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能否将包袱变成钱袋
林雪
新闻背后的新闻
1998年11月下旬，成都报界爆出一大新闻：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体制的60多个用人单位，提前一个月进驻我国电子综合类大学中综合实力位居第一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并且斤出了以往人们望尘莫及的高薪抢购电子通信类人才，最高年薪开到14.8万元！
毕业生与在校教师的待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传媒很快又爆出一条标题为《电子科大撑不住了》的新闻，报道了该校教师“军心动荡”的情况。其实，全国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老师“撑不住”，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有数据表明，近年来全国重点大学的一线教师，每年约流失10%，而成都电子科大仅通讯学院的一线教师，近年来就已经减少了40%，其中20%是因为老教授退休后无法补充，而80%是因为80年代留校的博士生流向国外。这个学院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担负着国防和民用通信的重大科研项目。可是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20个人中就有7人出国，1人去公司。主持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国家863计划专家李少谦教授说：“走的这些人，都是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囯家来说是无法替代的优秀人才。现在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起用本科生留校，搞教学和科研，这简直是在国际同行中闹笑话。因为在国外像我们这样档次的学校和专业中，留校的起码都是博士，而我们却连硕士都留不下来。”这就难怪现在有人私下评价国内的好多名牌大学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设备，三流的教师”了。
这些年尽管国家也很重视教育投入，但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来投入教育，至少要占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为了解决教师的收入与市场的差距，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悚慨解囊。最近香港巨富李嘉诚先生拿出1000万元设立《长江计划》，用于奖励全国高校中的100名“10万年薪教授”。这个计划落到像成都电子科大这样的重点高校，只有一两个名额。即使落到中国高校“重中之重”的北大，也只有13个名额，而北大的教授却超过千人。
完全依靠国家投资的路走不通，企业家的赞助看来也只是杯水车薪，那么教育的投资又从哪里来呢？
“教育是一项最合算的投资”
择校，这几年全社会对此褒贬不一，但被择的学校从中获得了丰厚的资金，大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并提高了教师的待遇。那些有足够信心的中小学已经加大了自身改革的力度。成都市的一所中学已秘密定出奋斗目标：力争在很短时间内，把教学水平提高到社会公认的标准，然后争取由“公办”转“民办”，彻底和皇粮告别，也和一切约束教育自身发展的条条框框告别，凭自己的本事挣饭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学的死气沉沉。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这样处在发展中的穷国却是百分之百地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从而使得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目前高校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1一2万元，而实际上现在学校每年向学生收取3000元左右的学费，就这些钱，学校也以学生的助、奖学金和困难补助等方式，将其中的70%-85%返还给了学生。除了国家对招生名额的控制之外，也由于多招一个学生就得多补贴一笔钱，学校对于扩大招生不积极，致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升学率至今严重偏低。与此同时，教育的市场却在迅速扩大，全国居民的储蓄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他们对于小汽车大别墅之类高等消费的兴趣，恐怕远低于与自己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可是就目前国内大学的招生体制，他们中的絶大多数人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
这种现状恰恰给早已产业化了的国外高校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契机。他们瞄准了中国每年200万落榜生，以高于本国学生若干倍的收费，来中国开拓“生源市场”（其中公立大学的收费为2-2.5万美元左右，私立大学则在2.5-3万美元之间），每招收一个中国学生，学校将获得1万美元的利润、并扩大本校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
1999年3月13曰，教育部出国服务中心在北京举办的“‘99国际高等教育展”上，16个国家的百余所教育机构争相前来中国招收留学生。前来咨询的有很大一部分是高中生的家长。而在相对偏僻的四川，1998年期间自费出国留学的900名学生中，中学生就有200名。按照所签的合同，出国的学生将在相应的大学上一年的预科，补习英语及其他功课，然后通过托福考试，直接升入该学校半工半读，并由学校提供打工的机会完成学业。
