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心情，说悲痛罢，我的确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我不过是朱先生的一个普通的学生，普通到先生即使当面见到我，不管是在当年还是后来，都不可能认得。我没有那种朱先生在一群学生中一眼就认得出来的荣幸。
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对他所讲授的现代汉语没有多少兴趣。同学之中，醉心于文学的是绝大多数。在三年级分专门化课程时。志愿学语文的才只有百分之27。
然而我对于朱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课程却十分欣赏。从欣赏到赞赏，以致于日后，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觉。这在当年像我这样多少有点狂傲的青年来说，是很稀罕的。
朱先生能把语言课上得那么出神入化，在中国大学中文系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少见的。哲学楼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座位总是挤得满满的。我们年级文学班和语言班加起来才一百人。那些多出来的人，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过道上，暖气管上挤满了人。每次上课都要提前去，否则就有站着听课的危险。
其实朱先生的课上得很朴素。
他没有王瑶先生那样风趣，那样博闻强记，也不像王力先生那样气魄宏大的理论构架，更没有系主任杨晦先生那样独创到不合时宜的程度。当然，他也没有何其芳、蔡仪先生那样大的名声。说起来，在那五十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学术自由的风气还是十分浓郁的。杨晦先生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大加纪念的年头，居然在论文中说，关汉卿并不像田汉在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充满革命热情，而是一个浪荡文人，可以说是在乌七八糟的环境中的一头猪。这引起了戴不凡先生的怒火，说是对关汉卿的污蔑。他轻描淡定地笑了笑，说我污蔑他干什么，他如果不是猪，在那种年代，他就没法活下去。
杨先生顺便谈到了夏衍把茅盾的《林家铺子》都给改坏了。本来是表现日本经济和军事侵略的，给他加上了一个资本家大鱼吃小鱼，就走了样。甚至连巴金，他也不以为然，说是他的作品不过是像中学生一样写得比较热情一点而已。我提出《家春秋》还是不错的。他说，如果把这三部删改成一部就好了。
在这样星光灿烂的学术巨星之中，朱先生无疑是一个后辈。他不以惊人之语见长，他的魅力不在片言只语之间，而在他的雄辩。
他上课不像游国恩先生那样发讲义，也不要求大家记笔记。每堂课只发一张油印的例句。他的观点，就从例句中分析出来，往往从第一个例句刚分析出一个观点，到第二个例句中，就变得行不通了，于是他就发展自己的观点，使之能够包容更广泛的客观事实。他不断平静地用最平常的语言材料揭露现有结论的不足，然后寻找新的解释，建构新的理论。
经过几个层次的曲折反复以后，他终于带领我们到了他自己相当独到的结论了。然而，忽然他又提出一个新例句，是和这个结论矛盾的，大家不禁愕然，他却坦然说，如果不用这个观点，而用别的学者的说法，可以避免这样的矛盾，但是他随手举出一连串的例句来，是其它学者的结论，不但不能解决，而且相形之下，那些结论显得十分荒谬。
只有在这时，屏声静息的课堂才开始轻松起来，一些语言班的同学禁不住点头赞叹，而我们文学班的同学也往往相视一笑，表示一种满足。
我虽然极端害怕语言课程，但朱先生的课却例外，每一堂课，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我逐渐被他迷住了。但我的被迷，并不像他的一些得意门生（如北大教授陆俭明）连走路都学他，我仍然对语言学课程敬而远之，但我却不知不觉被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所黛陶，受到感染。这是我当时所没有意识到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在编选自己的论文选集时，我突然意识到，我那些写得最好的论文，所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朱先生上课所用的。我逐渐发现，我写的最好的论文的思路，都是朱德熙式的，也就是类似剥笋壳的方式，层层自我非难，层层转折逼近的方法。
我觉得朱先生在某种意义上，用他的方法塑造了我（当然，除了了朱先生以外，还有普列汉诺夫）。
不仅在论文的写作方法上，而且我的讲课方式也深受影响。我本来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心雄万夫，极望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十分自卑，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左得可怕的氛围中，我平均每二点九年就挨一次批判，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结束挨整的命运，因而对自己有什么优点，竟茫然不觉。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广泛被邀请到各省大学讲课，我才知道，我讲课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不无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讲授方法，居然又发现了朱先生的剥笋壳的方法，层层转进的方法，自我非难的方法，是我讲授方法中比较突出的。
