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北大生活之最
最难得一见的：
不是校长马寅初，而是班主任，开学时于班会上亮相，嘴上没毛，自面小书生也。四川口音颇重。自此以后，杳如黄鹤，待到毕业典礼，方得第二次相见，书生风度如故，面白如故，四川口音如故。
最难忘的报告
系主任杨晦讲北大五四时期，本校正式学生无法人住北大宿舍，而外来旁听生却傲然占据。经多方辩论，方认理屈，乃拂袖而去，口占有云：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大爷回家住。一时遂成北大民谣。惜未为北大民谣研究会注意，未能载人当时之民谣周刊。
最可同情的：
一东德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东德属于苏联阵营，而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0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生，于爱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八十五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北京大学留学。
万千大字报先为风雨冲刷，后为学校工友细心洗去。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判其道德堕落。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团藉。
嗣后，学校方面作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日：讲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讨之声四起。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其怪之三：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处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叫得出贵班班长。张xx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班长姓吴。
最尴尬的：
时常走错课堂，一旦铃响，发现误入，早已身陷桌椅及端坐之人群之中，脱身之难于李白出蜀道，一日，坐入二百人之阶梯大教室，待发现所来非中文系教授：不戴帽子，仅戴一蓝色遮阳帽檐。所讲之题目为：一加一不等于二。四座学子，如坐春风，秩序井然，奋笔捷记，沙沙有声。虽然似懂非懂，为不致贻笑大方，乃作深为希腊古典哲学迷醉之状。
多年后，每与学人谈及哲学，此一经历成为吹牛之资本：有幸亲耳聆听大哲学家金岳霖之课程者，于今世尚有几人邪？
最瞧不起的：
四楼一同学，独居一室，多年来，独来独往，无人为伴。细问之，此人乃分配至新疆工作，而拒不前往报导者。不服从祖国需要之人，不配为新中国之大学生，理应为我等所不齿；全体同学自觉与其划清界限，理所当然。
最难以实现的格言：
反右前期，吾与一新闻专业同学常常相聚，坚信胡风不是反革命。运动进人第二高潮，深挖暗藏之人民敌人阶段。遂忧惧日甚，不知何日沦为右派分子。约定每日于小饭厅（今日之所谓三角地也）边相见，通报祸福。一日姗姗来迟，面色阴沉，云：吾己成分子矣。为双方安全计，约定不再见面。该同学临别赠言为：
让我们学会自私吧！
积数十年之经验，坚信言之甚易，行之甚难。王阳明先生知易行难之说，于此又一证明也。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日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得毛线一束。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盖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难幽默的：
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然而，北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人北大以后忘记党国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还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跳下。偶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于小组坦言，读《史记》，从怀疑刘邦人品，联系到毛主席，此等思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二十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前已经退归林下，待弄几亩薄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乐。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乃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二年后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四十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份，不敢索赔也。
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也。
马寅初的硬幽默
五十年代的马寅初给我第一个印象，是七十开外，身体很硬朗，虽无鹤发，但有童颜。《新体育》杂志报导他，除了经常爬山，不管冬天夏天，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
第二个印象是人挺怪的。他请了李富春做报告。一开口，他并不尊称李富春为李副总理，也不更平等地称他为同志，而是称他为李先生。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自称我，而是兄弟。在记忆里这样自称的，在电影上、话剧里，大抵是黑社会分子，或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李富春开始讲话以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听人说，他的耳朵不大好。又想到他是一个民主人士，解放以前和周恩来总理有很密切的交往，称兄道弟是家常便饭，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似乎只在学校的公众场合中出现；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很难具体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似乎距离非常遥远。只有几次是例外，那是1956年百花齐放的政策才提出来不久，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教师在课堂上念讲稿。他说一个教师花上五十分钟，慢吞吞地所念的篇幅，学生最多只要二十分钟就看完了。一学期下来，他作了一个统计，光在一个课堂里就浪费同学多少生命。这篇文章，很是深入人心。同学们奔走相告。这样，我又强烈地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我的联系了。但是这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他又慢慢从我的感觉中消失了。直到1957年5月，北大大饭厅面前出现了民主墙，大字报满大飞了，中文系的几个学生要出版一个同人刊物名字叫做《广场》，在大饭厅与小饭厅之间竖起横幅：《救救孩子》。他在人群中出现了，不久就看到墙上有了马老为《广场》捐助人民币五百元的消息。这时，我不能不对他投去崇敬的目光。很可惜，几天以后，他的助理，宣布马老撤消了他的捐款，原因似乎是对于这个刊物不大了解以我当时的想像力，完全可以推测一定是有人对他施加了影响。他的形象，未免暗淡了下去。
