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要靠人来执行，而其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来执行，如果“得其人”，法就能“存”，如果“失其人”，那么再好的法也是无济于事的。荀子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法律是治理的开端，而能够公正执法的“君子”则是法律的根本。他在《致士》篇也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在这里首先承认法是“治之端也”，但更重要的是人，只有“君子”才能制定“良法”，才能保证“良法”的推行。如果是个真正有道德、有智慧、勇于牺牲奉献的人，无论什么制度都好；如果是没有道德，没有智慧，完全自私自利，只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的人，不管什么制度都不好，因为再好的制度也有弊端。
在历史上，明朝优秀的军事家的戚继光率领着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等到东南沿海的倭乱平息后，他又奉命被调往北方的边塞，依靠南方“戚家军”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一道铜墙铁壁。可是，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继光的军队几乎等于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儿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从财政到兵员，全依仗戚继光个人能力。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火器。他所组建的“戚家军”是一支纪律严明、注重效率与技术的新型军队，因此必然与儒家因循守旧的思维习惯及整个旧体制发生尖锐的矛盾；此外，随着他在军事上不断胜利和声誉日隆，他还时时受到来自文官集团甚至皇帝本人对他是否谋反的猜忌。而他之所以一度受到朝廷重用，主要是靠张居正的全力庇护，而张居正一死，戚继光也随之作为其党羽而被革职，这正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因此，确立“制度是决定因素”的政治理念，让一切置于制度之下。人与制度相比，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即使领导人不够聪明，政局也不会乱；况且好的人只有通过好的制度才可能被选拔和造就出来，坏人和庸人只有通过好的制度才能被淘汰。惟有如此，党和国家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而实现长治久安。如果制度不好，必定是遇贤则治，遇愚则乱，国家始终陷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治乱循环之中，这恰恰是人治的基本特征。而且在不好的制度下，有才能的人也可能被扭曲成庸人，好人也可以被改造成坏人。反腐败斗争也充分表明，主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靠学一学、讲一讲、想一想等道德自律方法，来解决本应由制度来解决的问题，效果微乎其微。正如邓小平在23年前就指出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思路，方为治本之策。
《中庸》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制度产生的效果如何，关键要看执行制度的人。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以健全的制度来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因此，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最重要的，是根据制度需求，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短缺，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易而言之，就是把“政治制度化”，建设“制度化的政治”，这是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根本性创新。
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清·戴震
【释义】圣人治理天下，能够体恤民情，实现满足人民的欲望。
戴震不仅承认人欲、肯定人欲，而且还进一步要求统治者能够“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认为古代圣贤都是为民谋欲的，最好的政治是让人民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对程朱理学“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存理灭欲谬论的当头棒击。
郑板桥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集横溢才学和清政勤勉于一身的廉吏。他在潍县任知县时留下的名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至今仍广为传颂。据说，郑板桥在潍县当县令时曾下乡微服私访，看到一户人家门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郑板桥即令差役速回衙取来一袋白米和一些衣服送给户主，户主感激不尽。事后，差役问其原故，郑板桥笑曰：“这户人家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过年啊。”
郑板桥以儒雅风范体察民情、善解民意、爱民如身的做法实在让人感佩。古人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善为政者，必重民心；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清代唐甄曾言：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意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通晓民情，通晓民情的人，必定亲近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之本。在工作中，我们党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建立鱼水情意。从毛泽东同志在三年困难时期拒吃猪肉，到刘少奇同志亲自接见掏粪工人；从周总理冒着余震的危险视察邢台地震灾区，到彭德怀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所有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体察民情的殷殷情怀。正因为群众路线的强大威力，使得我党能够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民如身的优良作风得到了传承。孔繁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孔繁森看来，藏族老人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藏族同胞的疾苦无时不牵挂在他的心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阿里地区的各个乡镇村落，他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藏族同胞的心坎上，在青藏高原树立起共产党人的爱民丰碑。
作为反面教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少数干部则是养尊处优、官气十足，身为公仆却不具备公仆的素养和姿态。这些干部对群众的正当呼声充耳不闻，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他们与上级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与百姓的关系则是“油水”关系。他们把群众视为“刁民”、“贱民”和“草民”。他们把“下基层”变成了“吓基层”，下乡途中往往警车开道，前呼后拥。这些“公仆”连封建官吏爱民、济民这个最起码的素质都不具备，更谈不上是做新时期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了。