这就使我深深地怀念起朱先生来。
有时甚至想写一封信给他。
然而，又觉得也许是十分唐突的，朱先生不可能记得我这样一个学生。
92年在美国，误认为朱先生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作研究，得了肺癌，西亚图又离我所在大学英语系不远。因而极想找到朱先生的电话号码，打一电话表示情意。一个朋友到西亚图去演讲，答应帮忙，然而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弄到电话号码，而这时，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田小琳，她也是朱先生五十年代的学生来信嘱我慰问朱先生，我答应努力接着就是学期结束考试，考试后和我合作的教授夫妇请我吃饭，在另一个班上课的教授的丈夫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对我的课评价十分高，有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中国人是百分之二百的教授。他劝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教授，我建议你不要抽烟。我告诉他我不抽烟。他抱歉他说，在他印象中，中国人抽烟的太多了。
由抽烟我又想起了朱先生的肺癌，不知朱先生抽不抽烟。田小琳那里，我还没有回信，朱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逝世的消息却登在报纸上了。
受伤的蒲公英
——吴组缃的比喻
五十年代，在北大教授中，吴组缃先生的讲课是很叫座的。他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着名作家，和身为诗人的林庚先生一样有着精致的艺术感觉，但是不像林庚先生那样以诗人的潇洒的感性，对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作纯艺术的阐释。他的长处是警策，常常显出小说家对于生活的深思熟虑的洞察。他的精彩的论述往往并不限于艺术的理解，同时也饱含着对于生活的体验。可是他讲课的姿态说来很有一点冒险，手执一卷讲义，和当时最不受欢迎的念讲稿方式差不多。那薄薄的稿子，有时就是一篇并不太长的论文。但是他的所创造的奇迹是：薄薄的十几张纸，居然念到一学期还没有念完。
他每念完一段，就从容不迫地即兴发挥起来。讲稿上的，是书面语言的严谨的结论，而他所发挥的，则是他艺术创作和人生体验的结晶。
记得在讲到《红楼梦》中那些人物年纪都在十五岁上下，竟然发生了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爱情，连像茗烟那样的小孩子也发生了一些苟且之事。他先作了一个比喻说：你看，那路旁的一株蒲公英，如果它经过路人的践踏，就会提前开放出畸形的花朵来。这些个丫头、小厮，一个个被压抑、被摧残，结果是他们的生命在垂危之际，情感就畸形地开放了。正是因为这样，也就特别地凄丽动人。
吴先生的讲授，不但渗透着艺术鉴赏力，而且贯穿着生活的洞察力。从这一点来说，他比之任何其它教授都略胜一筹。也只有这样的双重的睿智，才能有吴组缃式的深遂和无畏。有一次，他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题目是关于茅盾的《春蚕》。当时众口一词地认为，《春蚕》中的老通宝是一个成功的保守的老农民的形象。他却认为，茅盾善于写城市生活，从根本上来说，不善于写农民。他笔下的老通宝就是一个分裂的角色。一方面，对于新鲜事物，新的科学技术，他是保守的，对于洋货他是敌对的。但是，在决策加大投人，借贷买桑叶时，又是非常冒险的。这种冒险性，事实上是吴荪甫式的，而不该是老通宝式的。他说，每一个作家事实上都有一个自己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力量相当强大，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主宰着他，几乎是鬼使神差地让他往他自己的陷井中陷下去，最可怕的是，作家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当他跌下去的时候，他是面带笑容的，舒舒服服的。
正当我们被他的阐释迷住了的时候，吴先生却仍然从容地把手圈成一个空拳，举到嘴边，习惯性咳嗽几声，又继续他沉稳的讲授了。他在学生中有相当多崇拜者，每逢他上课，连向来懒散的，善于在课堂上瞌睡的宰予们一个个都正襟危坐。他的分析方式，不知影响了多少人，就连他的圈着手咳嗽的习惯后来影响到他的一个门生，等到他能够在北大讲台上讲课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作吴组缃式的咳嗽，不过他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而且也在书斋里。虽然他这样做也许是不由自主的，但是却给人以假冒伪劣的感觉。
调戏谢冕教授
谢冕教授和我是老同学。年青时，一起浪漫，一起读诗，写诗，一起以发不正统的歪论为乐，还一起骂人，不过他骂得比较文雅，而我骂得比较恶毒。例如对那些思想比较僵化的同学，他最多说那些社会主义清教徒，而我就不过瘾，一定要接着说：什么清教徒，混教徒还差不多，一个个地瓜脑袋，只配到伪满洲国去当国民。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成了诗坛权威了，又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有一次我在美国大学里遇到一个系主任，一个老美，好斗的女权主义者，泼辣（aggressive）得很，可以说辣气逼人，居然是他的学生，还对他敬礼有加。
