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成祖朱棣及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陵寝建筑始于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宣德二年（1427年）三月完成，前后用了近8年时间。长陵是明十三陵之首陵，规模最大，而关于它的故事也最多。它后来险些被发掘，但最终都躲开了。所以说，长陵是幸运的。明成祖生前杀人无数理应得到报应，所以才有乾隆想偷他的楠木，才有了吴晗想见见他的尸体。但他的确建立了无数功勋，苍天或许有感于此，让它几次三番地躲过了被挖之祸。
术士廖均卿
历代帝王选择自己的陵墓地址都出于对风水的考虑。而明成祖朱棣兴建长陵的出发点却不仅仅于此。未称帝时的他是在北方抵御蒙古的大明王爷，朱元璋死后，他挥师南下攻取南京，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天下。
这在任何封建王朝的士大夫那里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虽然他靠着血腥的杀戮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但毕竟在许多问题上还是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朱棣似乎很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更不习惯父亲与侄子呆了五十多年的南京。又因为他曾在北方抵御过蒙古，深知北京战略意义的重大。于是，他从登基初就想迁都北京。但是，迁都是一件大事，不但要照顾到群臣的意见，还要找一同样的风水宝地作为京师。
五年后，1407年7月，他的大老婆徐皇后病死。当大臣们以封建礼仪要求立即在南京附近安葬徐皇后时，朱棣却没有答应。他准备趁此良机迁都北京。
他先是命令礼部寻找精通风水的人，然后又暗示礼部，风水宝地就在北方的北京附近。礼部尚书赵羾对这种暗示心领神会，况且，他又不是瞎子，皇帝这几年一直经营北京，迁都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他找了许多术士并且将风水宝地是北京的意思告诉了这些术士，但术士们坚决不想违背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许多术士看来，北京那块地方不但不是风水宝地，还是一覆亡江山的邪恶之地。赵尚书辛苦地为这些术士解说，但只有江西术士廖均卿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朱棣便派二人前往北京寻找风水宝地。
术士廖均卿是个传奇人物，据说，此人是地理先生开山祖师杨筠松的徒弟，相传，杨筠松临终时，把一条“赶山鞭”交给了廖均卿。这条“赶山鞭”呼山山应，喝水水流。廖均卿得了杨筠松的真传，年轻时便名噪一方。
他和赵尚书来到北京后，廖均卿就找到了北京西郊昌平县北的黄土岗，当年，那可是一片不毛之地。传说，他一见到这块不毛之地，就大叫大喊，跟赵尚书说，此乃开天辟地以来第一风水宝地。于是，他挥动赶山鞭，顿时昏天黑地，飞沙走石，鬼哭狼嚎。赵尚书在一旁只能闭着眼。只过了一会，风平浪静。赵尚书睁开眼，惊讶非常。原来黄土岗早变成了一块草原。
这在当时来讲，就是幻术。大自然往往不以真面目示人，只有可与天地相感应的术士才能看到大自然的真面目。“真龙穴”被找到的消息立即被快马传到南京，明成祖大喜，亲自御驾亲临。到了“真龙穴”一看，果然好气象，只见三面环山，如拱如屏，气势磅礴，蟒山、龙山分别左右，犹如天然门户。
明成祖满心欢喜，钦定为“天寿山”，廖均卿立即鼓掌叫好：“‘天寿’二字真是绝了。势如鸾风之奔腾，形似金盘之荷叶，穴似铜锣，响中之穴，可以声闻天下。”
明成祖当即宣布开工，赐廖术士金剑一把，银锄一张，要他亲自开穴，廖均卿接过金剑银锄，一锄挖下去，现出一块巨石，金剑一挥，巨石轰然裂开。
猛听得一声巨响，就像是《水浒传》中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天地煞星的石板一样，洪水翻滚，奔腾咆哮，吓得随驾文武百官魂不附体，随即又恼羞成怒，跟明成祖说道：“这个臭术士戏弄朝延，伤害地脉，罪当斩首。”
廖均卿向明成祖慢慢笑道：“万岁，洪水滔滔，乃真龙聚首之处，内有一石盆，两石鲤，不信，待臣取来。”
明成祖知道他能取来，于是就让他取。廖均卿就画符一道，投入水中，顿时，穴内滴水全无，便见一只巨大的石盆内，两条石鲤摇头摆尾，栩栩如生。
明成祖欢喜万分，就指着这块宝地说，“你为朕挑选了如此宝地，要什么赏赐，但讲无妨。”
