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中国人是很重视家的，传统的大家庭四世同堂。在这一点上，美国许多老年人羡慕不己。在美国人看来，我要有个家，并不像台湾人歌曲那样，笨呼呼的地意味着：一个不需要很大的地方，而是（haveababy）有个孩子，否则便等于同居，家庭就没有任何稳定性、双方也没有任何责任感。
按中国的汉字，家，就是宝盖头（房子）底下养着一头猪。中国人有了猪，就有了家。美国人认为夫妻关系并不可靠，孩子就是家庭稳定的保证。而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则认为孩子倒无所谓，只要有了猪，家就有了稳固的基础了。
我很不同意杨锋女士在《干校六记》中对猪的贬抑，对狗的褒扬。
她写的是多少年前的旧事。在河南农村，孩子拉大便还没有完，狗和猪就等着美餐了。不过狗很有君子风度。耐心地等着，而猪却性急，把孩子拱倒了。我看到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两个流派的美食家都很有风度地等着，猪似乎有谦让精神，相持不久，发几声含混不清的牢骚，先自飘然而去。
我年青时，下乡劳动，每天早上起来拾猪粪，别人一早上拾的很多，而我却往往空手而返。后来小伙伴告诉我，不要东游西转，只要紧跟一只，表现出一种从一而终的执着，它如果还是不拉，你就用细竹枝（最好是带嫩叶的，发出竹叶的清香的）在它的臀部、尾巴两旁扫扫，不久它就和你默契配合了。
我试了一下，果然灵验，收获甚丰。
自此以后，对猪有了好感，猪也对我报之以友谊。有时，不等细竹枝扫及它通便的敏感部位，一看见我，便很有哥儿们义气地等着，把后腿往下蹬。拉完了，有时体积不大，分量不足，只有两三小粒，它那小而多情的眼中便有惭愧的神色，不声不响地走了。有时拉下一大堆，望着那腾腾上升的的热气，它便得意地哼着（也许是像母鸡下蛋后的凯歌吧）甩着尾巴，以一种英国绅士的庄严神态走了。
连一声感谢的客气话都不要。
这是何等的憨厚个性啊，老鼠若和它相比，如果不自惭形秽，那就良心大大的不可救药了。
老鼠是自私的，美国作家亨利肖说老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利可图，我要补充说，除了在属老鼠的人家里。
我太太和女儿忍受不了老鼠夜里磨牙的骚扰，在屋角放了一些毒老鼠的药，便安宁了许多。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女儿的房间里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飘飘忽忽的恶臭，地板拖了几遍，仍然不见什么效果。终于发现，一只长尾巴的大老鼠死在书架背后。我太太惊叫一声，面如土色，差一点哭出声来。我走过去一看，原来老鼠已经幵始腐烂，有些液体从腹中流出来了。我女儿看都不敢去看。此时我意识到，是我拿出猪八戒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来的时候了，就戴上口罩，用火钳夹着丢到楼下垃圾箱去。途经楼道，家家户户都皱眉掩鼻，真是老鼠过楼，人人喊臭。
从此以后，我就更加自卑。
尤其是那一年猪年来到之际，猪的形象大放异彩，纪念邮票上猪的憨厚善良之态可掏。本来猪就是六畜之首，这下子更有福将的神气。猪的好处自然更是广为宣传、颂扬、猪皮、猪鬃是出换取外汇的，至于猪肉，自然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大众化的食品，营养十分丰富o只有美国人、德国人、还有一些欧洲傻瓜不敢多吃，说是脂肪太多，胆固醇高，吃了容易发胖，所以德国的猪蹄是经过提炼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倒是烟味十足。尽管不吃猪肉，这些莫名其妙的洋鬼子，还是热衷于减肥。美国小城市的自行车道上，早晨、黄昏都有坚持不懈的跑步者；德国人则把自行车架在汽车顶上，到髙低起伏的山坡上去骑，背上还负着重重的行囊。