他为人、做事、做学问都热情。六十岁不改当年的诗人气质。对诗的迷恋使得他比较天真。连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去旅游都兴致勃勃，令人想到小女子散文家。
一帮子很有才华的戴着博士帽的门徒簇拥着他，用崇敬的目光织成光环的网络围困着他。虽然，我知道那些狡猾甚于聪明的博士们的真诚，是要打折扣的，但是，谢冕以大度雍容服众，如孔夫子一般，垂拱而治。开学术会议，有谢冕在场，气氛是自由的，但是又多了一份肃穆，没有什么人敢于像日常生活中那样以胡言乱语为荣，博士生们的黄色幽默笑话一概暂时储入内存。
进人谢冕的家就等于进人了诗的境界，博士生们情不自禁地把脚尖提起来。唯一敢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咋咋唬唬的，就是鄙人。只有我敢于告诉他，人家背后称他为文坛儿童团长。
适逢他主编的十本一套的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出版。第一本就是他自己写的。关于1907年中国文学的，这是一本相当学术化的书。比起他过去以才情取胜的书，这本带着更强的学术意味。其中有许多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学术信息，书中有抒情地描述他在空旷无人的图书馆中读《清议报》的情景，尤其动人。在这套书出版的讨论会上，我说，此乃谢冕从以才华取胜转化为以学问取胜的里程碑。
他把才拿到的泛着油墨清香的样书展示在我面前；先不翻开内页，而是把封套里面的相片供我欣赏。说是比之书他更为满意的就是这张相片。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我觉得，这的确是谢冕最好的一张相片。但是，我不想过分奉承他。我故意作异常认真的样子，把眼镜拿下来，端详了一番，点了点头。
他说，不错吧？
我又点了点头，说：端的不差。
他说：好在有思想深度，是吧？
我说：言之有理。这张相片有点像严复，又有点像郭沫若。但是，严复有思想而没有浪漫情调，郭沫若有浪漫情调而缺乏思谢冕满脸发出青春的光彩，期待我说出他二美兼备的话来。我让他等了一分钟，才说，你呀，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浪漫情调。
谢冕大笑。
性的高论：孙绍振比之谢冕更育诗人的激情。
谢冕很谦虚，说：我不是诗人，孙绍振才是。
我听了连忙走了过去，扶着他的肩膀说：谢冕什么都比我强，就是有四点不如我。
这一下子大家，包括谢冕，都感到兴趣了。
我清理了一下喉咙，慢条丝理地说：第一，吹牛。
满座欢笑。
人问，这第二呢？
我清理了两下喉咙：慢条丝理地说：放炮。
又是欢声四起，问第三是什么。
我更加从容地说：这第三嘛，就是骂人。
在欢笑声中，连谢冕也表示，在这方面他的确自愧不如。大家催我讲最一条。
我十分爽快地说：第四就是：造——谣。
全场热烈鼓掌。
我做了一个手势，请大家雅静，说，我什么都比谢冕强，就是一点不如他。
人问：什么？
我说，这方面的差距是十万八千里。
众人催：快！
我说：艳遇。
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背朝着谢冕的都转过身来。
谢冕也鼓掌，说：这个猴子。
饭后，会还没有完，我有事，要先走。
北大洪子诚教授，也是我们老同学，对我说，你这一走，我们的会就只能光开会，而不能开心了。
我说，要开心也容易，只要像我一样敢于调戏调戏谢冕。
谢冤的书斋和童话
谢冕教授家的书迅猛地膨胀。当我来到他那显得窒息的书房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向来号称整饬的谢冕连过道里都罗着高及胸口的杂志，而他那书房则成了书堆的峡谷，我只能像海底的鱼一样侧着身子进去。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他宣布拒绝买书了。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愤激，我没有细想。
倒是想起来他在香港的报纸上的文章，说是他需要一个书斋。当时我正在香港。觉得很是奇怪。内地的教授固然比较贫寒，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多多少少有一点例外。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可以轮流到日本或者澳门大学讲学。只要出去一两年，就有足够钱买下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又听说，有一次，北大中文系已经安排他去澳门大学当系主任了。可是人们说，谢冕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内地的诗坛，是不负责任的。那时，正好他的弟于张颖武先生在我那里，我就对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一边叫着要一个书斋，一边又不肯出访。张颖武先生说：为这个事，谢老师还认真考虑了两天两夜。我说：活该，谁让他傻呼呼！
这次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会，顺便就去谢冕家里去玩玩。看到他那越发变得狭小的书房，不由得嘲笑他的糊涂。既然要书房，就该去日本或者澳门一行。考虑什么在国内的影响，又不是毛泽东，当年他组织别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自己却不去，说是中国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暂时不去外国。
他哈哈大笑，说谢冕真是太重要了，中国简直一天都离不开他。听这口气我才感到传言有误。便把张颖武先生如何说的，告诉了他。他更是大笑不已。说，：这简直是一个童话，绝妙的童话。