廖均卿拿出了世外高人的姿态，说：“我不要官也不要钱。因为官再大，只是一时；钱再多，只能受用一世，我要察看天下之山川名胜，享无穷乐趣。”
明成祖立即点头同意，说：“这个容易！”于是，把手中扇子赐给均卿，并在扇中题诗一首，曰：“江西一老叟，腹内藏星斗，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赐尔一清风，任卿天下走。”
这就是关于明成祖长陵与术士廖均卿的传说，但是，它只不过是个传说。廖均卿确有其人，但选取风水宝地的过程却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与浪漫了。可以说，选陵址的过程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大工程。
五选陵址
廖均卿与赵尚书得到明成祖的许可后，昼夜不停地赶往北京。但在中国的地名面前，廖术士的智慧发挥得到了阻碍。
两人最初在口外的屠家营看中了一块山清水秀、王气逼人的地方。两个人先是兴奋了一阵，但经过琢磨，发现如果这个地方上报给皇帝，自己的脑袋很可能就会搬家。因为皇帝姓“朱”，而“朱”与“猪”同音，猪若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这样就犯了地名毁，坚决不能用。
所以只好再找。
他们看中的第二个地方是在京西的“燕家台”，按照廖术士的平生所学，此地在地形地貌上都符合帝王之业的要求，而且，此地多优美的传说和历史遗迹。尤为可贵的是，朱棣曾经被封为“燕王”，再用“燕家台”作坟墓真是相得益彰。他们立即把这一好消息报告给了朱棣，谁想朱棣一看到这个地名，就摇头不已。他想，“燕家”读起来很像“晏驾”，这不是叫自己早死吗。怎么可以用诅咒皇帝死的地方作陵地，坚决不可用。
廖术士与赵尚书就开始寻找第三个宝地，不久后，他们看中了昌平西南羊山脚下的一块地方。他们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地名，又分析了地形地貌，认为此地作为皇陵地址万无一失了。正要报告给朱棣时，廖术士偶然发现此地后面有个村叫“狼儿峪”。他气得大叫不已，猪旁有狼肯定危险，第三个宝地就此放弃。
古时的风水先生寻找宝地，要么只需要一次就能选中，如果一次不中，那么，就只能撞运气了。这似乎很符合“好事多磨”的中国俗语，廖术士在选取了三次宝地不中后，心灰意懒了。开始了在北京的旅游。
两年后，他在北京西发现了潭拓寺，根据他的解释，此地实为皇帝百年之后的最佳休息地，他建议明成祖拆除寺院修建皇陵，明成祖杀了那么多人，害怕佛祖惩罚他，就坚决不同意。
从1405年开始，一直到1407年，廖均卿总算找到了今年的长陵陵址。600多年的那天，廖术士来到了昌平北20多里的地方，周遭看了几遍后，大呼此地乃“吉壤”、“风水胜境”，当时，这个地方叫黄土山。
赵尚书把选好的地址快马报给明成祖，明成祖拿过廖均卿的分析报告，立即率领百官北上。到了黄土山，明成祖大为赞赏，只见此地东、北、西三面群峰护卫，形成护屏，既挡风沙侵扰，又可防止“风水”外泄。怀抱平原，豁然明亮，平坦无阻，直泻京师。
尤其让明成祖高兴的是，在其南面左有蟒山，右有虎山对峙护卫，为天然门阙，使这块“吉壤”广袤40平方公里，规格严整，天然独特。从军事角度来讲，此地易守难攻，如若驻军把手，既可守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
关于长陵的地形地貌，清人顾炎武曾赞叹道：“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据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康家庄、陵地原有康家庄。长陵之东百余步有土一丘，康老葬焉。康老者，明初以前人也。”；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
这样一个地方本已经很完美了，但朱棣又皱起了眉头。因为他觉得“黄土山”这个地名太土，自己贵为天子，岂能是“一掊黄土”掩尸？
但是，也正如你看中一件衣服一样，只要你看中了，价钱上当然好商量。群臣见皇帝真的是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在朱棣生日那一天，联合上疏，请求改“黄土山”为“天寿山”。朱棣欢喜得不得了，决定立即动工修建长陵。
建陵地址终于被确定下来，廖均卿因选址有功被授予高官，后来，他跑回老家隐居，明成祖又派人把他追了回来。并跟众人说，此人乃是天下第一奇才，但看他选中陵墓遗址的眼光就不是凡人所能望及。
我们自然不排除明成祖这样讲的目的是真的出于对黄土山之宝地的喜爱，但他仍旧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人事考虑的。也就是说，他想证明自己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因为有风水先生的证明。
