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算顺利，一下子就考上了。哈尔滨有个女孩叫梁苹，考了3年楞没考上，连租房子再交学费，听说家里房子都卖了，也没考上，回去了。我们都没什么作为，想让孩子出点儿成绩。家长来陪着，一是对学习有利，二是怕被有些孩子拐带坏了，毕竟孩子还处在是非不分的年龄。这个学校一些孩子穿着讲名牌，旅游鞋一千多一双。我要有那么多钱，我不会给孩子这么花，这样孩子不会珍惜家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他爸为了挣钱晚上到酒店去伴奏，现在这个活也没了，哈尔滨大酒店都不景气，养不起乐队。他爸业余修修琴，一些朋友帮着找点活干。附中的这些孩子，你说他明白，他做糊涂事，你说他不明白，他什么都知道。正是这个年龄，不陪不行。
孔怡欣：“我现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赌博。”
来自沈阳的郭帅去年考上音乐学院附小六年级，小提琴专业。陪读的母亲叫孔怡欣，40岁，是位中校军官，就为了陪读，她复员了，成了一名家庭妇女。
孔怡欣：
我儿子4岁半开始随姥爷学琴。我也是从小跟父亲学琴，后来考上部队文工团。我弟弟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姥爷也想把外孙培养出来。我和我爱人都在部队，孩子一直由姥爷姥姥带。1995年招生时，我带孩子来考“小五”，孩子一直进了三试。那年5个学小提琴的进了三试，只要两个。我孩子没被录取，但我们心里有点数了。考完试在北京找老师。我们两个星期来一次，早上从沈阳上车，晚上到北京，第二天早晨到阜成门买回程车票。这样星期五到，星期六下午上课，星期天早上4点多又走了。
到了年底，我打报告要求转业。我当了24年兵，先在文工团，解散后又到部队，先升了上尉，又少校，最后从中校复员的。复员就意味着部队给你一笔钱，人家就不管了，心里挺难受的。工作习惯了，在北京屋里一呆着，特别不踏实，闷得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天天买报纸看。我想最起码陪儿子到初中毕业，因为孩子从小生活能力差。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最高的，我们在沈阳拉得再好也是业余的。只有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才算迈进了专业的门。孩子能成为音乐家，首先要有音乐天赋，家长必须下功夫培养，老师再好好教，三方面缺一不可。这孩子挺敏感，来了几天就说我们班上谁谁家攒了多少钱，一看他家就有钱。我问郭帅你怎么看呢？他说那些有钱的除了自费生就是支教生，专业上不怎么好。我跟他讲我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家庭不一样，我们应比谁琴拉得好、文化课学得好。我平时不许他在外边吃零食。有一次他在学校吃苹果，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我说这事虽小，但哪个学校允许学生在学校里随便吃东西？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现在又不能去工作，发挥自己正常才能，所以心里不平衡。有人劝我搞搞传销什么的，可我不是做买卖的人，也可能搞政工搞习惯了。文工团解散到政治处搞宣传，总是在教育别人，不适应商业社会。
这房子每月租金450元。我们娘俩每月花销1000多元。有时一细想挺害怕，就部队给的这点复员费，也就够在北京生活3年左右。这笔钱花光了没有着落。爱人在部队是固定工资，全给我们也不够花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赌博。好多人劝我不能为了孩子把自己的事业全扔了，可我不扔，孩子出不来怎么办呢？
朗国任：“几年了，无论是风是雨，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比过去上班还准时。儿子进了琴房，我就窝在窗下听老师讲课，手拿笔记本记下老师讲的重点……”
来自沈阳的朗朗1993年考入音乐学院附小钢琴专业，他陪读的父亲叫朗国任，今年44岁。原在沈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拉二胡的朗国任是个矮壮的汉子，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他的陪读生涯其实在沈阳就开始了。儿子3岁开始学琴，每个星期天他带儿子去沈阳音乐学院上课，5年多的时间里没缺过一次课。1991年朗朗在沈阳青少年钢琴比赛中获得业余组第一名，1993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准备考附小的一个插曲令人感慨不已：辅导朗朗的一位老师在临考前数月提出不教了，沈阳的朱雅芬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位老师。这时是节骨眼上，孩子也有点泄气，平时是早晨6点起床练琴到7点，中午练1个小时，晚上再练3个小时，可一天中午朗朗和同学出去玩了，回到家后当父亲的拿出一包消炎药扔在儿子面前说，要么把药吃了，要么爬学校8层楼跳下去！儿子第一次见到爸爸如此愤怒，他叫了两声爸，当父亲的盯着儿子说不吃药就跳楼，你先死我后死！面对推门而去的父亲，儿子将热水倒在桌上，摔了药瓶，大声喊我不吃怎么的吧……
父亲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了儿子。1994年，入学刚一年多的朗朗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1995年，朗朗参加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少年甸琴比赛，获杰出艺术成就奖第一名’。世界的目光在此向东方倾斜一一而这骄人成绩的背后，除了老师的培育，当父亲的付出的心血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朗国任：
几年了，无论是风是雨，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比过去上班还准时。儿子进了琴房，我就窝在窗下听老师讲课，手拿笔记本记下老师讲的重点。我让儿子把小录音机带进琴房，把课程录下来。大冷天我在身上裹一件军大衣，挡挡西北风。我原来在沈阳空政文工团做二胡独奏员，后来民乐不景气，自己又没成名成家的可能，心想老子不行儿子上，民乐不吃香了咱搞西洋乐器。
家长各有各的优势。我的优势是学过民乐，搞过配器，音乐上懂得多一些。别的孩子大多是母亲陪读，做饭洗衣照顾好孩子，这些做父亲的不行。我炒个白菜往里搁点肉，早晨煮点牛奶打个鸡蛋。朗朗皮实，吃什么都长肉。我有时在业务上比儿子还钻研。白天儿子跟老师学，我帮他记。回到家里儿子练琴，我在一旁听着，有什么不对了指出来，提醒他老师是怎么说的。晚上儿子睡了，我洗洗涮涮之后听听MP3。中外专家来学院讲学，儿子没下课我先去占位子，儿子听不着的我都听。几年来我听专家们的课比儿子都多，把听到的东西拿回去和儿子分析研究。后来我不但辅导朗朗，还自己带了几个学生。
工作、家庭当然是牺牲了很多，但后来是牺牲得比较习惯了。有时把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合计一下，甜的时候就那么一刹那，其余的时候都是苦的。苦的时候我能老20岁，甜的时候我一下能年轻40岁，只不过这种年轻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一瞬间，99%的家长都没有。两代人造就一代人，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过来的。
王晓敏：“我不是一位为了孩子能牺牲一切的母亲。我和儿子之间的亲子之情绝对到不了让我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地步。我现在做出牺牲是不情愿的，真的是无可奈何。”
王晓敏原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青年栏目是全国电台最早出现的一个杂志性栏目，多次在全国青年节目评比中获一等奖。她于1992年来京陪读，那一年学长号的儿子13岁。她陪读的原因比较特殊：进入青春期的儿子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专业课越来越差，脾气喜怒无常，发作起来不管死活。刚入学不到半学期老师就反映他情绪不好，很危险。于是她在1992年8月向台里递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