对于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无法把好节欲与纵欲的关口，一味追求个人欲望的实现，违背党纪国法，违背官德原则，不能热心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谋利造福，与群众同甘共苦，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把个人的欲求置于群众欲求之上，不仅为害自身，而且必然导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良。因此，在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中倡导慎欲，以理导欲、以理节欲、以理制欲，“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追求个人欲望的实现，千万任性不得，放纵不得，不能违背党纪国法，不能违背官德原则。适度为利，失度成害。做到节而不过，遂而不纵，谨防伤身败德，以理导欲、以理制欲要处理好民欲与己欲的关系。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民情，真正体恤民情；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还要更多地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畅通党和政府联系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仅要坚持与民同欲，同甘共苦，而且要把“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作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热心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谋利造福，而把个人的欲求置于群众欲求之下，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知识链接：刘邦的“吾不如”
在楚汉相争中，无论是总体实力还是个人素质，刘邦都难与项羽匹敌。最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还是拱手交出了胜利。尽管他愤愤不平：“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天意”，然而“天意何曾袒刘季”。
这种结局倒是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性格决定命运。如果对项刘两人的性格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长短优劣。项羽自以为是超人，因而唯我独尊，行事“一言堂”，把“一把手”当成了“一霸手”。当项羽打到成阳时，有人劝他说：“关中险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劝他定都咸阳。对此，项羽答了一句话，可以说是流传千古：“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可见，这位大人的胸襟，只是想在富贵之后，给故乡人摆摆威风，否则人生滋味就大打折扣了。听其言，观其行，他注定是位失败的“人杰”。
与项羽相反，刘邦则有过人的胸襟，擅长择善而从。最初，他有意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在对他说了一番道理，他愉快地收回成命，定都关中，并没有觉得丢了面子，而且赏给娄敬五百黄金，授予官爵。最能说明刘邦胸襟的，是他的这样一段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者也。”
身为一国之君，公开承认“吾不如”，颇有过人之处。汉高祖之“高”，胸襟之宽，远胜项羽一筹。
宰相肚里能撑船，是大胸襟；心眼没有针鼻大，又是一种胸襟。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称之为君子风范；锱铢必较，小怨必报，属于小境界。做人的胸襟大小，往往与做事的成功大小密切相关。成就大事业者，必有大胸襟，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听种种逆耳之言，能用两头冒尖之才。有大胸襟之人，不会陷入个人恩怨而不能自拔，总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而赢得人心。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
【释义】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足？百姓不富足，国君怎么会足？
鲁哀公迫于当时年来饥荒，用度不足的现实，与有若讨论荒年财政紧张怎么办的良法。而有若则要哀公行彻法，哀公就大惑不解了，现在十抽其二尚且不足，如果要行十取其一的彻法，那岂不是更加用度不足了吗？“国用”与民生的矛盾，贯穿古今，关系民命。鲁哀公的想法，恐怕与多数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年饥”而不思救民饥荒，只算计君上“用不足”怎么办，似乎国与民利益是相反的。有若则镇定地说：君靠民养活，民如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养君？世上哪有百姓吃饱只饿着领导的？真可谓义正词严。他一语喝破千古剥削者的无限贪婪。“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也有点振聋发聩的感觉。其实像鲁哀公这种领导是很蠢的，只顾着眼前利益，只算着自己“用不足”的人总有一天会落得“孰与足”的下场。有若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的儒家思想，他们是主张民为国之本的，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这一思想的表述，而有若的看法则应该算是政策上的具体实施了。
唐朝前六十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者总结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强，认真贯彻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为君之道，知道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说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方针的确立，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
看起来这样的观点与真实的经济收入有矛盾，但我们只要明白国家的财用来源取自于民，那么，只要民富足了，国君的财用才可富足。相反，如果民生凋敝则国库休想富足，想要富国，先要富民，而要富民则先要裕民宽民。
政府要人民做事情的时候，不仅要有名义，更重要的是要给百姓实实在在的“惠”，才可以使百姓心悦诚服，使社会和谐发展。在危机处理中，，必须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当不得不干预到百姓生活时，对人民要有足够利益上的补偿，不可以任何非法名义干涉人民的私权，也不得以公共利益干涉人民私权却不给相应的利益补偿。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当政府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民的利益应当是首先得到尊重的，危机处理中，立法者和执法者不可以只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因为，没有个体正义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正义，也就不可能构建好和谐的社会。他已经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明到。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商君书》
【释义】所以圣人治国，考察民情风俗来建立法制，就能治理得好，研究国情抓住根本，政策才能得当。
商鞅的这句话强调了国情对立法的重要性。商鞅变法之所以在秦国得以顺利地进行，正是因为他在立法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秦国的实际国情。此外，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过：“凡天下之治，必因人之情”，此后很多思想家都有过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而中国的立法也都遵循着察过而治的基本原则。比如我国当代刑事立法中“死缓”制度的设立，就是充分考虑到我国现在特有的国情而制定的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刑罚立法，并在实施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假如不考察当时当地的民情风俗，不研究了解国家的根本，那么，虽然建立了法制，民众反而会混乱，政事虽然繁忙，而所取得的成就反倒少得很。因此，我们强调立法者要充分考虑、尊重人心人情、所向所愿所望、民众的习惯风俗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