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皮下过多的脂肪化作汗水和蒸汽。风气所及，就连香港半山的林荫道上，不但白天有人练长跑，到夜晚七八点钟，路灯下仍然可以看到穿短裤的洋女士在跑步。她们这样苦心减肥，女孩子连巧克力都不敢吃，一心为了保持苗条的体型，可是上帝偏偏要惩罚她们。据一份欧洲报纸上的统计，全世界十个胖子大国，德国荣登榜末，就是屈居肥人国榜求的美国，其雌肥也不可小觑。到街上、大学校园去看，一个个胖然大物，走起路来，巍巍然，颤颤然，咻咻然，吁吁然、得得人心里悬悬然，怯怯然，不知何时肉山将倒，肥国将倾。为避此等倾国倾城之祸，小民只能学汉武帝作诗望美人的姿态——远而望之。
中国人形容女人胖叫做胖猪，对于美国肥女，那可是美化了她们。应该把她们叫作大象才有点现实主义精神。不过，比喻都是瞥脚的，大象还从容地行走，美国胖女人，连走路都很困难。南俄勒冈州大学英语系的走廊上有一张长椅，看起来可供四个人休息，一个胖女生走过去往上一坐，椅子便发出痛苦的呻吟，两旁的空档绝对容不得像我这样并不算胖的人切入。我很奇怪，她一个人占据了四个人的座位，一点抱歉的神色都没有。一打听，原来，椅子专门为胖女人而设。将近二百公斤的体重，压得她无法一口气走完一条走廊。
这是对不敢吃猪肉的美国女人的最大嘲笑。对这些女人，我如果能把她的体积缩小到像猪一样，我相信，她们会吻我，甚至舔我的脚后跟。但是，我虽有同情，却没有法术，而且大热天，她全身的汗气弄得走廊上好像桑拿浴的蒸汽房，我别无选择，只有远走高飞，以免窒息。
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我对属猪的崇拜，同时减轻了对于属鼠的自卑。老鼠再丑，常规走路的速度无与伦比，就是常人去不了的地方，上可作梁上君子，飞檐走壁，下可挖洞穿壁，于坑道学，术有专攻，就是偷油打翻了油罐子，溜起来留下一路精致的油脚爪印在洞口，也让馋嘴的猫望洞兴叹，比美国大象来，是何等飘逸而潇洒，我的女儿很想在精神上彻底解放我，让我在太太面前更男子汉一点。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看鲁迅的《朝花夕拾》，其中讲到鲁迅小时候，很喜欢一张年画叫做老鼠结婚，可见在传统民间艺术中，老鼠还是很可爱的。那张年画我见过，老鼠新郎戴着状元式的乌纱帽，很秀气的。但新娘却用红纱蒙着脸，不知长相如何。
女儿去问她妈妈，老鼠新娘为什么用红布遮着脸？我太太说那个新娘子，不是瞎子，就是长得千姣百媚，可心肠太软，顶不住老鼠甜言蜜语。加上胆于又小，不敢看老鼠那副尖嘴猴腮，可恨的德性样子！
论搞腐化的产生和消失
搞这个特殊词语，是随着解放大军的胜利洪流传遍大江南北的。据说，原来是四川方言，经过革命烽烟的薰陶，搞的身价就不可小觑了。普通话中和其它方言中的搞多多少少有点贬义，上海话中的搞七念三，是做事没有头绪，头脑不清醒的意思；广东话有没有搞错，（读cua），有误会很大、近于离谱的含义。
在普通话中，搞和拌有点接近，但是拌是中性的，而，搞却有一点嗳昧的联想。如，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的，若是小葱搞豆腐，不是葱太软，什么也搞不成，就是乱来，搞得个一塌糊涂。搞还和普通话中的搅有点接近，搅的动作有旋转性。光是旋转，对于翻天覆地的事业来说，是不够的。搞革命的旋转性能，是全方位的，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正是因为这一点，搞字获得了雷霆万钧的声势。
我们只能说搞革命，而不能说搅革命。
虽然搅和搞，同样能引起混、乱和浑的联想。然而，中国人在潜意识里是崇拜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的，就是农民革命，也是历史的扛杆；能把封建王朝一个个橇翻。无非是牺牲大一点。谚云：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来一点红色恐怖，乱了敌人而已。至于老百性，是不怕乱的，有道是：杀头不过碗大一个疤。民歌更有豪言曰：杀头好比风吹帽，做牢好比游花园。上海大革命时期民歌则更为豪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叫做剐？就是把活人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断了气还耍割，直到薄得刀下不去为止。
