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办学为何盯上小学生
为了减轻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教师不得以任何名义，举办任何形式的收费补习班，曾以文件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使得一度火热的补课热逐渐降温，有如昨日黄花。然而东边不亮西边亮，社会办学乘虚而入，补课热再起波澜。这些社会办学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办学许可证，有当地物价部门的收费许可证，手续齐全，合理合法。然而，与前几年的学校补课热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出一辙。它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因其较高的收费，更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特别是一些有关系、有权力的举办者把这类社会办学直接办到小学校园，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平时是公办学校，双休日却变成了社会办学。在社会办学上课的老师大多是原学校的行政领导、骨干教师。一位身兼两职的老师深有感触地说，他参加社会办学，一个月上l6节课，月薪500元，而平时上班一个月将近60节课，也只能得到这个数，况且天天要坐班，期终年终还得面对各类考试、考核、检查、评比，何乐而不为？对举办者来说是财源广进，以至于有人加入到此类社会办学中来。权力办学、关系办学，成为教育战线新的腐败现象。由于兼课的丰厚报酬，一些有名气、有门路的老师热衷此道乐此不疲。一些行政领导，因为行政事务多在学校本身就不上课，或者只象征性地上几节课，现在便可堂而皇之地私活公干了；那些走穴的老师，面对公办学校与社会办学收益上的反差，上班也就没有了积极性。而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兼课的老师，看到自己班的肥水流到了别人田里，免不了眼红心跳，牢骚满腹。有人戏称，社会办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有人如法炮制，暗地里办起了收费补习班；更有胆大者，把学生拉到自己家里，少则三五个，多则十来个，红红火火地办起了家教。学校领导由于大多参加了走穴，有的则与举办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面对此情此景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即使要制止也难动真格的。补课风死灰复燃。
与前几年学校老师补课收费引起家长的意见之大相比，如今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社会办学，家长似乎反应平平。为何会出现这种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呢？原因有三：原来是老师为自己的学生补课收费。正因为是自己的学生，家长难以接受；而如今是社会办学，不是自己的教师，收费仿佛合情合理。二是在社会办学中兼课的老师职称高、荣誉多、资格老，增加了家长对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信心。三是与聘请家庭教师相比，经济上要合算些。如今聘请家庭教师1小时收费l0~15元，而在此类学校学习l小时只需5~7元。正因为如此，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社会办学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应有重视。
加压再加压，中国学生到底能承受多大压力？
每天要上ll节课，考试频繁到不仅有中考月考甚至天天搞测验，习题多得被编了名为《最近比较忙》的歌课时多、考试频、作业量大，成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方面。
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这首在许多地方中小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歌曲，表达了他们因沉重的学业负担而造成的厌学情绪。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约半数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
1999年，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大型调查。对6~14岁的城乡少年儿童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小学和初中生每天写作业时间、在校学习时间及睡眠时间等三项客观指标，了解少年儿童的学习时间和课业负担。统计结果表明：小学l~3年级中的67.2%的城市少年儿童和45.6%的农村少年儿童每天写作业时间超过国家规定标准（30分钟）；小学4~6年级中的36.8%的城市少年儿童和26.3%的农村少年儿童每天写作业时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60分钟）；20.6%的城市初中生和20.1%的农村初中生每天写作业时间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5小时）。此外，这些中小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也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由此造成有46.9%的中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标准（9小时），其中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的占8.2%；7小时的占l2.6%；8小时的占26.1%。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国家统计局l998年在10个省的调查也同样得到证实：中小学平均每天在校时间8.8小时；80%以上的小学生每天作业量在2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完成作业需2小时以上，高中生的作业量更是不断递增。
