。首届学生一百多人，精神抖擞地列队高唱校歌：
在动荡的时代里，荒漠的原野上，像开堤的环江水，我们成长，我们欢唱。
穿过山野，穿过海浪，我们是一群天聪的孩子，我们要开辟荒凉，像碧流波浪，文笔峰的朝阳……
嘹亮豪迈的歌声，使整个凤城都欢腾起来了。校务主任陆为公宣布开学典礼开始，由校长马文瑞讲话。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在讲话中，阐述了创办陇东中学的意义，明确提出陇东中学的教育方针和训导方针分别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并且提出生活指导方针为：第一发扬民主作风，提高学生自治能力；第二养成自觉学习、遵守纪律的习惯；第三理论与实践统一；第四师生一致，教师以身作则。
他这个兼职校长，不是挂名的，学校的重要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这些指导方针，是在他亲自主持下，按照上级有关精神，结合陇东实际情况提出来，又经过各方面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学校开办以后，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热情极高，教学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井井有条，但也遇到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匮乏、粮食不足和管理干部缺少。从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半年之内学校仅领到边区教育厅发来的三个月经费。为了保证教学开支，所有教职员工津贴分文未发，公杂费只发三分之一，棉衣亦全未发。特别严重的是，不仅没有钱花，没有衣穿，而且没有粮食吃。马文瑞针对这种情况，亲自批示由地区财政和仓库，给陇东中学拨款两千元，并负责供应所需粮食，同时调配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当年的总结中写道：“陇东党委负责人马文瑞同志亲自兼我们的校长，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在干部方面、经济方面给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陇东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引起了西峰镇敌人的注意，认为这是共产党“营造共产主义”的重要一举，便采取反对破坏措施，马上在西峰镇开办了一所中学（以前只有一所师范〕，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并制造谣言，污蔑我们的学校，争取边区青年，特别是庆阳、合水、镇原的青年到西峰去上学。结果有一百余名学生被敌人拉了过去。马文瑞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宣传部门、各级党政千部都要做好宣传陇东中学和动员争取学生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各种场合和各类会议上针锋相对驳斥敌人的反面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陇东中学声誉的罪恶目的。在他的带领和号召下，全区各方面都热情支持陇东中学的工作，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诋毁挤垮陇东中学的阴谋。学校创办第二年，学生由原先的一百二十二人猛增到二百四十人，加上地方干部训练班，人数近三百人，挤垮了敌人在西峰镇办的那所中学。马文瑞至今回忆起那所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仍然充满了感情，说：“那其实是我们陇东的干部学校。”这所在抗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不仅先后为陇东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培养了两千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而且在贯彻边区教育宗旨和战争时期教育方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誉为陈东文化教育的中心和陇东解放区革命干部的摇篮。
1994年10月，年过八旬的马文瑞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庆阳，访问了他亲自领导创办起来的陇东中学。他坐在热情的师生们中间，背靠新建的教学大楼合影留念时，思绪又回到了当年那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校长请马老为学校题词，他欣然挥笔写道：“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努力奋斗。”马文瑞今天对这所中学的要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对该校的殷切期望是一致的。
1942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也是马文瑞革命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为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号召，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举世闻名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在党内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整风学习运动，叫做“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这两件事情，如果说前者是为了克服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暂时经济困难，那么后者则是为了一个承担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任务的政党自身的健康发展。以后的历史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团已经成熟起来了。
马文瑞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接到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他随即安排好工作便策马动身去延安。到了延安，他才得知是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各根据地准备参加七大的高级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出席开学典礼，并做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
其实，延安整风从1941年就开始了，但只是在中央内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没有公开，连马文瑞他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高级干部都没有给传达过。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报告，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这其实是整风运动开始的标志。开始主要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同王明的错误思想和主张进行争论，到后来就发展成为总结历史经验，批判错误路线，特别是批判土明的机会主义路线。
一个经历过重要历史事件的人，在过后若干年回顾历史的时候，会更充分、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意义。那天，那个陕北早春阳光很好的曰子，当马文瑞和许多党内高级干部一道，怀着几分喜悦、几分新鲜的心情步入延安城北门外小沟坪山脚下中共中央党校新落成不久的大礼堂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经历一次在整个中国革命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紧要关头。他只是和许多同毐一样，一边步履轻捷地朝礼堂大门口走着，一边举目欣赏着这座当时在延安显得很宏伟的建筑物。和许多同志二样，他也注意到了礼堂正门楣上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当初他也只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和这句古代成语的字意来欣赏和理解这幅匾额，并未做更深入的思索。当大家在木花椅上坐定以后，从杨家岭骑马过河的毛泽东与前去迎接他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一道进入会场。这时，学员们都很激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毛泽东神情庄严地走上讲台。他穿着边区大生产中手工纺织的灰土布棉衣，戴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灰军帽，脖子上围着一条手工编织的羊毛围巾。棉袄和棉裤都有些宽大，不过倒使得身材本来高大的毛泽东，显得更加魁梧而富有力量。毛泽东站在那里，很从容、很和蔼地微笑着，看着大家。马文瑞发现，毛泽东比过去似乎略胖了一点，面色也较红润。毛泽东脱去了帽子，刚刚理过的头发，显得很黑，衬托得那开阔的前额更加光亮突出。他站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故作姿态或故作高深的神情，只是那么站立着，面对群情振奋的听众，回之以轻轻的掌声。这就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风采，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的恬淡平静，安详自然，有一种毫不做作、坦荡质朴的魅力，使你产生一种亲切的信赖感。毛泽东微笑着站立了片刻，等待掌声落下后，开始他的讲演。
礼堂的里里外外都坐满了人，连靠近外面窗户的山坡上，也聚集了许多闻讯赶来聆听毛泽东做报告的人们。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掌声随起，善于演说的毛泽东，仍然操着他那大家已经熟悉了的亲切的湖南乡音，用一句极简朴、极平实却又不落俗套的中肯的话语，一下把听众的情绪鼓动了起来。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会场上静如止水，每一双眼睛都注视着讲台上的毛泽东。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