形容英雄的常用语是：视死如归，其实是不够的；在中国真正的英雄应该视剐如仙。
这是搞革命的前提条件。
革命原来是革天命的意思，天命，就是上天注定的，不言而喻的信条。越是天经地义，老子就越是不买帐，阿Q革他妈妈的命，此之谓也。用文言来表达，叫做反正，用毛泽东口语化的说法，叫做造反。不管是造反还是反正，这个反字，是全部精华之所在。平时是正，顺理成章，一到搞运动，就把逻辑搞反过来。平时刘少奇是革命的，可是运动一搞，逻辑颠狂起来，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平时，牛头是在牛尾巴前面的，到了搞运动，牛尾巴就到了牛头前面去了。中国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最有魄力的。全部魄力集中在搞字上。人民公社，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人共产主义，当然要搞。文化大革命则更是触及灵魂的，不搞它个天昏地暗，怎么能显示史无前例的气概！
搞的话语，凝聚了传统文化义无反顾的、英雄盖世的光辉。
要跟得上时代，不当保守派，不当观潮派，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极端古老的文化传统弄得和西方极端的现代派诗歌一样——扭断逻辑的脖子。
明明是浩劫了，可仍然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这是当时声势显赫的一位将军所宣扬的搞的逻辑，也可以说是一种搞的哲学。可惜他后来和飞机一起摔在温都尔汗沙漠了，为他颇为壮观的生命画上了最小最小最小的、冒烟的惊叹号。
这位将军后来失败了，他推行的搞的逻辑哲学灰飞烟灭了吗？
浩劫之后，许多深刻的学问都经受了八级地震，唯一安然无恙的就是潜在的搞的哲学。搞仍然是汉语中最活泼，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其语义仍然在扩张，大有淹没一切动词，取代其全部功能之势。
神圣的革命事业可以搞，世俗的恋爱也可以搞。这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征程和爰情历险，同样艰难曲折、福倚祸伏、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九死一生、绝处逢生。不搞怎行？
干革命，干字太平淡；谈恋爱，谈字太苍白。革命和恋爱丰富的内涵，用李清照句式套一下，岂一个干字了得，岂一个谈字了得。光是干，拼了老命干也罢，光是谈，拿出吃奶的力气来谈也罢，谁能保证成功？不拿出搞的气概来，先把它搞混、搞浑、搞乱，甚至搞烂，更不怕搞惨，不拿出上海人所说的搞七念三广东人所说的搞错，也就是勇担的风险气魄来，做什么都没有希望。
而且，一个人没有搞人的气魄，可能被人搞臭。
搞虽然是革命的精神所在，和一切旧传统观念作彻底的绝裂，却蕴含着古典文化的雍容大度，兼容并包的精神。用一般的修辞方法，还真有点难以概括，实在要形容一下，只能到自然科学术语中去寻找：自燃的氢和助燃氧化合为灭火的水，可能是最好的喻体。搞字可以把最不相容的理念和谐地化合为一体。比如说搞人和搞鬼，表面上看来，应该是相反的，搞的对象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一旦和搞化合在一起就差不多了。搞鬼是搞阴谋的意思，搞人，是整人的意思，同样也须要搞阴谋的艺术。汉语也真有点奇妙，不管正面还是反面，肯定还是否定，常常水乳交融：差一点跌倒，差一点没有跌倒；不可战胜的，不可战败的，意思是没有区别的。
不过，搞人和搞鬼可能有点例外。
整人远比搞鬼庄严。如果觉得搞阴谋太麻烦，公开搞一点阳谋，则气势更为浩然。