很显然，市场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地沖击着中国的教育，而至今在这个潮流面前紧闭着大门的中国高校，眼看着大笔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不可能不受到震动。其实早在好几年前，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放在教育部的首肯下，悄悄地搞过一个试点：在名牌专业中特设一个班，收取一批分数线在一定的范围内的高考落榜生，并为这些学生定下每人一次性收取10万元的天价。据东南大学的某位领导后来讲，他们当时还很担心：这么高的价格会不会有“买主”，谁知消息一经传出，报考者蜂拥而来，真正做到了学生、家长、学校都满意。只是好景不长，由于其他学校也纷纷要求效仿，这样的“特设班”以后就再也没有办过。东南大学的领导谈起此事现在还非常感慨：“只要让我用一半的名额来办成私立大学，我将不要国家的一分钱，就能养活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重点大学！”
看来自己花钱去读书，既是国民自身的需要，也是高校和国家的希望。面对这种“需要”和“希望”，中国教育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
贫困生怎么办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尊很著名的雕塑：一个学生一边啃着面包，一达在看书，雕塑下面刻着一行字：没有免费的面包。参观该校的中国学者们认为，这句话其实也应该在中国的大学生中推广，包括其中的100万贫困生。
我国现有大学生590万，其中五分之一属于来自边远地区和城市里的贫困生。按照现在每个大学生一年平均1.5万元的实际费用计算，如果像以前那样完全由国家来管，就得150多个亿。
解决贫困生的学习费用，应该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学习期间经济保陣体系。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按现行的方式录取，不另加收费用；对于分数在录取线以下的学生，则按照等级收费；在国内国外有一定声誉、毕业后能够获得高收入的专业，则可以提高收费的标准，用以加强自身的软硬件建设，扩大招生的规模。学校还应该从收取的资金中拿出钱来，增加奖学金的名额，提高奖学金的金额，以资助那些家境贫困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与此同时，学校应该许可学生们半工半读，并为之创造条件（比如提供打工的机会等等；）。对于实在没有经济能力维系学业的学生，应该允许他们延长学习年限，让他们能够在梓到钱之后再回到学校来读书。此外学校还应该鼓励没有条件打工的学生，到银行借贷低息学习货款等等。只有断了免费面包的来源，才会断了渴望“免费面包”的念头。外国的大学生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学业，好多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长大的中国学生出国后，也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个人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潜能是巨大的，应该相信我们的贫困生也能够在学校和社会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这种潜能发掘出来。
中国教育的症结不是缺钱，而是缺现代化观念
有人说，国营大中型企业所有的弊病大学都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没有的弊病大学也有。首先，大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市场”的观念，几十年来所设置的专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导致了社会上有些不急需的“冷门”专业学生难以就业，留校和“读研”、“读博”的学生增加，可是读出来之后依然找不到研究课题，招不上学生，形成不良循环。而像电子科大的那些社会急需的“热门”专业，因为学生一毕业就有几万、十几万的年薪，再加上所交纳的费用只比“冷门”专业多500块钱，使得高考生和要求“读博”、“读研”的学生大幅度上升，学校却一不能扩大招生，二不能提高收费来吸纳资金，都说这是在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因为年轻教师的流失和老教授的退休，加上种种限制，近几年，通信学院研究生的录取系数曾经高达20：1，即使这样，一个研究生导师还得带十几个研究生。经费缺乏又不能正常提高学费的标准，这就逼得高校从旁门左道去槁“创收”，从校长到老师都忙于去办工厂、办公司，办各种各样的“创收班”，从而对学生中的“经商热”火上加油，导致校园里人心浮躁，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大学里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久有“校级领导一走廊，系处领导一礼堂，其他领导一操场”之说，好多学校因为非教学一线的行政人员过多，正在把“力争让一线教师的比例达到50%”作为备斗目标。再加上学校办社会，包被越背越重，各种各样的漏洞也非常多，国家每年从国民收入中提取的教育经费几乎没有落实在教育事业本身，而是变成了养人的“人头费”。