那么，他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早在他当燕王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北京的重要地位，北京北面山岭起伏，构成了天然屏障；难免有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纵横驰骋。历代王朝的汉家皇帝都把北京看作是进攻北方游牧民族和保卫华北平原的重要根据地。同样，北方的游牧民族若入侵中原，第一个攻击的目标也就是北京。东周时期，燕国和秦国都在北京附近精心修筑长城，到了三国时，北征的将领都在北京储粮屯兵来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隋唐二朝在征讨高丽时，把北京作为后方基地。特别是到了唐朝末年，北京成为藩镇们必争之地。
虽然汉族王朝这样重视北京，但真正把北京作为首都的却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金朝、元朝都把首都建在这里。明成祖敢把都成建在北京，其眼光与魄力足让人钦佩叹服。在他看来，只要守住北京，就是挡住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入侵。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坟墓建在北京，因为在“忠孝”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后代必会在这里死守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宗陵墓。守住这里，也就是守住了北京，由此守住了大明的天下。
长陵的血腥与残忍
建造皇陵历来都是一件百姓血肉横飞的浩大工程，与其他皇陵建造相比，明成祖的长陵更是变本加厉。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八日，明成祖正式命武安侯郑亨前往祭告天寿山山川，破土动工，并命武仪伯王通具体掌管营建事。于是，就开始了大规模营建长陵的工程。百姓的血泪史也就从此写下了第一个字。
明成祖为了要建造一个与众不同的陵寝，建议用世间最珍贵的楠木作为建筑材料。而楠木常产于四川、湖广、江西等省的深山老林里，北京附近是不产楠木的。而且这种木头生长百年才能成材。在修建陵墓的过程中，明成祖常派朝中高官亲自前去督办。这些高官到达南方后，为了完成皇帝交给的命令，对人命一事忽略不计，动用当地军队与百姓进入深山中，明朝时的南方原始森林并不属于人类，而是野兽的家园。进入深山的人们要么被野兽吃掉，要么就死于不知名的疾病。采伐一根木头要用上许多天时间，而由于楠木体积太大，当采伐完后还不能将其运出。只能等雨季到来，山洪爆发，靠着洪水才能将木材漂流出山。然后再用人把它拖到江河边，结筏运送到北京。
就在江河结筏而运的过程中，又有无数人被汹涌波涛夺去生命。在当时的条件下，采伐的楠木到达北京至少要三年时间，可到达北京后，十根木头也只能剩一两根的样子了。运送到北京的每一根楠木都沾染上了百姓的鲜血，在路途中的巨大花费使得楠木“价值连城”。
但这并不是明长陵最残忍的地方，最残忍的要数人殉制度了。所谓人殉制，就是用活人殉葬。中国的殉葬制度始于殷商时期。但是，殷商时期的人是相信人死以后，灵魂要去另一个世界生活的，所以，他们认为墓葬是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一切都应该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事。
我们现在绝不相信这种愚蠢的想法，但在殷商时，这是一个不需证明的事实。每当奴隶主贵族死后，他的家人都要找奴隶为之殉葬，以供其死后奴役驱使。殷商以后，周、春秋、战国、秦朝都沿袭这种制度，但若说此时的人们还和殷人一样对另外一个世界存着深信不疑的态度，那就是另一说了。这个时候的殉葬似乎只是一种习俗或是一种表现权力的方式而已。《墨子·节葬》篇谈到当时的殉葬情形时说：“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西京杂记》上提到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的坟墓时，说里面只有一个男子，其他的百余名女子大概都是殉葬的宫婢、妃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