只要名义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搞的。
借着搞字的光辉，许多不便明言的事，都有了体面的名义。发横财，太可疑了，叫做经济上搞活，就精彩多了。贪污，太难听了，改成搞一点灰色外快，就理直气壮了。通奸怀孕，也不太雅听，说成把肚子给搞大了，就可能令人同情，佣人，多少有点不尊重人的意味，说成是代搞家庭卫生和烹调，就提高了档次。小偷，太难听了，说成在别人口袋里搞没本钱生意，其神通，就会令人肃然起敬。
搞字的功能很多，其中最为奇妙的就是现象学所说的遮蔽作用。用老百性的话来说，就是颠倒作用。搞死是坏事，搞活在字面上和它相反，应该指称好事。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Q搞死并不坏。如果你向一个女孩子求婚，她老是不理睬你，经过一番努力，突然她说了真是的，再不答应你，真要把人都要搞死掉——，你的幸福之神就降临了。
而搞活，却并不简单。
俺们当大学教授的，常常为学生从中学带来的僵化和教条而头痛。佛祖讲学，最佳效果是，天花乱坠，顽石点头，可是忍受过全国统一高考所谓客观题、标准答案紧箍咒酷刑的学生们，虽然有顽石一样的表情，却无顽石一样的灵性。高考录分数取线，一届比一届高，可是石头们却是一届比一届顽。弄得教授们常有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之叹。要是发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在世，肯定把他们塞到隋性元素一族中去。大学教学的宗旨，就是要把学生的思想搞活。试尽千方百计，常常难以奏效。终于有一天，一位先生石破天惊，一言九鼎，比之我从孔夫子到鲁迅那里学到的还多。
他说，搞活就是搞乱，不把他们那些所谓的客观题标准答案，统统搞乱，怎么能活？
这使我突然想起了陶渊明笔下的那个误入桃花源的幸运儿的感觉：豁然幵朗。
《文心雕龙》作者彦和刘先生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诚哉，斯言。
我不但在教学上受益不浅，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大有长进。是啊，不搞活，就是死水一潭，一潭死水，哪怕清可见底，能打到几头鱼呢？清水无大鱼，这是文明古国的智慧的结晶。要把水搞混，大鱼才能有藏身之处。浑水摸鱼，才能干大事业，成大气候。这叫做：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只有死水大浑，才能油水大捞。
这里有个哲学道理，叫做对立面的转化，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变成好事。
搞字里有这么大的学问，真是始料不及，我一下子想起了被并非纯种的上海人所瞧不起的江苏北部的人表示惊叹的口头禅：乖乖隆的冬，韭菜炒大葱！
四
搞革命时代过去了，对搞的崇拜心理却青春常在。在一切职业之前都加上个搞字，搞运输的，搞基建的，搞三陪的：依然时髦。不管什么职业行为，你不把它搞乱、搞僵、不搞死搞活，不搞七搞八，能出成就吗？就是搞哲学的西方大师，也一样，结构主义才搞了没有多久，解构主义不是就把真善美都统统都搞成火葬场烟上的一道青烟了吗？
把一切日常活动都成为搞的宾语，这是中国人的创造，也是汉语能指的伟大胜利。
搞点饭吃，搞点外快，搞点幽默，无疑有潇洒风度，相反，说，煮点饭吃，拿点外快，来点幽默，就显得呆头呆脑、小里小气，缺乏想象力了。什么都可以搞，具体的可以搞，抽象的也可以搞，连搞个屁，也算搞。有名堂要搞，没有名堂，也要搞，连鬼名堂都能搞。搞不出什么名堂，就泄气了吗？
NO！
要坚持搞，总有一天，会搞出名堂，像电影上日本皇军常讲的那样：名堂，大大的。
在我国20世纪革命创造的词语中，搞字词组含有贬义的极少，搞腐化算是一个。虽然有点煞风景，但却令人神思飞越，可以自由联想到腐烂的动物躯体，蛆虫成团地翻滚，令人翻肠倒肚的气味。
对于搞字的革命光辉，真是煞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