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无法进行，主要的原因是“缺钱”，其实主要是缺乏现代化的观念。那些一直都想拼命保持这片“神圣的净土”的人，应该认识到教育其实也是一项关于人才的产业，它根据社会发展的市场需求产出社会发展急需的高质量人才。有报道表明，美国教育产业的产值目前已处于所有产业的第3位，仅吸收留学生一项其产值就处于所有产业中的第5位。明白了这一点，才可能意识到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企业”，国家应该像对待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给它以足够的自主权，让它能够和多年来的“小社会”分离，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设里专业，根据自己的能力招收学生；还要让它利用市场的手段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人才，确定给这些人什么样的待遇，并根据市场的“价格”来调整自身的价格，自己养活自己。然后让国家腾出手也腾出钱来，保护那些不能进入市场的基础学科，更重要的是把我国九年制基础教育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以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
竞赛需要规则和裁判
改革开放的20年里，我们在许多领域反复经历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不良循环，教育也不例外。教育部前几年也以委培、代培、自费和其他形式，在下放权利方面作过尝试，结果却出现了文凭过滥、教学质量下滑等问题。据说某个地方党校为了“敛財”，根本就不顾什么教学质量，一下子就发了上千张硕士文凭，以致有的名牌学校为了维护自己学校的名声，宁愿受穷，也坚决拒收“委培”之类的学生。这样的举动为坚持“教育良心”的人们，抹上了一笔悲壮的色彩。
就像设立比赛项目的同时必须设立规则一样，我们的大学在市场这个广阔的赛场上开展竞争的同时，也需要设立规则，这个规则首先--I靠市场来执行。中国在培育市场走向成熟的同时，也促使了市场中人自身的成熟，即使是对电子科大那样“热门”专业的学生，企业在抢聘的时候，也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英语没上四级的不要，专业课程不及格的不要，两门或者三门功课在60分左右的不要，还要征求导师的意见等等。最近华东某大学还对用人单位作出承诺：毕业生不合格包退，重新“回炉”培训学习。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日益成熟的市场上，学校将是学生选购的“商品”，而学生毕业之后，其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也将成为被社会“选购”的主要标准。和一般的日用品消费品相比，人才这种“商品”的质量更是关系到“顾客”最切身和最长远的利益，对学校和学校培养的人才的优胜劣汰就将在这种利益中苛刻而且公平地进行。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学将依然是国民仰望的殿堂，是高高在上的“卖方市场”，关闭了多年之后猛地一下子放开，同样会冒出许多的“假冒伪劣”，这就需要监督，也就是竞赛中的裁判。只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裁判不能仅仅依靠高校的“亲爹妈”一各级教委来充当，而要依靠应用人才的整个社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着许多社会评估机构，它们聘请社会各方面的专家，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对本国乃至世界的高校进行排名。这些排名因为公正，有着很高的权威性，对学校的声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监督方式，我们也不妨尝试尝试。当然，新闻的监督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
谈到高校权利下放问題的时候，成都电子科大的李少谦教授建议可以先在国家一些重点院校--比如列入了“211工程”的大学中试点。因为这些大学毕竞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意识，很多学校都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名气，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就在这篇文章即将完成的时候，教育部出台了1999年高考的七项改革，在一系列以“下放权利”为宗旨的条例中就有一条：给予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和34所已经批准进入“211工程”的中央部属院校以的招生计划调节权。
在每年300多万考生中，2X的确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可是它表明加速高校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对于一系列即将随之而来的变化，我们的国民应该有心理准备。高校的学费将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同时高校的大门也将越来越宽，人们对它选择的余地也将会越来越大，也许最终会像国外一样，达到“想进就进”（但不一定想毕业就毕业）的理想境地。当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家重要产业支柱的时候，当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时候，当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专家和教授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心工作和生活的时候，那必定是中国真正强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