过了一年，他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刊物《新建设》上发出来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与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毛泽东唱反调。后来就有一些学者对他表示了不同意，其中包括王亚南先生。但是他并不买帐。继续坚持他的论点，进行反驳。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1990年我在德国才看到一本着作，说他此时最大的压力是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做一个检讨过关，他痛苦地拒绝了）最后弄到学校里要开会批判他了。由于他地位和声望，起初，只在哲学楼的一个教研室里开了一个小会，通过扩音器把会场内的发言和他的答辩向全校广播，我记得是在北大的一个小土坡上半躺在那里听的。马老并没有服气，仍然平静地坚持他的观念，他那满口浙江官话，除了我，周围的同学几乎没有什么人听清楚的。凭良心说，马老也不是没有把柄。例如，当时传为笑谈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如果不节制人口，将来就要侵略邻国。还有：中国农村人口增涨太快，是因为农村没有电灯。弄到后来，对他的批判发展到幵那种大会大轰大嗡的程度。记得是由党委副书记冯定主持（有意思的是冯定自己在几年以后也挨了批判）。很久马老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仍然是拿着一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底下就有人喊口号。马寅初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伯。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历史已经给马寅初以最高的赞扬，他的远见卓识已经得到举国一致的称颂。这也并不是说，马寅初的理论，就没有一点粗糙简陋之处。但他在面对高呼口号的群众仍然能够从容自若，硬着头皮顶住，甚至还能幽默一番，这是当时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绝对不可想像的。像我们这样在遇到压力就检讨过头的苟活的芸芸众生，每当回忆及此，都不能不在他的精神境界面前感到汗颜。
最可惜的是，历史对他的平反来得太晚了。当平反的通知到达时候，他已经是百岁老人，坐在轮椅上，对于崇高的赞扬除了木然的表情，脸上巳经没有什么鲜明的生命的痕迹了。
何其芳发脾气
五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实在太多，但是，大多数教授的讲课的水平与他们的名声，有构成反比的倾向。王瑶先生以博学强记闻名，但是讲课时，嘴里老像含着一块热豆腐，好像他越是讲到他得意之处，那块豆腐越是发烫。魏建功是中文系唯一的学部委员，讲到汉字无法形容的纱处，就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了，把家乡话搭上，也还是无济于事。王力先生的用欧洲人教拉丁文的办法编了一本至今仍然风行的《古代汉语》课本，名满天下，但是上课却缺乏必要的激情，语调总是单调，而且呈下沉趋势，有时简直是越来越低，有如深情的母亲对即将熟睡的婴儿温柔地催眠。
吴组缃、朱德熙、何其芳先生却是例外。何其芳的四川口音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但是他讲话时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讲到动情的地方，他不像朱德熙先生那样冷峻，那样宁静致远，也不像吴组缃那样从容，不动声色，而是十分忘情，还辅之以完全多余的表情，激动时，还带上一句半句任性的话，愤激的话，这时他就显得有些天真。有一次，他给我们诗社做报告，谈到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经历。他当时早已经从《画梦录》中走了出来，在国统区，他真正开始了他不爱云，不爱月亮，而且要叽叽喳喳发议论的阶段。到了延安，他成了歌颂光明派，这个时期他的诗集《夜歌》一反早期有点晦涩的《预言》，而以明白晓畅的风格出现。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中文系任主任（才十五六岁，文学基本修养还比较差的贺敬之就是他破格录取的）。
在开座谈会以前，毛泽东曾找他谈过话。对于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牢骚，他不大同意。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诗歌创作中很强的个人性，和他力图与之妥协的民歌发生了冲突。他缺乏艾青、田间那样的弹性，他不能勉强自己，扭曲自己，去适应社会一时的需要，他非常坦然地中断了创作。直到十多年后，在1954年，他才了写一首诗叫做《回答》的诗，那意思不过是：鬓间的白发警示他四十的来到，身边日子已经落下树叶一样多的日子，而结出的果实却为什么那么稀少。一些只能欣赏李季式的革命和劳动场景的描绘的读者就发表了一些来信，对他表示失望甚至指责。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回答。个性温和的他，加上身为领导干部的身分，在讲台上，是很少直接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但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愤激起来，他说：这实在实在，是莫名其妙的，难道一个人工作做得不好，感到难过也不行，倒是工作做不好，心安理得，反而值得自豪吗？他激动得有点气接不上下气，真正有点发火了，连那油瓶底一样的眼镜滑到鼻尖都顾不上，一直让眼镜处于悬崖上达数分钟之久。大家都笑了，显然有的是笑他的眼镜，有的是惊异于一个着名诗人的发脾气。我也笑了。我觉得笑是心灵最短的距离。教授们在讲台上，很少有像他这样任性的，他天性难得的流露，缩短了这个名人和我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我分外感动。我记得他给上一届开设《红楼梦》的第一天，我偷偷溜进去听课，座位已经满了，只好和许多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偷听者一起坐在冰凉的台阶上听。他在介绍《红楼梦》的版本和在当时的影响的时候，说到一个《红楼梦》迷，弄得家中人不得不把他的手抄本《红楼梦》烧了，而他发现以后就哭了广奈何烧杀我宝玉！他说话时脸上流露出一副痴迷的神态，好像那个要哭的不是那个书迷，而是何其芳自己。在那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他担任过北大文学研究所所谓肃反领导小组、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在布告栏里，我看到过一张通知有什么历史问题，可向何其芳同志交代。不知怎么的，看时，觉得心情沉重，无法想像，那个讲坛上的何其芳和坐在办公室听取一些教授、研究员的屈辱的交代的何其芳居然是同一个人。
朱德熙剥笋壳
1992年，朱德熙先生过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着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逝世的消息，不胜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