过重的学习负担，是导致学生厌学的直接原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项相关调查显示，因为喜欢学习而上学的学生中，小学生仅占8.4%，初中生仅占l0.7%。学生们最喜欢的学习方式依次为实验、用电脑、读课外书。
为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国家规定，学生睡眠时间应有保证：即小学生l0小时，中学生9小时。然而，从现实来看，一些学校与家庭却在有意无意地剥夺他们的睡眠时间。专家和教育研究工作者指出，这种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状况无疑与当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会导向存在的偏差、失误有关，必须彻底改变。
谁帮孩子们挺起脊梁？
作为全国数以亿计的学生家长中的绝大多数，也许至今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如今是怎样坐着上课：将厚厚的书包放在椅子上垫在背后，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而且这种现象起码延续了七八年之久潜在的危害毋庸讳言长期不正常的坐姿势必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影响未来的脊梁。关键是形成的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狭小的教室面积，紧缺的教学经费，膨胀的学生书包很难找到一个部门应对这一现象负责，这或许正是这一现象延续至今的原因。
1997年2月28日的《北京青年报》就此现象展开了讨论：
这里所要阐明的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对这一现象的重视程度。这一套桌椅与一只书包间的矛盾，再次提示了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书包生产厂家没有调查学生的实际困难，各有关方面没有采取果断措施阻止这一现象继续发生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可以用如果造以下旬子：如果每个班级的学生适当，教室不再拥挤，书包可以挂在桌子侧面；如果能够有一部分资金，可以在教室后面增添一排书包柜；如果书包厂家不是华而不实，而设计出既可放入课本又有一定容量的书包，也许对亿万孩子和厂家都是幸事；如果学生负担确实得以减轻如果教育改革、教学管理再有进步或许，不再继续听任这一现象的延续，将标志着我们向文明社会的进一步迈进因为它确乎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孩子。
我宁愿花300块钱为孩子买一个健康脊梁
我宁愿花300块钱为孩子买一个健康的脊柱。一位家长如是说：我无法形容我第一次听说现在的孩子是背靠书包、半个屁股坐着上课时的心情！回家后赶紧问上六年级的儿子，他们是否如此？回答：是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最可怕的是天长日久。6年！一年300多天，天天如此，6年！正是在他们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而且，前面还有6年在等待着他们（据说中学也如此）。
我自以为不是那种娇惯孩子的家长，但孩子的健康却是一生的大事。甚至还傻傻地叮嘱他上课坐直了我知道小孩子不懂事，将来懂事了，悔之晚矣。但我却万万想不到告诉他：把书包扔在地上！
其实当我告诉他把书包扔在地上之后，他也没有这样做，因为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可想而知，如果你去问方方面面，那方方面面都会有一番自己的道理和难处。于是和许多问题一样，都认为应该办的事，却都办不了，陷入一种集体无奈状态，于是，都认为不该存在的事继续存在下去。
大概说来说去又是钱。据说换一个新的书桌要300元。而作为一个家长，我宁愿花300元给孩子买一个长期使用的座位，买一个健康的脊柱。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呼吁，不要等着扯清楚了上边统一部署，其实真要有心解决，每个城市、每个学区，甚至每个学校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办法。再不行，校长你开个家长会，专门研究这事，大家献计献策，我就不信办不了。六学生上课摔倒惊动报社记者1996年11月某日，正当北京记者开始关注肥胖的书包与狭小的桌斗间的矛盾时，无独有偶，上海《文汇报》登载了下面这篇文章：
书包胖大课桌小只得挤占座椅学生上课坐不稳突然仰面跌倒静静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聚精会神地上课，突然，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两位学生仰天跌倒在地。这是发生在静安区某学校真实的一幕。班主任上前查看，元凶竟是学生的课桌椅。
笔者调查发现，90%以上学生的书包不能顺利地放入课桌内。经测试，一般的课桌能容纳的厚度在14厘米左右，而一只装满书册的学生书包平均厚度在22厘米以上，从几所学校的情况统计表明，现在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只能将书包套在身后椅子的边上，屁股只能坐一半甚至不足。学生上课稍有不慎或者思想不集中，很有可能从有一定坡度的椅子面上滑下倒地。
由于学生书籍的增加导致书包体积越来越大，老面孔的课桌将书包拒之门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小觑。
首先，书包放在身后，上课及写作业时频频地转身取学习用品。一般学生从早至晚转身十几次不足为奇，既影响了学习，容易造成走神，又可能发出碰撞的声响干扰课堂纪律。
其次，长时间坐一半椅子，加重了学生体力消耗，身体经常前倾，不能靠背坐直，还会诱发脊椎弯曲等疾病。
再次，此种情形如不及时得到改变，容易使那些好动、顽皮的学生在课堂上跌倒而酿成事故。
笔者恳切希望社会重视这一问题，给老面孔的课桌会诊一番，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和学习，能否动动脑筋，使沉甸甸的书包早日重返课桌内。
《文汇报》的记者是敏感和充满爱心的，遗憾的是在应试教育烽火连天的当代中国，谁会去真正理会这样的呼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